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0 次 更新时间:2020-05-11 21:01:30

进入专题: 士族   民变   社会变迁   南北朝   隋唐  

韩昇  
冀州衡水人。隋大业初, 举明经高第, 授河内郡博士。隋末乱起, 避地虎牢。唐太宗平洛后, 授文学馆学士, 迁国子博士。33从《唐两京城坊考》卷3所收于志宁《孔颖达碑》可知, 他死于万年县平康里的宅第里。

   许景先, 《旧唐书》卷128本传载其为“常州义兴人。曾祖绪, 武德时以佐命功, 历左散骑常侍, 封真定公, 遂家洛阳。景先由进士第释褐夏阳尉……后徙岐州, 入为吏部尚书, 卒。

   张说, 《旧唐书》卷97本传称:“其先范阳人, 代居河东, 近又徙家河南之洛阳。”

   张知謇, 《新唐书》卷100本传说:“幽州方城人, 徙家岐。兄弟五人, 知玄、知晦、知泰、知默皆明经高第, 晓吏治, 清介有守, 公卿争为引重。”为武则天所器重, 家居洛阳34。

   张文瓘, 贝州武城人。隋大业末, 徙家魏州之昌乐。唐贞观初年, 举明经, 补并州参军。高宗朝官至宰相。家在长安。35

   段秀实, 段氏为武威著姓36, 故《新唐书》卷78本传载其为“本姑臧人, 曾祖师濬, 仕为陇州刺史, 留不归, 更为汧阳人”。

   士族向城市迁徙的事例很多, 无法一一赘举。如何判别士族是否以城市为本呢?我想有两个基本标准:第一, 在物质生活上是否依赖于从城市获得的收入, 例如置产业和其他经济收入, 且待下面讨论。第二, 在观念上是否以城市为根据。古人注重叶落归根, 故其身死与安葬之地至为关键。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 为了彻底迁徙鲜卑贵族, 特于太和十九年 (495) 六月下诏规定:“迁洛之民, 死葬河南, 不得还北。”不允许还乡安葬的影响是巨大的, “于是代人南迁者, 悉为河南洛阳人。”37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唐朝士族于迁居地安葬的事例也很常见。卢万春, 出自范阳, 其妻崔氏, 出自清河, 典型的名门通婚, 卢万春于武德三年 (620) 卒于郑州密县, 崔氏于贞观二十三年 (649) 死于岐州官舍, 多年后的永徽六年 (655) , 嗣子将他们重新安葬于芒山38, 明显已经迁籍河南。南充郡司马高琛夫人杜氏, 开元二十二年 (734) 死于豫章郡公馆, 后于天宝十年 (751) “葬于洛阳北邙之原, 合祔南充之旧茔”39, 也是迁籍的明证。

   移居城市, 是士族自主做出的选择。《新唐书》卷119《李乂传》载, 赵郡李乂, “第进士、茂才异等, 累调万年尉。”定居长安, 死于宣阳坊自家府第, “遗令薄葬, 毋还乡里”, 完全城市化了。

   众多士族向城市迁徙的事例, 有什么基本倾向呢?

   第一, 士族迁徙的主要动因是任官, 上述例子几乎没有例外。两京是中央机构集中的地方, 官员人数庞大, 因此士族迁入两京的情况最多。前揭毛汉光先生的研究, 将士族的迁徙定义为“中央化”。“中央化”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否为士族迁徙的一般模式, 尚需分析检验。

   首先看看天下望族的情况, 由于他们声望高、舆论影响大、宗族势力强, 是构成国家政权的重要支柱, 因此受到更大的关注, 容易直接进入中央或地方中心城市任官, 向两京迁徙的情况较多。其次, 一般士族。他们迁往城市的原因, 仍然是以当官为主。所不同者, 他们更多是担任地方官员, 因此, 其迁徙的目的地基本上是任官所在地, 并随其官职的升迁而逐步向中心城市乃至京城一再迁徙, 流动性更大些。当然, 政界升迁多须经由任职内外之途, 故大士族不乏一迁再迁的情况, 前引崔行功的例子, 即可见其一斑。

   就官场而言, 仕途都是以中央为指向的, 也就是向区域中心城市进而向京城的迈进, 这种空间移动是以政治升迁为根据的。因此, 仅凭天下名门的统计数据归纳出来的“中央化”, 不够全面。我认为称作“士族向城市的迁徙”比较妥当, 也有利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把握。

   实际上, “中央化”是“官僚化”的结果, 而不是相反。中国古代对人的价值判断是以“官”为根本尺度的, 凌驾于其他任何价值标准之上。魏晋南北朝的社会解体, 促成地方大族的崛起, 形成不同于官方标准的价值判断, 故士族能够互相激扬标榜, 睥睨官职, 以示清高。隋唐中央的各种政治举措都是要扭转这种局面, 重新确立国家政治秩序与伦理的价值评估体系。士族向中央的移动, 表明上层士族对此的认同, 虽然具有重要意义, 但还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指出的是, 如果进入两京者基本集中于大士族, 或者官员任用以大士族居多, 则其社会变革的意义较小, 说明士族社会的变化尚处于初期。

   士族迁往城市的现象主要因为任官而出现, 政治因素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 这是该时期士族向城市迁徙的基本特点。毛汉光先生在前揭论文中, 指出十姓十三房大士族著支迁移到河南比京兆府几乎多一倍, 他在全汉昇先生关于漕运等经济因素分析基础上, 更以洛阳社会文化发达的文化原因加以解释。其实, 士族向洛阳的迁徙, 大量出现于高宗、武则天时代, 甚至许多已经进入长安的士族也重新迁往洛阳, 或在洛阳营建宅第, 这与武则天嫌恶长安而长期居住洛阳, 使得洛阳成为实际的政治中心密切相关。武则天喜欢在洛阳掌控全国, 并不只是出于个人好恶, 有着深刻的政治考虑, 这是另外的问题, 需要另文讨论。就本期而言, 经济和文化尚不构成首要原因, 政治因素仍然是第一位的。

   第二, 科举起着重要作用。上引具体事例可以看出, 无论何等士族, 因科举入仕者比例甚高, 并随时代推移而不断增加, 这是因为和平时代对官员的文化要求越来越高, 以及对众多官员考核晋升所导致的结果。从唐朝宰相的出身分析, 也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高祖和太宗时代, 宰相多为创业元从;但到了高宗时代, 通过科场制举出身者, 已经和门荫出身者相差无几;从武则天时代起, 科举出身者超出门荫出身者, 而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加强;到后来, 通过门荫而跻身宰辅者几乎是凤毛麟角, 而且还羞于启齿。河东薛元超, 出身名门望族, 且尚和静县主, 却称:“吾不才, 富贵过分, 然平生有三恨, 始不以进士擢第, 不得娶五姓女, 不得修国史。” (1) 因此, 即使老牌士族也无法抗拒时代潮流, 不得不屈尊应试, 以图高就。单纯靠门荫者逐渐减少, 即使由荫入仕者, 也常见应试及第来改变身份, 表明科举已成为入仕的正途, 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 考试代替推荐, 从理论上说无疑有利于打破门阀政治, 但是, 若以为唐代科举是以个人能力为取舍标准的公平竞争, 则显然过于夸张。唐代主考官对于录取考生拥有很大的权限, 所以也就拥有相当大的主观性和任意性, 为此, 考生奔走权贵名门, “行卷”请托40, 缔结门生与座主关系等等, 司空见惯, 不一而足。旧的地方门阀关系, 转移为新的京城主从关系, 虽然谈不上太多的公平, 但确实打破了地方士族对国家用人的影响操纵, 即使出现上述种种请托依属情况, 却也是国家政治权力前提下的产物, 具有不同的性质。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科举考试也不见得就对下层寒素有利。在纸张印刷俱不发达的古代, 读书的文化成本很高, 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承受的。更何况士族具有文化的渊源传统, 从一开始就占有相对优势。科举在唐代的作用, 在于将各种私学融入官学之中, 重建国家在文化上的优势主导地位, 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 从而规范意识形态。从实际情况来看, 士族出身者的科举及第比例一直是很高的。在唐代, 科举并不是为了驱逐士族, 而是要收回选用官员的权力和确立国家的文化主导权, 将社会士庶阶层都纳入国家体制和秩序之内。

   然而, 科举制的长期实行, 却从根本上瓦解了士族政治。这是因为科举将士族的精英分子源源不断地吸引到城市里来, 一方面大大削弱在乡士族;另一方面则使得出仕者逐渐丧失在朝为官且不失为地方领袖的双重身份, 习惯于城市安逸生活之后, 他们开始看不起乡下亲属。空间隔离带来人情隔膜, 不同的生活场景及不同的利益追求, 都促使他们相互间渐行渐远, 甚至视为累赘羁绊。

   士族走出乡村以应科举, 及第后任官而热衷于在城里置业, 在城市站稳脚跟而看不起乡村, 兹举数例, 剖析此演变的历程。

   其一, 应科举, 是走出乡村的第一步, 也往往是不归路的起始, 利益与亲情不能两全, 难免生离死别, 通过偶然见到欲两全其美的悲壮事例, 可知此第一步对士子心灵的触动。《新唐书》卷194《卓行·元德秀传》记载:“元德秀自紫芝, 河南河南人。质朴少缘饰。少孤, 事母孝, 举进士, 不忍去左右, 自负母入京师。”家族期望与个人前程的重负, 在伤感别离的时候, 化成心中成就功名的誓愿, 学问早已被功利化了。

   其二, 科举入仕者, 自高宗、武则天以来便形成享有经济特权的“衣冠户”阶层41, 他们利用免交租役的特权, “无厌辈不惟自置庄田, 抑亦广占物产。百姓惧其徭役, 悉愿与人, 不计货物, 只希影复。”42把文化投资换得的官职再成倍地转化为资产, “衣冠户”肥美起来, 广置产业, 在城市里兴建新家。前引《旧唐书·李义琰传》记载:

   义琰宅无正寝, 弟义??竟Σ尉�, 乃市堂材送焉。及义?搓�, 义琰谓曰:“以吾为国相, 岂不怀愧, 更营美室, 是速吾祸, 此岂爱吾意哉!”义?�:“凡入仕为丞尉, 即营第宅, 兄官高禄重, 岂宜卑陋以逼下也?”

   连当个丞、尉都要立宅, 则官员纷纷定居城中, 蔚然成风。李义琰虽然没有在长安大兴土木, 但他最后还是在洛阳安家落户43。官员热衷于在两京营造宅第, 故行贿者也以此投其所好。《旧唐书》卷99《张嘉贞传》记载:“有洛阳主簿王钧为嘉贞修宅, 将以求御史, 因受赃事发, 上特令朝堂集众决杀之。”

   政府对官员随从家属限制的放宽, 也助长了其向城市的迁徙定居。隋文帝时代, 为了防止吏治腐败, 曾对地方官员家属随迁做过严格限制, 如开皇四年 (584) 规定:“总管、刺史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 不得将之官”;开皇十四年 (594) 再度申明:“外官九品已上, 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 不得将之官”。44这种规定到隋炀帝时代便发生了重大变化, 大业五年 (609) 规定“父母听随子之官”45。从总的趋势来看, 限制官员家属随从赴任的规定越来越松弛, 《新唐书》卷2《太宗纪》记载:“ (贞观元年) 十一月己未, 许子弟年十九以下随父兄之官所。”从两《唐书》实际事例来看, 唐朝对官员父母、妻儿甚至子侄媵侍随从赴任, 基本上是允许的。这有助于理解唐朝许多因任官而徙家的现象。

   其三, 享受城市的荣华富贵, 不知不觉中瞧不起乡村。秦汉乡里制度崩溃之后, 出现自然聚落的村46。唐朝都市人把“村”用作贬义词, 刘餗《隋唐嘉话》中记载:

   薛万彻尚丹阳公主, 太宗尝谓人曰:“薛驸马村气。”主羞之, 不与同席数月。帝闻而大笑, 置酒召对, 握槊, 赌所佩刀子, 佯为不胜, 解刀以佩之。罢酒, 主悦甚, 薛未及就马, 遽召同载而还, 重之逾于旧。

   在他们眼中, 乡村人成为嘲笑的对象。在京城当官久了, 乡情逐渐淡忘, 待乡里宗亲甚薄, 甚至拿他们作牺牲品沽名钓誉。《旧唐书》卷91《张柬之传》记载:

   柬之表请归襄州养疾, 许之, 仍特授襄州刺史, 又拜其子漪为著作郎, 令随父之任……柬之至襄州, 有乡亲旧交抵罪者, 必深文致法, 无所纵舍。其子漪恃以立功, 每见诸少长, 不以礼接。

前述赵郡李乂不愿归葬故里, 反映的正是城市士族与乡村宗族联系纽带削弱的情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士族   民变   社会变迁   南北朝   隋唐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1253.html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03年04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