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登高:南宋临安的娱乐市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8 次 更新时间:2020-05-12 20: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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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活动古已有之, 但局限于宫廷贵族的享受或平民的自娱自乐, 因而其发展受到较大限制。娱乐活动的市场化则为之提供了富有生机的运行机制, 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一, 市场化的娱乐活动, 使得广大的市民参与其中, 庞大的市民社会为娱乐活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素材取之不竭, 形式丰富多样。第二, 临安娱乐市场具有广大的消费者基础, 市场化经营不仅能够获得民间资本的注入, 而且形成源源不断的利润积累与自我扩张, 娱乐产业得以扩大再生产, 持续发展, 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第三, 市场化的娱乐活动, 形成激烈竞争, 刺激着娱乐活动的不断创新, 在竞争中还形成行业性组织, 不仅实现行业自律与行为规范, 而且促进从业者的合作与交流, 产生规模效用, 从而推动各行业的发展。第四, 在服务市场中, 等级与阶层的界限大大削弱, 消费者群体得以整合, 甚至宫廷和官府的娱乐活动也取给于市场, 文化娱乐活动突破等级壁垒而实现基于市场的资源共享, 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并汇入市民文化这一新的历史潮流之中。

   宋代社会变迁广泛而深刻, 大众文化与娱乐市场的初兴是其必然产物。娱乐市场不是临安一地独有的现象, 只不过南宋临安文化娱乐市场代表了当时的最高形态。南宋临安在中国文化娱乐和服务市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民间文化中流传久远的杭州市民人物群体可资为证。许仙与白娘子、牛郎织女、济公和尚、十五贯等脍炙人口的故事, 其中的主人公都出在两宋杭州, 绝不是偶然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也是由宋元话本奠定基础, 元、明文人加工定型的。元代禁治“说话”, 于是口头表演转为文字表现, 文人们埋头整理宋代市民娱乐市场的遗产与成果, 形成元代通俗小说的繁荣。一个朝代、一个城市产生出这么多广为流传的市民形象, 似乎很难在其他朝代、其他城市中找到如此集中的事例。究其原因, 归根于杭州的市民社会及其娱乐市场, 本质上是杭州市民文化成长所引发的历史冲击波, 形式上也是娱乐市场中“说话”等表演形式的传播之功。

   娱乐市场的发展丰富了宋代大众文化, 在初兴的市民社会与市民文化的成长进程中打下了独特的烙印。新的大众化传播手段产生了有异于传统的文化传播渠道与社会效应。市井“说话人”在传播儒家学说与思想上, 起到了经书示范与士人宣讲无法替代的作用。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发出慨叹:“试今 (令) 说话人当场描写, 可喜可愕, 可悲可泣, 可歌可舞;再欲捉刀, 再欲下拜, 再欲决, 再欲捐金;怯者勇, 淫者贞, 薄者敦, 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 其感人未必如是者之捷且深也。噫, 不通俗而能之乎!”娱乐市场自身的特征, 也使市民文化形成一些有趣的现象。张仲文《白獭髓》的一段记载耐人寻味:“绍兴间, 行都有三市井人好谈今古, 谓戚彦、樊屠、尹昌也。戚彦乃皇城司快行, 樊屠乃市肉, 尹昌乃佣书。有无名人赋诗曰:‘戚快樊屠尹彦时, 三人共坐说兵机, 欲问此书出何典, 昔时曾看王与之。’ (原注:‘与之’, 乃说书史人) ”王与之的讲史表演, 可能与历史的真实有一定的出入, 它与士人和学者的历史研究不同, 反映了市民对历史的理解与解释, 具有不同其他时代的现实特征。历史观念与历史真实是两个不同的范畴, 尤其是大众心中的历史与历史真实存在相当的差异, 这是由大众的不断演绎与解释而形成的。例如关羽、诸葛亮等历史人物的形象, 在民间观念中, 在大众心中, 都与历史真实差距甚大, 而这些人物在民众观念中的形象影响更为深远。实际上, 历史就是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复原与解释, 或者说, 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历史, 不同社会群体有自己心中的历史。讲史人对历史的演绎与解释, 影响了受众的历史观, 影响了社会生活与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南宋临安娱乐市场, 推动了市民参与文化创造与历史解释的进程。

  

   注释

  

   1 王■:《默记》卷下, 颍州“一日有路歧人献杂手艺者, 作踏索之伎”。洪迈《夷坚支庚》卷7“双港富民子”记, 鄱阳有女自称“路歧散乐子弟”。

   2 周南:《山房集》卷4《刘先生传》。

   3 唐以前的优戏技艺, 基本上是画地为场, 就地演出。见黄竹三《戏曲文物研究散论》,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年, 第33页。

   4 伊永文:《宋代市民生活》,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9年, 第260页。

   5 《?西湖老人繁盛录》。“纪”字为笔者所校, 涵芬楼秘笈本原作“营”, 夹注云“营, 原误绝”。皆误。“经纪”一词, 在宋代是指代小生意者的流行语言。

   6 如蒋苑使小圃, 春时开放, “立标竿射垛, 及秋千、梭门、斗鸡、蹴鞠诸戏事, 以娱游客”。见《武林旧事》卷3“放春”, 亦见《梦粱录》卷1“元宵”、卷19“园圃”。

   7 如“街市有乐人三五为队, 擎一二女童舞旋, 唱小词, 专沿街赶趁。元夕放灯、三春园馆赏玩、及游湖看潮之时, 或于酒楼, 或花衢柳巷妓馆家祗应。但犒钱亦不多。”《梦粱录》卷20“妓乐”。当是在《都城纪胜》所述之上扩展而来。

   8 《梦粱录》卷16“分茶酒店”;《武林旧事》卷6“酒楼”亦述之。

   9 “都人凡缔姻、赛社、会亲、送葬、经会、献神, 仕宦恩赏之经营, 禁省台府之嘱托, 贵■要地, 大贾豪民, 买笑千金, 呼卢百万, 以至痴而呆子, 密约幽期, 无不在焉。日糜金钱, 靡有纪极。”《武林旧事·都人游赏》的这类描述可以找出很多。

   10 如“小张四郎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栏说话, 不曾去别瓦作场, 人叫做小张四郎勾栏。”见《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

   11 话本《杨温拦路虎传》讲述“使棒擂台”, 由东岳仙居市的“社” (可能是乡社) 组织, 在岳帝生辰日进行, “利物”有一千贯。本文引用了不少宋元白话小说 (主要是以临安为内容的小说) 的材料。小说可以作为史料之参证, 尤其是其细致描述有助于理解史书中语焉不详的史实。这些话本多是元明刻本, 在流传的过程中不少有所改动, 但基本上反映了宋元历史实际。

   12 淳■《临安志》卷10“浙江”载有戒潮文与奏折。话本《乐小舍拼生觅偶》也说临安府尹“累次出榜禁谕, 不能革其俗。”

   13 《西湖老人繁盛录》载:“每日早晨, 多于官巷南北作市, 常有三五十伙斗者。乡民争捉入城货卖, 斗赢三两个, 便望卖一两贯钱。若生得大, 更会斗, 便有一两银卖。”话本《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中, 北宋时的沈秀养画眉过日, 通过斗画眉“成百十贯赢得”, 湖州墅客店有客人时常要买虫蚁, 有一只画眉几次易手, 从杭州辗转到了汴京市场。洪迈《夷坚乙志》卷11“涌金门白鼠”记, 有人发现白鼠, 马上就想到捕捉“得而货于禽戏者, 必直数百钱。”

   14 宋元说话人讲述唐故事的《崔衙内白鹞招妖》谓:“借得新罗白鹞, 令一个五放家架着”。

   15 “京师老郎流传”的话本《史弘肇龙虎君臣会》有一段具体详实的记叙:扑鱼者“买这鱼来扑, 指望赢几个钱去养老娘”。权贵李霸遇叫入酒店里去扑, 李“扑不过, 输了几文钱。”

   16 《西湖老人繁盛录》“关扑”条列举了43种, 包括:实物30种 (如螺钿类玩物就有几种, 杂彩旗儿之类, 及合色凉伞等文化用品和实用品) , 现场制作的制品10种, 游戏3种 (打马图、闹竹竿、赶趁船) 等。吴自牧《梦粱录·夜市》亦有所列。

   17 《事物纪原》卷9、《梦粱录》卷20《妓乐》。

   18 宋代戏文《张协状元》题为“九山书会编”;《宦门子弟错立身》, 题署“古杭才人新编”。皆《永乐大典》所收。见幺书仪《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第105页。

   19 如唱赚的社条规定, “如对圣案, 但唱乐道、山居、水居、清雅之词, 切不可风情花柳、艳冶之曲;如此则为渎圣, 社条不赛。”见《事林广记》续集卷7, 《文艺类》所载《遏云要诀》。钱塘寡妇黄可道, 为杂剧班首、锦社首, 唱赚、杂剧和清音皆精通。死后行会立碑云:“杂剧班首熊氏墓”, 徐渭曾有诗悼之。转引自前引周峰主编书, 第260页。

   20 《梦粱录·元宵》记元宵节时舞队, “如清音、遏云、掉刀鲍老、胡女、刘衮、乔三教、乔迎酒、乔亲事、焦锤架儿、仕女、杵歌、诸国朝、竹马儿、村田乐、神鬼、十斋郎各社, 不下数十。更有乔宅眷、汗龙舟、踢灯鲍老、■象社。”

   21 话本《郑节使立功神臂弓》述, 开封府富豪张俊卿等“约十个朋友起社”。“团了社”后, 同去东岳烧香还愿。此社人数少, 功能少, 延续性弱, 但有“团书”。应该说明, “社”并非宋代文化娱乐业组织的专称, 在中国民间具有悠久的传统。

   22 龙登高:《国家控制在宋代的市场手段化倾向》, 《宋史研究论文集》,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7年。

   23 徐大焯《烬余录》载“军妓以勾栏妓输值之, 岁各入值一月”。话本《单符郎全州佳偶》插话云:“原来宋朝有这个规矩, 凡在籍娼户, 谓之官妓, 官府有公私筵宴, 听凭点名唤来祗应。”

   24 《三朝北盟会编》卷77、78。

   25 《武林旧事》卷4“乾淳教坊乐部”中, 明确指称衙前、和雇的艺人, 已占教坊乐部的大多数。

   26 《宋史》卷142“乐”第十七载, 孝宗时“今虽有教坊之名, 隶属修内司教乐所。然遇大宴等, 每差衙前乐权充之, 不足, 则又和雇市人。近年衙前乐已无……”

   27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7载“胡仲彬, 乃杭州勾阑中演说野史者, 其妹亦能之。”

   28 市民, 在本文的涵义和近代西欧市民的概念不同, 严格而言, 独立发展、自主管理的市民社会在传统中国不曾存在。但宋代国家控制与经济干预远弱于唐代以前, 因此, 从某种程度而言, 称之为市民社会在传统中国仍具有一定的意义。本文主要着眼于市民的经济文化生活与城市市场息息相关, 实际上只有皇室、贵族、高官、军队等基本上可以主要不依赖城市市场, 因此他们不在“市民”之列, 但他们并非与市民社会和城市娱乐市场毫无关联。

   29 话本《裴秀娘夜游西湖记》讲道:“这临安府城内开铺店坊之人, 日间无工夫去游西湖, 每遇佳节之日……雇倩画舫或小划船, 呼朋唤友, 携子提孙……俱去夜游。”《东坡志林》载王彭尝语云:“涂巷小儿薄劣, 其家所厌苦。辄与钱, 令聚坐听说古话。”

   30 梁?庚尧:《宋代伎艺人的社会地位》, 载梁氏《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 (下) , (台北) 允晨文化公司, 1997年。

   31 “至如贫者, 亦解质借兑, 带妻挟子, 竟日嬉游, 不醉不归。”见《梦粱录》卷3“五月”。白话小说中还有更夸张的事, 《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主人公, 爱羡一个名妓, 为了一亲芳泽, 竟积三年挑担卖油的血汗钱来实现梦想。

   32 见《武林旧事》卷6“骄民”;《梦粱录》卷18“恩霈军民”介绍更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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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cearch 2002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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