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古典学的人类学相关性:还原并反思地引申一种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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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进入专栏)  

   摘 要:近代人类学的奠基者曾高度重视借鉴古典学的研究成果。20世纪初,学科理念发生巨变。此后数十年间,古典学者继续借鉴人类学思想,而现代新人类学中重视古典学的学者却越来越少。20世纪60年代初,克拉克洪在其所著《论人类学与古典学的关系》一书中对这一变化表示喜忧参半。他乐见人类学思想渗入古典学,担忧人类学因减少汲取古典学的养分而丢失其本来的品质。克拉克洪指出,人类学的根基是人文与科学,此二者均为古希腊人的发明,现代新人类学要保持其品格,便有必要重返古希腊。鉴于克氏主张的重要性,本文力图对之加以还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本文认为,克拉克洪有规避西学人类学的神学关联及过度渲染古希腊特殊性的倾向,更存在以“文化”概念“消化”文野关联的问题。要扭转这类倾向,克服这类问题,应有选择地丰富古典旧人类学有关“中间环节”的看法。

   关键词:人类学; 古典学; 文明关联; 人文与科学; 中国学;

   作者: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

  

   引言

  

   20世纪20年代,现代新人类学发生转变。这个转变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古典旧人类学家曾普遍怀有的古典学旨趣的锐减。

   在19世纪,学科先驱们致力于通过整理和分析或业余或专业的民族志资料及神话和历史文献,呈现人类史(包括精神史、制度史和物质文化史)的总体面貌。为了使其所凝视之他者与己相关,他们常常诉诸古典学。对他们而言,古典学的主要“对象”(如古希腊)介于文野之间,其文化既“原始”(存在许多史前“文化遗存”)又“现代”(系属“文明的黎明时分”、“野性”与“文明”的承前启后环节),惟有深加研究,方可求知文明进程的历史时间顺序和宏观地理空间分布。

   随着现代新人类学在大西洋两岸的立足,人类学家对古典学的重视度大为下降。特别是在当时主导“学科建设”的英式社会人类学和美式文化人类学中,弃绝演化观点,撇清所研究共同体或“文化区系”与人类史之间的关系,集中精力对之加以功能关系的整体分析或“具体文化史”的微观地理形态把握,一时成为潮流(埃文思-普理查德,2010:32-45)。现代新人类学家们坚信,专注于“地方性知识”(Geertz, 1983),是绕过古典旧人类学“大历史臆想”之认识陷阱的好办法。

   遗憾的是,这一“转向”并没有真的起到消除文明自我中心主义的作用。现代新人类学建立以来,我者/他者二分框架不断得以自证,文野对立持续加剧(Fabian, 1983)。二分的世界观虽产生了伸张西方“文化慈善心”的功效,却未根本改变“他者关切”的话语—权力实质(Said, 1978)。

   鉴于现代新人类学存在严重的文野分立问题,十多年来笔者特别关注新旧人类学的过渡人物,如安德鲁·朗(Andrew Lang, 1844—1912年)、罗伯特森·史密斯(Robertson Smith, 1846—1894年)、弗雷泽(James Frazer, 1854—1941年)、马雷特(Robert Marett, 1866—1945年)等有关文野相续杂糅现象的著述(关于这些人物及其著述的历史生成和影响,可参见Stocking, 1995),以及现代新人类学“末期”结构—历史人类学家韦尔南(Jean Pierre Vernant, 1914—2007年)、萨林斯(Marshal Sahlins)等前辈述及古典学的篇章(Vernant, 2006; Sahlins, 2004)。与此同时,笔者还借助中外文二手文献,进入法国社会学年鉴派,得以看到法兰西民族学/社会人类学家部分因袭旧有演化观点,将之用以鉴知现代性的断裂(Carrithers,Collins and Lukes, 1985),在保留古典学之旨趣的同时,拓展了古希腊—罗马与印欧系统、华夏世界及众多“原始文明”的比较视野,其建树对我们重新构想激烈摇摆于分合之间的世界有着尚待认知的启迪(王铭铭,2013,2015,2018)。

   新旧人类学的过渡人物、结构—历史人类学家及新老年鉴派成员的杰作,让笔者感受到旧人类学之古典学旨趣的珍贵。这一旨趣仍深藏于现代新人类学的“边角”之中。在浩如烟海的20世纪英文人类学论著中搜索,笔者发现了以下两部直接论述人类学与古典学之间关系的作品:

   (1)古典派人类学家马雷特1908年主编的《人类学与古典学》(Marett, 1908;马雷特,2013),由六篇牛津大学讲稿组成;

   (2)现代派人类学家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 1905—1960年)过世后不久,于1961年出版的同名讲稿(Kluckhohn, 1961)。为了区分,中文版出版时,笔者建议将该书书名译为《论人类学与古典学的关系》(克拉克洪,2013)。

   马雷特所编《人类学与古典学》成书于古典旧人类学式微、现代新人类学方兴之际。克拉克洪所著《论人类学与古典学的关系》在现代新人类学成熟期问世。前者汇编的讲稿,一类通过阐述希腊—罗马文明中史前或原始因素之“遗存”,揭示古典学研究与人类学的相关性;另一类在古希腊史诗和志书中探索西方近代人类学的古典文明渊源。后者在这两方面内容上与前者相续,但侧重梳理新旧人类学中古典学因素的流变,辨析了古希腊文化中的人类学理念,解释了人类学介入古典文明研究所可能得到的收获。

   相比于其前辈马雷特所编的文集,克拉克洪的著作篇幅要小得多,把参考文献和索引算在内,原书英文版仅有76页,但正是这本言简意赅的小册子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古典学的人类学相关性的系统论述,对因“古典学断裂”而失去“文化自觉”(费孝通,2004)的当代同人之自我反思价值尤大。

   此书作者克拉克洪是现代新人类学的一代宗师。他1905年出生于美国衣阿华州,由于偶然原因,青少年时期已在新墨西哥州接触到纳瓦霍人,热爱上了这支印第安人的语言和文化。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出版了两本关于纳瓦霍乡野的流行作品,同时,亦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古典学。彼时的他,以为这门包括古典学在内的人文学有偏狭之嫌,于是决意转向视野开阔、方法灵便的人类学(克拉克洪,2013:23)。后来,他赴维也纳大学学习人类学,又赴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36年获得该学位。1938至1944年间,克拉克洪出版了一系列有关纳瓦霍人的民族志作品,包括与魏曼(Leland C. Wyman)合撰的《纳瓦霍歌唱仪式的分类》(Kluckhohn and Wyman, 1938)、《纳瓦霍圣歌的行为观察》(Kluckhohn and Wyman, 1940),以及独著《纳瓦霍巫术》(Kluckhohn, 1944)。1946年起,克拉克洪受聘于哈佛大学,此后一生在该校社会关系学系担任人类学教授。除了完成大量民族志作品之外,他还提出了“价值取向理论”,主张分析特定文化应关注人类生活的五个首要方面,包括:人性、人与自然关系、时间、活动、社会关系(Kluckhohn, 1951)。1952年,他与克虏伯(Alfred Kroeber, 1876—1960年)合著《文化:概念与定义的批判性述评》一书(Kluckhohn and Kroeber, 1952),追溯了西方“文化”概念的源流(吴银玲,2013)。

   1960年7月29日,克拉克洪心脏病突发,在新墨西哥州去世,年仅55岁。哈佛社会关系学系创系主任、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亲自与弗戈特(Evon Vogt)合撰一篇长达21页的悼文(Parsons and Vogt, 1962)。在这篇刊载于《美国人类学家》的文章中,帕森斯和弗戈特提到,克拉克洪未曾受他在牛津和哈佛的导师们,如马雷特、虎藤(Ernest A.Hooton,1887—1954年,又译胡顿、胡敦、胡藤等)的思想约束,而能接受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年)、波亚士(Franz Boas,1858—1942年,又译博厄斯)、林顿(Ralph Linton,1893—1953年)、克虏伯等现代新人类学大师们的熏陶,成为美国现代新人类学的第二代导师之一。

   至于克拉克洪对人类学的贡献,帕森斯和弗戈特指出,其中最突出者是他对纳瓦霍人展开的长达37年的深入民族志研究及其对文化理论——特别是模式分析和价值研究——发展的贡献。对于克拉克洪的为学,帕森斯和弗戈特(Parsons and Vogt,1962: 140)评价道:

   他是精力长盛不衰的人,对不同学术旨趣有着最广的兼容并蓄态度。他掌握七门语言,对人文学有着广博的知识,亲身了解过世界许多地区,热忱关怀着人文价值。

   在这篇文章后面,帕森斯和弗戈特提供了克拉克洪的著作名录。由于该文截稿之时,《论人类学与古典学的关系》一书尚未问世,因此帕森斯和弗戈特虽在文中提及克拉克洪的人文学素养,但并未提及此书,更没有述及克拉克洪缘何在早年放弃古典学转向人类学之后,又于临终之际突然返回古典学。

   《论人类学与古典学的关系》是克拉克洪逝世前三个月时(1960年4月)在布朗大学做的“查尔斯·K.考弗讲座”(Charles K. Colver Lectures)的内容整理。讲座共三讲,为期数天。如克氏自己所说,他在书中要做的工作是“对人类学以及古典文明研究之间的总体关系进行分析”(克拉克洪,2013:1),为此,他因为要从事这项“过于庞大的事业”而“吃了苦头”。这本书论述的人类学并不包括体质人类学、考古学以及语言学这“人类学神圣四门”的另外三个门类,而是专注于社会人类学方面,特别是“将古希腊研究与民族学以及社会人类学研究之间的相互影响作为中心主题”(克拉克洪,2013:1-2)。具体而言,在其三次演讲中,克拉克洪“首先回顾了人类学与古典学的历史关系,然后探讨了对人的研究和以人为中心的文化,最后试图对希腊文化的特征做出界定”(吴银玲,2013:5)。在做这几项工作时,克拉克洪关切的核心问题包括:“古典学曾以何种方式刺激了人类学的调查研究?反之,古典学者又从人类学这里借鉴了什么概念和假设?当代人类学怎样才能充分利用希腊资料宝库?”(克拉克洪,2013:2)

   克拉克洪关于人类学与古典学之间关系的论述已经发表半个多世纪了,但它极少引起关注。而本文十分赞同译者吴银玲的观点,她指出,“这绝不意味着人类学与古典学渐行渐远的关系就是理所当然的”(吴银玲,2013:9)。必须承认,此文本之所以遭受石沉大海的命运,确实事出有因:它与主张“田野就是一切”的现代新人类学差异过大(刘小枫,2010)而难以再“刺激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吴银玲,2013:9-10)。然而,在这个原因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人类学的“主流”阵营即使对历史有兴趣,其所谓的“历史”亦主要为近世而非远古。更重要的是,对多数人类学研究者而言,古典学在人类学中所曾占有的显要地位缘于其“大历史”,恢复古典学必然带来一个危险,即,那些与之牵扯至深的“大历史臆想”也会随之回潮。

领教过这一“大历史臆想”带来的“人伦解体”危害的国人(吴飞,2017)对于这一“危险”保持着强烈的戒备心。对这一戒备心,笔者深感认同。然而,笔者却依旧深信,对危险的防备不应阻止求索。被认为有严重问题的古典旧人类学“大历史”,实有将“野性境界”视作“文明境界”的前身、将他者视作我者的先祖的优点。有这一优点,古典旧人类学早已为我们在他—我关联中理解古今之变提供了值得参考的方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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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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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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