龙登高:南宋临安的娱乐市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9 次 更新时间:2020-05-12 20: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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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  

   摘    要:

   娱乐市场是南宋临安城市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 , 它以多样化的市场形态 , 迥异于商品市场的特征 , 在与商品市场的互动中促进了城市市场的发育与成长。娱乐业中商业化经营活跃 , 并形成了功能性的行业组织。初兴的市民群体成为娱乐市场的主体 , 其社会流动性与渗透力推动了娱乐市场的整合 , 市民文化成为贯穿娱乐市场的主线。临安独有的移民特性也使娱乐市场富有生机。娱乐市场的新兴在传统市场发展史和市民文化演进史上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关键词:南宋临安; 城市市场; 市民文化; 娱乐市场;

  

   古代社会早期的各种文化与娱乐活动, 通常主要是作为特权享受, 而不是通过市场来开展的, 一般不发生交易行为。中晚唐以后, 娱乐作为一种消费服务, 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在南宋临安, 以谋生和营利为目的的文化娱乐活动已相当普遍, 娱乐市场发育趋于成熟, 这在经济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阶段性的意义。但以往人们所关注的只是宋代市民文化或大众娱乐及其时代的新异性, 没有从市场发育与发展的角度进行考察;另一方面, 传统市场的研究则集中于商品市场及要素市场, 基本上未涉及服务市场, 从而使得这一重大的历史现象及其影响迟迟未曾揭示出来。娱乐市场具有怎样的存在形态与特征, 其兴起对市场体系的演进有何作用与影响, 文化娱乐活动在市场上展开后将呈现怎样不同的走势, 本文试图对这些重要问题做初步研究, 侧重娱乐活动的经济内涵与意义, 将娱乐市场作为城市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 以南宋临安为对象进行考察, 以期对宋代城市市场有更为全面的把握, 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中国传统市场的发展脉络与特征。

  

   一 市民娱乐的市场形态与商业化经营

  

   宋代临安娱乐市场活动丰富多样, 形态各异, 与商品市场相对应, 大体具有如下四种表现形态:货郎式流动市场、娱乐集市、娱乐常市、专业市场。

   货郎式流动市场是商品交易的原始形态之一。宋代的“路岐 (歧) 人”可称为文化货郎, 走街串巷, 虽然不兜售商品, 却提供大众所需的娱乐服务, 或杂技, 或说书, 或歌舞1。路岐人卖艺, 多选择能够吸引和汇聚观众之处“作场”表演。“每会聚之冲, 阗咽之市, 官府讼听之旁, 画为场, 资旁观者笑之, 每一钱以上皆取之”2。南宋临安, 路岐人活跃于街头巷尾, 随时寻找文化服务的机会, 作场卖艺, 随处可见。路岐人作场卖艺是娱乐市场的最初形态之一, 在唐代是娱乐市场的主要形式, 受到官府压制3, 至宋代则作为娱乐市场的必要补充而广泛存在。流动娱乐市场主要是由娱乐需求的细碎性、间隙性所致, 以满足消费能力有限的市井细民的不时之需。

   货郎的周期性流转满足农户不时的细碎交换的需要, 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周期性集市, 娱乐市场也一样。西欧中古盛期 (the High Medieval Ages) 的市集 (fair) 、中国古代的集会贸易, 是以一年为周期, 交易日达数天或一个月的大型集市贸易。文化娱乐活动的群众性, 使娱乐集市大多与此相类, 多表现为节庆、庙会等公共活动。节庆、庙会都是一年一次, 其间多举行大规模的娱乐活动, 形成一种娱乐“集市”。宋代70余个大大小小的时序性节日、宗教性节日、政治性节日, 莫不以赏心乐事的娱乐为主线4。每逢岁时节庆、迎神赛会, 各社各村组织舞队在游行中表演诸般技艺。盛大者达数十百队, 连绵十多里。如清明节热闹非凡, 各种表演“纷然丛集”, 都人不论贫富, 倾城而出。“公子王孙, 富室骄民, 踏青游赏城西, 店舍经纪, 辐凑湖上, 开张赶趁”5。庙会亦然, 如二月八日霍山行宫朝拜, 三月三日殿司真武会, 三月二十八日东岳生辰社会, 都是“百戏竞集”, 由各民间文艺社团组织。此外, 一些私家园苑也竞相择期开放, 以娱游客6。艺人追逐集市与集会, 称为“赶趁”。就像商贩在各地轮流赶集一样, 街市艺人与乐队在城市各娱乐点“赶趁”, 临安频密的节日庙会, 各种形式的集会, 各种场所的娱乐活动, 使得“赶趁”者可以随之流动, 逐日表演, 甚至一天可以在多处表演7。与货郎式市场相比, 集市型市场已经摆脱了偶发性的原始形态, 而成为定期的、持续的、有组织的市场了。

   定期集市的集日间隔越来越小, 集期越来越密, 逐渐变成每天都进行交易的常市。杭州的茶肆、酒楼、妓院, 以至整个西湖及其中的游船, 就是固定的文化娱乐常市。茶肆酒楼通常也是娱乐活动场所。临安著名大茶坊中, 清乐茶坊、黄尖嘴蹴球茶坊以音乐欣赏、体育活动吸引顾客;王妈妈家茶肆号“一窟鬼茶坊”, 当以说话表演得名, “朱骷髅茶坊”亦然。茶肆酒楼大造文化气氛, 插花挂画, 竹木掩映, 装点店面。或鼓乐吹弹, 或延艺人卖唱, 还有“花茶坊”之类提供妓女服务, 花样百出。茶肆成为人们聚会娱乐的场所, 市民的庆典宴席, 多在酒店举办, “歌管欢笑之声, 每夕达旦”8。西湖是游乐的理想去处, “西湖天下景, 朝昏晴雨, 四序总宜, 杭人亦无时不游”, 娱乐活动四季不断9, 可以说西湖就是临安最大的娱乐市场。除了节日热闹非凡外, 居民平时也常泛舟游乐, 游船画舫成为流动的娱乐常市。

   专业市场是文化娱乐市场的最高形态, 这就是瓦舍勾栏。瓦市是固定的娱乐专门场所, 专业艺人汇聚, 不间断地奉行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勾栏则是戏院、舞台或看场。宋代的勾栏有围墙, 有门收费入场, 还有戏台 (乐棚、或帐幕高台) 、戏房 (后房) 、观众席 (看席) 。观众席有“神楼”和“腰棚”等所设雅座, 可供观众安坐欣赏节目, 其间则是平地供观众站立观看。临安盛时, 城内有5个瓦市, 城外更多, 合计达17个, 南宋末更达23个。城内瓦市以北瓦为大, 这里勾栏多至13座, 各种文艺形式趋于专业化, 如两座勾栏专说史书, 甚至有的勾栏还因名艺人长期固定表演而得名10。临安北瓦可以说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专业文化娱乐市场。专门市场的出现, 表演性的时空艺术与一般生活内容的分离, 使竞争加剧, 艺人必须迎合市民需求, 努力提高技艺, 创新艺术表演, 否则就会被淘汰到路岐人的行列。技高一筹者则能长期占据勾栏, 如小张四郎;甚至名扬四海, 如汴京的丁都赛。众多艺人汇聚, 各种技艺杂陈, 使艺人之间相互交流、观摹和学习, 专业性、艺术性得到提升, 各种初兴的曲艺形式, 或在取长补短的过程中逐渐定型和发展, 或产生新的表演形式。

   南宋临安不仅形成了具有相当水平的娱乐专业市场, 还有各种固定娱乐场所, 并有流动市场与集市等形式相配合, 来满足不同层次的娱乐消费需求, 形形色色的艺人活跃其中。娱乐需求的旺盛, 娱乐市场的发育, 促进了娱乐活动的丰富多彩。娱乐业有利可图, 同时竞争激烈, 使得商业化、市场化经营不断深入, 形式多样, 推陈出新, 形成前所未见的发展态势。

   一些竞技体育的资金筹集已形成市场化模式。如相扑, 通过打擂台的形式, 以其激烈竞技吸引观众, 以丰厚的奖金吸引相扑高手, 竞技水平越高, 观众就越多, 获利也越多。组织者预先挑选好高水平的选手, 同时精心设计, 如让女相扑手先表演, 制造气氛, 吸引观众。护国寺南高台露台相扑, 选手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手, 其奖金也最高。《梦粱录·角 》所述这种情形, 在杭州以外, 在其他体育、武术项目中亦可见到类似的情形11。

   大型群众娱乐活动, 得到社会捐资而持续不衰。会社、庙会、大型娱乐活动中, 富豪之家大街铺席进行捐献、犒赏, 在两宋杭州已成风气。观潮是杭州盛事, 弄潮儿技艺高超, 数百健儿手执彩旗, 踏浪翻涛, 腾跃百变, 彩旗不湿。市民尽情欣赏之余, 犒赏弄潮健儿, 费用多由富民显宦承担。弄潮儿往往出没于生死之间, 官府自北宋以来就多次颁布禁令12, 但不能遏止。弄潮儿不顾劝告, 不畏生死苦学弄潮本领, 原因之一在于“豪民贵宦, 争赏银彩”, 犒赏丰富。西湖龙舟竞渡, 更是先将炫目的奖品挂在湖中标竿上, 以此激励竞赛者。

   临安盛行宠物豢养和宠物竞斗, 时称“教虫蚁”, 飞禽走兽, 昆虫鳞龟, 都在其中。驯鸽、擎鹰、架鹞、调鹁鸽、养鹌鹑、斗鸡、鹦鹉念诗等, 无所不有。种类之多, 花样之繁, 令人惊讶。如斗蟋蟀之风大盛, 蟋蟀迷贾似道编辑了专书《秋虫谱》, 市面上蟋蟀笼式样繁多, 争奇斗艳。由于市场需求量大, 因此有不少人专门捕捉、豢养宠物供应市场, 画眉、白鼠、鹰鹘, 都可见记载13。有被称为“五放家”的喂养和教习宠物的专业户14, 有专门训练宠物斗技者, 甚至有专门传授此种技艺者。

   与娱乐的商业化相对应, 一些商业行为也增加了娱乐形式, 以促销商品;或者在一些商业行为中产生出新的娱乐艺术形式。茶坊、酒肆、食店, 都特别讲究娱乐化经营, 以吸引顾客, 已如前述。就连各官营酒库每年开沽呈样, 也大张旗鼓, 差雇社队鼓乐, 揽官私伎女, 游行前往州府教场一试高低。通过各种娱乐活动大造声势, 旨在扩大知名度, 宣传品牌。扑卖之风大盛, 扑卖又称关扑, 是宋代流行的通过赌博买卖物品的商业行为, 含有很浓厚的娱乐游戏色彩, 宋代文献与话本中随处可见15。扑卖的商品不过是一种“利物”, 或是一个赌博道具, 不同之处则是道具兼具使用价值。小额的赌博, 有可能赢取丰厚的物品, 充满诱惑, 市民在商品买卖的同时, 获得愉悦和满足。“预行朴卖, 以为赏心乐事之需耳”。扑卖的商品多是供人观赏玩耍或新奇的物品16, 名目繁多, 四季花样翻新, 日夜不绝。

   一些文化娱乐活动, 直接源于商业行为, 如吟叫、嘌唱、耍令等表演形式。吟叫流行于东京, 南宋杭州继承下来, 又称叫声, “以市井诸色歌叫卖物之声, 采合宫调成其词也”17, 并发展出嘌唱、耍令等新的形式。商业行为通过由俗到雅的加工, 形成新的艺术形式。非商业的行业也出现娱乐化的现象。讲经布道, 本来是严肃庄重的行为, 唐代出现“俗讲”, 而宋代的讲经由寺院到市井, 进而走入专业勾栏, 佛经教义通俗化, 甚至庸俗化 (如“说诨经”) , 成为瓦舍表演的重要内容。

   娱乐业的发展, 从业者的增多, 尤其是各门文艺活动的专门化, 使艺人的行业性组织自北宋开始应运而生。蹴球普遍开展, 出现了专门研究和传授这种踢球技术的社团组织“圆社”, 或“齐云社”。说话、戏剧等曲艺的专业化与规模化, 使脚本的创作人员相对独立出来, 形成专业组织书会, 创作话本、戏文、商谜、歌词, 今日可考的有古杭书会、九山书会、武林书会、玉京书会等18。《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 南渡至临安, 不仕, 参加了才人书会。说话人同行之间称“郎”, 资深者谓“老郎”, 宋元话本中, 时有“老郎们传说”、“京师老郎流传”等说法。

娱乐业的组织, 多称为“社”, 与工匠行会之“作”、商业行会之“行”、“市”、“团”相别。临安的“社”名类繁多, 如:杂剧——绯绿社, 影戏——绘革社, 说话——雄辩社, 清乐——清乐社, 唱赚——遏云社, 耍词——同文社, 吟叫——律华社, 撮弄——云机社, 弩——锦标社, 使棒——英略社, 相朴——角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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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cearch 2002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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