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登高:南宋临安的娱乐市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9 次 更新时间:2020-05-12 20: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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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 (进入专栏)  
审美态度世俗化44。文言小说与通俗小说亦然, 部分通俗小说汲取了文人文化, 水平得以提高;而文言小说也汲取了市民文化的某些成分, 产生了新的小说形式。传奇小说原本以上层人士为服务对象, 作为晋见达官贵人的“行卷”, 转向为主要服务于普通市民, 进行劝惩的一种文学形式45。画院画家创作了反映市民生活的画卷, 除了《清明上河图》这一空前绝后的伟大作品之外, 《踏歌图》、《货郎图》、《卖浆图》、《沽酒图》、《骷髅幻戏图》、《婴儿斗蟋蟀》、《钱塘观潮图》、《西湖柳艇图》等都以市民生活与娱乐为题材。

   在临安市民文化与娱乐市场的成长进程中, 移民是一个独特的因素。移民作为其他历史时期与其他城市所不曾具备的重要力量, 推动了临安娱乐市场异军突起, 并形成独有的特色。

   临安的北方移民为数之巨在历史上是少有的, 有人估计移民在总户口中的比例甚至高达六七成46。更重要的是, 与历史上建都或迁都的移民现象有所不同, 临安移民的迁入不是一次性, 而是源源不断, 而且既不是政府强制性的统一安排, 也不是如东晋移民一样举族而迁。这使得临安移民的制度安排与政府强制色彩较弱, 家族共同体在移民中的作用也不强。此外, 来自其他地区的商业移民、谋生移民为数也很可观。因此, 移民迁入临安后没有形成家族或政府控制下自我封闭的社群, 数量之巨使移民没有边缘化, 没有形成与原住民相对隔绝或相对独立的发展状态, 而是迅速融入杭州市民社会, 并且绝大多数都仰赖市场为生。这使得临安市民社会进一步成长, 城市市场进一步发育, 而且南北习俗与文化相互融会, 共同发展。还值得指出的是, 移民容易突破旧有的框框, 生存的压力使他们更具开拓意识与创新精神。这种形式的移民, 脱离了原居地的人际氛围与文化环境, 脱离了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这种环境的观念约束与人际约束, 因而有可能更自由开放一些, 更有可能突破传统的制约而形成开拓创新意识47。另一方面, 侨居的移民, 离乡背井, 更渴求文化娱乐生活, 其旺盛的需求促进了杭州文化娱乐市场的发展。除了富豪显宦外, 一大批工商业主 (店主) 和经纪人 (小生意人) , 为临安市场的繁荣提供了资金、技艺和从业人口, 丰富了娱乐市场的消费需求与服务供给。

   大量的北方移民使得北方尤其是东京的文化娱乐成果南传, 开封文化对杭州文化产生全面影响48, 街头吆喝、小贩叫卖、勾栏表演, 汴京话声声入耳。杭州杂剧以中原音韵为主, 杂以杭州土语49。临安东岳庙就有3处, 东岳诞辰节庆热闹非凡;二郎祠就是东京的清源真君祠;城中4所惠应庙, 即东京显仁坊皮场土地神祠50。这些庙宇祭神都是北方移民传来的。

   不仅北方风俗南传, 而且移民在杭州兴起一些新的文化习俗。如杭州中元节有接祖之举, 就是因为移民无从到祖宗坟茔祭祀而兴, 逐渐相沿成习。宋代白话小说中不少主人公都从汴京迁来, 历尽艰辛, 辗转来到临安谋生创业, 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成为宋代白话小说中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 尤其吸引众多的移民成为忠实的听众。

   北方移民之外, 周围地区的农民、其他地区的工商业者与流民都涌向这个大市场来谋生。宋代城市化进程, 就是一个农村人口迁居城市的过程, 所谓“自村疃而迁于邑, 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51。作为发达的江南经济中心, 杭州吸引的周边城乡居民当为数可观。短期流动人口, 包括迁转官员、游走商贩, 以至行僧道士等, 为数可观。三年一次的会试尤为壮观52, 一般都是各地的富有家庭人士, 从中下城镇以至乡村来到繁华的杭州, 文化娱乐的消费是必不可少的。《夷坚志》与话本中记录着不少应考秀才的趣闻韵事。

   商业移民十分突出, 临安凤凰山因客商云集, 习称“客山”。富商们附庸风雅, 购买力旺盛, 刺激市场需求;他们的习俗与文娱活动也被带到杭州, 丰富了杭州的娱乐文化活动。仰山二王庙, 祀神出自江西袁州, 它是随着江西至杭州的木材贸易传播而来的。显佑庙, 其神原出常州。徽州商人、福建商人是杭州人数最多的两大外地客商帮。徽州婺源灵祠, 在杭州有7个行祠。福建自南宋流行的天后信仰很快传到杭州, 并设有顺济圣妃庙及其行祠53。这位外来的海洋女神林氏, 后来似乎超过了本地的海洋 (男) 神冯氏, 这一男一女两个海神在宋代杭州都分别建有顺济庙祭祀。后来, 本地男神不敌外来女神, 反映了外来的福建商人在临安尤其是在海洋运输贸易中的影响之大54。深受杭州市民喜爱的济公和尚, 也是一名来自天台山的外来和尚55。同时, 地方曲艺汇聚临安, 如福建鲍老达300人, 四川鲍老亦有100人。源自温州等地的南戏, 也流传临安。杭州成为其各地文化之集大成者, 南北混杂, 斑斓多姿, 异彩纷呈, 使娱乐市场富有生机。

  

   三 娱乐市场的特征及其影响

  

   新兴的娱乐市场具有自身的特征, 从市场构成来看, 迥异于商品市场;从娱乐内容来看, 不同于传统的娱乐活动。它在南宋临安特殊的环境中成长发育, 对临安城市市场体系产生了独特的作用, 也对文化娱乐业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与商品市场相比较, 娱乐市场具有如下突出特征:

   其一, 文化娱乐是一种服务, 买卖双方交换的是一种效用, 而不是货物实体。服务交易的效用与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同, 商品交易中, 经过使用价值的让渡, 卖方不再拥有使用价值;而服务交易中, 不发生有形实体的让渡。这种差异, 丰富了临安市场体系的多样性。娱乐业的商业化经营与市场化运作走向深入, 传统商业也借鉴其方式, 引入娱乐化经营, 二者相互渗透, 促进了市场经营方式的丰富多样与不断创新。

   其二, 文化服务的消费需求弹性大, 文化娱乐需要位居生存需要之后, 只有当生存需要基本满足后, 才可能出现文化娱乐的需要。因此, 必须具备较高的稳定的消费需求, 这种服务市场才能维持和发展。城市文化娱乐市场的发展, 在于其集中的消费需求与服务供给。作为江南市场中心的杭州, 在北宋时高消费就已形成规模。由于行在驻地的高消费转化为娱乐市场的有效需求, 由于对汴京文化成果的直接继承与发展, 以及大量的移民所带动的各地文化的交融, 南宋临安具有北宋杭州和南宋其他城市所缺少的有利条件;加之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从而使其娱乐市场吸纳了这些消费需求与文化成果, 远非其他城市所能相比, 并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当这种消费需求提高到一定水平并趋于稳定时, 作为生活服务的娱乐业就成为独立化的行业, 娱乐市场成为城市市场的有机构成。原来与市场隔绝的服务活动被纳入市场之中, 扩大了消费需求, 加之在娱乐活动不断创新与延伸过程中娱乐市场的扩张, 从而促进了城市市场的发展。

   其三, 服务与货物相比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这就是它的生产和消费是处于同一过程之中。服务在买方不能贮存, 而且一般来说, 对于已经购买的服务不能再出售。服务的消费是一次性的, 而服务的生产则具有重复性, 更具有创新性。如果没有不断的创新, 娱乐服务的特性会使这种市场难以持续发展。宋朝实行宽松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公开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 宋代文化的特点是自由的思想与怀疑、创新的开拓精神,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成为宋学的主旋律56。这样的文化背景促进了文化娱乐市场发展所特别需要的创新活动, 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性。

   娱乐市场与商品市场相互影响, 彼此促进。商品市场是市场体系的基础, 没有商品市场的繁荣, 不可能形成娱乐市场的持续发展;同时娱乐市场也带动和刺激了商品消费。娱乐业从业人口的衣食住行都取给于商品市场;在西湖、画舫和瓦市中, 娱乐消费者能随时获得饮食等相关商品57, 这既是娱乐消费的物质支撑, 也反映了娱乐消费所带动的相关商品消费。繁华的瓦市以其大规模的消费需求, 促进了周围的商品市场, “市肆名家驰誉者”大多就位于城内五大瓦子附近。临安的二十来处瓦市, 几乎全位于商业繁华街市或商道要冲。

   娱乐活动的增加, 使市场出现了专门供应娱乐市场的文娱类商品, 名类繁多, 别出心裁。《梦粱录》卷13“诸色杂货”列有:仿戏剧人物角色物件 (行娇惜、宜娘子等) ;杂技玩具 (线天戏耍孩儿、影戏线索、傀儡儿等) ;鼓乐玩具 (鼓儿、板儿、锣儿、刀儿、枪儿、旗儿、马儿、闹竿儿、花篮、龙船等) ;仿生糖果 (秋千稠糖、葫芦、火斋糖果子、吹糖麻婆子孩儿、糕粉孩儿、鸟兽象生、花朵等) 。“文具物件”如砚子、笔墨、书架、书攀、簿子、连纸等, 各式各样的花卉等等, 都“沿街市吟叫朴卖”。又如, 杂剧深受大众欢迎, 成为宋代社会时尚, 人们不仅欣赏艺人鲜活的表演, 还把这种表演用雕刻等形式固定下来58。一些地区出土的宋代文物中, 戏雕、戏俑等数量极多, 相当一部分形制相同, 可知是专业的批量生产。戏雕、戏俑、舞台、戏剧壁画等也用来装饰墓室, 或作为随葬品, 表明文娱表演是多么的受欢迎。

   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部门, 劳动力市场为娱乐服务业创造了前提。源源不断的移民, 都城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落差尤其是城乡差别所导致的农村大量剩余人口涌入, 为娱乐服务业提供了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 娱乐业因此能降低经营成本, 提高经营效率, 从而得以持续发展。娱乐业对劳动力的广泛需求, 反过来也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扩大和发育。娱乐市场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除了路岐人、瓦舍勾栏中的文艺表演者等外, 被称为“闲人”的大量人口是仰赖娱乐市场谋生的群体。他们有点特殊, 既不是专门的艺人, 又不是专门的消费者, 而是通过作为富人文化活动与娱乐消费的中介谋取维生之资。《都城纪胜》列举的“闲人”, 主要是以落第秀才为代表的群体, 他们不能通过传统的渠道安身立命, 转而进入文娱市场谋生。凭借棋、琴、书、画、乐等知识和技艺, “专陪涉富贵家子弟游宴, 及相伴外方官员到都干事”, 以觅薄酬59。像这种专事服侍富人游乐, 或者在娱乐场所服务者人数众多。值得注意的是, 文化娱乐市场的谋生机会有可能引导人们以此为目标而进行专门技艺的培训60。娱乐从业人员买卖已形成一定的渠道, 如歌童舞女, 在杭州都有专门的官私牙嫂作为中介雇买。这是娱乐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具体表现。

   娱乐市场的兴起, 促进了临安城市市场体系的发展。南宋临安已形成三级市场圈沟通与周边及全国各地的联系, 完成作为经济中心的辐射与吸纳功能。城内的批发—零售网络有效地组织商品的销售, 完整的城市市场体系满足了百万人口的消费需求61。城市娱乐服务与商品交流一道在街头巷尾扩散开来。或者毋宁说, 市民文化构成新兴的市场。隋唐长安、洛阳, 专门的商品市场才两三个“市”, 在一百多个坊、市中比重极小, 而南宋临安专门的娱乐服务市场数量就远过此数。可见宋代城市市场特别是娱乐市场的发展, 是隋唐时期无法比拟的。应该指出, 南宋临安娱乐市场是唐代以前中国城市中所未曾出现的现象, 虽然处于发展初期, 但在特殊的背景下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开启了此后城市文化娱乐市场的先河。南宋杭州娱乐市场形态多样, 成为城市市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市场体系在商品市场之外, 也存在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的蛛丝马迹, 服务市场又兴起, 从而使市场构成更为完善, 市场体系更为健全。尽管临安的娱乐活动基本上还属于消费者服务 (也有迹象表明生产者服务在南宋临安已经出现) , 但娱乐服务市场在临安城市市场中仍具有一定地位和作用。还应该指出, 南宋临安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其娱乐市场仍处于自然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 这种势头与方向在北宋已经显示出来, 元代仍延续着南宋的趋势, 明清杭州与苏州更臻于极盛。

南宋临安娱乐市场在中国市民文化演进史上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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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cearch 2002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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