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中国近代史研究特点与趋势——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2018年度《中国近代史》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4 次 更新时间:2020-05-11 16:57:32

进入专题: 近代史研究  

刘江  

   内容提要:2018年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通过对近四千种期刊发表的有关1840-1919年间中国近代史研究论文的分类整理,在尽量照顾来源期刊和作者之间的平衡及保证学术质量的情况下,精选了130篇优秀学术论文予以全文转载。转载论文所呈现的期刊分布和第一作者来源情况,反映了年度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的一个侧面。从2018年度的转载论文可以看出政治史研究平稳推进、社会史研究不断拓展、经济史研究继续深入、思想文化史研究耳目一新、人物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等基本特点。2018年度的中国近代史还表现出了学科交叉研究明显、资料更为扩展与丰富、研究者更注重具体实证研究,但宏观讨论缺乏等特点。

   关 键 词: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研究

   作者简介:刘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编辑

  

   中国近代史一直是史学界最为活跃、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与之相应,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以下简称《中国近代史》)在其历史类各专题中也是体量较大、订数较多的一本刊物,足见其在学界及读者中的重视程度。2018年度,《中国近代史》通过对近四千种期刊发表的有关1840-1919年间中国近代史研究论文的分类整理,反复比对与系统研读,最后精选了130篇优秀学术论文予以全文转载。这些论文涵盖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等几大类,编者在选文时尽量照顾来源期刊和作者之间的平衡,在保证学术质量的前提下,尽量覆盖更多的期刊和作者,以期将此阶段学术研究的典型成果呈现于学界,大体反映学界在该年度对晚清民初历史的研究现状和研究趋向。本文借此对2018年度中国近代史研究情况进行量化与内容分析,希望能够更深入地展现该年度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特点与走向。

  

   一 转载期刊与作者单位的基本情况

   2018年度,公开发表在各类杂志上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论文共计1235篇,《中国近代史》共转载130篇,涉及61种刊物,转载率为10.5%,该数据与2017年度大致相同(2017年度转载130篇,涉及69种刊物)。相较于历史类其他专题的转载情况,《中国近代史》的转载量和转载率位居前列。《中国近代史》的论文转载,既客观反映了近代史研究的课题分布现状,也在政治史研究领域有所偏重,在社会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研究等领域,注意各专题选文之间的平衡,篇目数量相差不大。

   从《中国近代史》转载论文的来源期刊整体情况看,历史学类专业期刊仍是重要来源期刊。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学类专业期刊中,如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史林》,非常关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前沿问题,2018年度刊登了众多政治史、城市史领域的优秀论文,转载量也随之增加,与2017年度(转载5篇)相比有较大增幅。在综合类期刊中,《学术月刊》《广东社会科学》《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因长期侧重于关注晚清民国历史的研究,发文较多,且质量较优,转载量也较为突出。

   从《中国近代史》转载论文的作者单位分布情况看,第一作者主要来自社会科学院系统及各高等院校,且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成都。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因其长期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领域,具有深厚的研究底蕴和科研实力,研究人员众多,研究成果丰富,反映在《中国近代史》中,转载也较为突出,共11篇,与2016年度的转载数(11篇)持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9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各5篇,这几所高校的历史学院有稳定的近代史研究队伍,在近代史研究领域实力较强。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和暨南大学文学院转载情况看,亦反映出这两所高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实力。

   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转载论文对作者和来源期刊的规定,《中国近代史》每期对每本来源期刊上的论文控制在2篇及以下,每个作者全年转载量不超过3篇,目的是将选文覆盖更多的期刊和更多的作者。该规定不可避免地会错过许多优秀论文,但保证了期刊来源的多样性与作者来源的广泛性,也利于展现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更多的研究成果和更丰富的研究观点。因此,来源期刊与作者来源单位只是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相关情况,从转载的广泛性和全面性而言,《中国近代史》应当更具客观性和权威性。

  

   二 转载论文内容分析

   《中国近代史》转载论文所反映出的研究情况,主要集中在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近代人物等方面。因部分论文在选题和研究中属于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在内容上并不适合归属于某一单一领域,为避免重复或遗漏,本文择其要者暂归入某一专题论述。同时,在分析概括时,原则上主要着眼于研究重点、研究趋势和前沿问题等方面,在其他方面可能会有忽略,此实为本文所论的侧重点不同所致,并非忽视相关论文的学术价值。

   1.政治史研究平稳推进

   政治史研究一直是历史学科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晚清民初阶段也概莫能外。2018年度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主要集中于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清帝退位等重大政治事件及政治革命、制度变迁、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外关系等方面。

   2018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学界在召开多次学术会议研讨和纪念这一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的同时,有关研究戊戌维新改良的论文也陆续发表。一些论文在研究方法和观点上颇具新意。如《维多利亚、温哥华与海内外华人的改良和革命(1899-1911)》(《中国近代史》第1期),以地方史和全球史的研究视角,对1899年后康有为所领导的海外改良运动从维多利亚和温哥华向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及后来的衰落进行了考察,并对1911年前当地华人急剧转向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过程、内外原因及其跨太平洋影响进行了分析。论文突破史学界关于清末国外华人改良与革命完全对立的观点,揭示了两者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澳洲保皇会创立探源——以(东华新报)及澳洲保皇会原始档案为主的分析》(《中国近代史》第2期)在占有新的史料的基础上,认为保皇会是戊戌变法在海外华人中的延续,对澳洲保皇会成立的动因、过程、初期活动以及作为保皇会机关报《东华新报》的沟通宣传职能和澳洲分会与海外保皇会的互动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对深入理解海外华人如何参与晚清变局提供了新的门径。

   近代中外关系是政治史研究的重要领域,长期以来为学界所关注,2018年又出现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法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所获赔款的分配方案——以法国外交部档案为基础史料的考察》(《中国近代史》第2期)针对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法双方达成的800万两白银的赔偿协议,除700万明确规定为军费外,对剩余100万两的分配方案和进程作了阐述。《晚清时期中美条约关系的演变——从“搭便车”到“门户开放”》(《中国近代史》第5期)探讨了晚清时期美国强行与中国建立条约的演变发展的三个阶段,揭示了美方维持和扩展以机会均等为核心的条约权益的意图,深化了对晚清中美关系的认识,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变化。《孙中山与“中日盟约”问题新证》(《中国近代史》第5期)则利用新史料对孙中山与日本签订的“中日盟约”进行了辨析。《“受难时刻”: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裁决与威尔逊的认同危机》(《中国近代史》第8期)论述了一战后期列强在处理山东问题上的冲突与合作以及威尔逊在民族自决的道德原则与列强奉行的强权政治原则之间的选择,最后为国联计划的实现而放弃对中国的道义承诺,作者认为这对威尔逊而言是“受难时刻”的抉择。《义和团运动时期列强在上海的驻军与撤军》(《中国近代史》第10期)考察了当时列强在上海驻军与撤军的始末,指出英国最早提出在上海驻军,将自己视为上海和长江流域的“主人”,而德、法、日等国的驻军要求和提出的撤军条件及其他列强的反应,否定了英国在上海和长江流域的特殊地位。《清末民初边疆危机中的“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纠葛及社会思想变迁》(《中国近代史》第12期)展示了清末民初中国边疆危机中“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相互纠葛的历史样态,分析了中国“外交之主体”问题的提出与演化的历史趋向,揭示了国民外交从“主体”到“后盾”地位的转变,从而折射出中国边疆危机中外交思想的深层变动。

   有关清帝退位与各方政治势力的争斗仍为学界所关注。《清末皇族内争与袁世凯复出》(《中国近代史》第2期)从皇族内争的视角探讨了袁世凯复出的历程,作者认为载沣之弟载涛在力推军机更迭时有意让袁世凯复出,因隆裕反对未能实现。皇族内阁出台后,载涛与隆裕一派的载泽围绕继任内阁总理之争日趋激烈,袁世凯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武昌起义后,袁世凯有意复出,并提出复出条件,清廷也基本应允袁世凯的条件。作者指出,袁世凯复出主要是因皇族各派之争,与列强施压关系不大。《政权鼎革与法统承继——围绕清帝退位的南北相争》(《中国近代史》第7期)围绕清帝退位问题,袁世凯一面化解君主党的反对压力,一面排除民党的限制约束的周旋,力图借清帝逊位之名,主导南北政府合并,延续清朝法统与承接清朝政府,孙中山虽认识到袁世凯诡计,但却无能为力,作者据此认为清帝退位虽实现共和,但留下重大隐患。《逊清皇室与〈优待条件〉入宪》(《中国近代史》第9期)则阐述了逊清皇室借民国制宪之际,积极运作《优待条件》入宪并最终功败垂成的过程。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讨论也是学界长期研究的重点。《庚子赔款中央与地方争论补议》(《中国近代史》第9期)梳理了庚子赔款过程中统治集团内部的论争,探讨了东南互保后军机处、各地督抚、在京谈判全权大臣、总税务司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加深对庚子赔款和晚清政局的研究。《清末边疆危机下中央与云南当局围绕盐课的博弈》(《中国近代史》第11期)考察了云南盐政的运作和演变过程,反现了中央监管权与地方官财权之间的博弈。

   可见,近代政治史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呈平稳推进的研究态势,使用新材料、深化研究层次、加强中外关系史研究、突出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以探明历史走向等,是2018年度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基本特征。

   2.社会史研究不断拓展

   社会史研究仍具创新活力,慈善史、城市史、医疗史等论题不断有新成果出现。2018年慈善史研究较之以往有明显推进。《晚清都市空间中的慈善、娱乐和社群认同——以慈善义演为视点》(《中国近代史》第1期)从“寓善于乐”是慈善义演初兴的重要因素和内核出发,对绅商阶层、伶界、新式学生群体等新兴社会力量的参与,慈善义演形成的都市娱乐活动与慈善事业中的社群网络等新的现象进行研究,阐述了慈善义演打破传统阶层之间的互相异见、为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交流和公共事务中的协同创造了新的场域等体现着慈善义演的张力的特点。《“变质”的慈善:晚清沪北栖流公所初探》(《中国近代史》第2期)通过梳理栖流公所的设立及职能的变化发展,发现其虽与救助流民的栖流所无异,但在实际操作中成为公廨饬发各类人员的接收机构,在工部局与会审公廨挣脱女犯关押权的过程中,被正式确定为有别于传统女牢的女犯分所,同时男性案犯也有部门改发栖流公所,这使得栖流公所在承担各种善举外,还具有近代监狱的职能。《近代河北天主教传教士弃婴收养活动及其影响》(《中国近代史》第9期)则对天主教传教士在近代河北地区开展弃婴收养事业的缘起、措施、特点、影响及其经验与启示作了梳理和总结。

城市史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门领域。目前,关于城市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从器物和技术切入考察城市市政设施现代化,以警政和卫生防疫等为对象,展现西方城市管理理念和机构的移植,从城市功能角度研究城市规划、城市地位、城市文化、城市经济等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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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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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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