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富:明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 次 更新时间:2020-05-07 07: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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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富  

  

摘    要:

   关于明代的商业政策, 学界目前主要有“抑商说”和“重商说”两种观点。偶有提及“通商”者, 但未能全面、系统地展开论述。检诸史籍, “通商”实兴起于西周、春秋, 战国秦汉至唐为“抑商”与“容商”所取代;宋代复兴, 开启“抑商”与“通商”的新阶段, 元代因之。至明代, “抑商”政策仍旧存在, 但经日浸月蚀, 已成强弩之末, 而“通商”之意已落实到治国理政的操作层面, 贯穿于明代多项经济社会制度。至迟到万历时期, “抑商”政策落下帷幕, “通商”政策正式确立。所谓“重商”只不过是“通商”的构成内容和表征而已。

   关键词:抑商; 重商; 通商; 明代; 商业政策;

  

   学界对明代商业政策的研究, 始于20世纪30年代, 迄今已走过80余年的曲折历程。80年代之前, 虽有不同的声音, 如谷霁光对唐末以降至清初抑商政策变本加厉的观点予以批评, 1但“抑商”说是一种占主流地位的观点。80年代以后, 看法趋于多样:有的继续坚持抑商观点, 如王兴亚等认为, 朱元璋及其继承者固守抑商的国策, 严禁去农从商, 延缓了经济的快速发展。2有的则对抑商观点进行反思, 重构新论, 如韦庆远等认为, 自明中叶始, 重商思想断续出现, 商业政策由抑商向重商转变。3还有的提出通商的观点, 但没有全面、系统地展开论述, 仅对明太祖朱元璋的通商观念与通商政策进行了初步的探讨。4那么, 明代商业政策的实态究竟是怎样的呢?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直接关系到对明代许多重大事件, 乃至中国古代社会的理解和阐释。揆诸史实, 明代的商业政策既非“抑商”所能概括, 明中叶后也未“重商”, 而是经历了一个从洪武至万历抑商与通商并存, 到万历及以后通商政策完全确立的动态过程。兹不揣谫陋, 拟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略加论列, 以就正于方家。

  

   一、“通商”之意渊源有自

  

   商业是国家重要的经济部门, 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据确切可靠的记载, 至迟到西周时期, 统治者即已有明确的通商意识, 并推行通商之政。《尚书·酒诰》载, 周公教妹土之民种植黍稷以事父兄, 牵车牛远服贾以养父母。5无独有偶, 《史记》记载, 武王灭商而王天下, 分封姜尚于齐之营丘, 姜尚至国修政, 通商工之业。6春秋时期, 晋文公“通商宽农”, 7卫文公“通商惠工”。8通商成为晋、卫等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至战国, 抑商议兴, 并在秦国率先得到实施。到秦汉, 则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抑商的制度化体系, 具体内容主要有五:商人不得衣丝乘车、仕宦为吏、名田, 重租税困辱之, 重要商品国家专卖。9商人的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尽皆囊括其中。秦汉及以后各朝对这一政策的执行时有弛张, 强调的侧重点也不完全一样, 但总体得到延续, 未曾中辍。直到唐代, 尚未看到有根本性削弱的迹象:“工商不得乘马”;10工商杂户不能与庶人一样穿黄色衣服;11商人不得参加科举考试;12官府食盐专卖依旧存在。13不仅如此, 国家专卖商品还增加了新的内容, 茶叶成为禁榷的对象。另外, 政府尚有借商之令, 勒索商人以筹措军费。14总之, 自战国秦汉至唐, 通商作为一项政策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 由显而隐而微, “通商”一词几乎在载籍中消失, 仅稀见于《南史》、《北史》、《隋书》等少数典籍。然抑商主要是抑制商人, 正常的、必要的商业活动是允许存在的, 且各朝为保障商品交易活动的有序进行, 皆制定有规范商业行为、整顿市场秩序的法律条文, 只是有一些地域、时间和行业的限制而已。如市坊制度, 盐铁、盐茶专卖, “诸非州县治所, 不得置市”, 15等等。因此, 抑商与容商共同构成了战国秦汉至唐朝商业政策的完整内涵。

   至宋, 不抑兼并, 禁止商人占有土地的制度得到完全的松绑;商人在服饰、乘马等日常生活方面, 取得了与庶人平等的权利;16商人入仕的限制有所松动, 凡有奇才异行的商人皆可以出仕;17政府亦保护商人利益, 公布征税商品的种类与名称,使官吏不得上下其手;18盐茶官府专卖逐渐转向通商。宋代食盐行销分官鬻、通商两种。19官鬻即官运官销;通商之法则变革不常:一是商人入中粮草或现钱于沿边州军, 官府给券, 领盐贩卖;20二是商人输钱请钞, “赴产盐郡授盐”;21三是入钱请引贩盐, 官收引税。22宋代茶法亦分通商和禁榷。禁榷, 即官设山场收购园户茶叶, 商人入钱京师, “计直予茶”。23通商则有交引法, 商人输刍粮于边, 量地之远近, 授以交引, 诣京师给茶;24有贴射法, 官府不再收购园户茶叶, 商人入钱京师, 赴山买茶, 与园户自由交易, “官收其息”;25有茶引法, 官不收茶, 也不定价, 茶商赴官买引, 与园户“从便交易”, “官为抽盘”, “批引贩卖”, 运茶到规定地点销售谋利。26

   元代无商人日常生活的歧视性规定, 也无出仕的限制, 其商业政策基本承袭宋代而来, 且有一定发展。商税税率较轻, 至元七年 (1270) , “定三十分取一之制”;二十年, 定“上都税课六十分取一”。27元代食盐销售实行盐引法, 较宋严密, 商人买引, “就场支盐, 许于行盐地方发卖”。28但亦“置局设官卖之”, 29官府卖盐仍在一定范围存在。元代茶法因宋之旧而略有变通, 实行茶引法以通商, “令客买引, 通行货卖”。商人卖茶须随身携带茶引。否则, 以私茶论罪。 (30) 由上可见, 自宋迄元, 抑商格局发生较大变动, 奠定于秦汉的制度化的抑商内容已五去其四, 仅在专卖制度中有部分保留, 通商政策开始复兴, “通商”一词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出现的频率陡然增高, 仅《宋史》一书, “通商”一词即出现近50次。《金史》、《元史》等史籍中, 也出现不少“通商贾”、30 “通商惠工”、 (32) “力穑通商” (33) 的记载。这些表明, 在宋元时期的商业政策中, 抑商虽仍未消失, 但所占比例逐步缩小, 通商的比重日益扩大, 通商已深度地参预到了国家的治理之中, 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二、明代的“通商”之制

  

   明代承元之后, 通商观念更加普遍, “工商众而国贫”的老调被碾轧粉碎, 前代商业政策中的通商元素得到延续, 并呈进一步扩展之势。有明一代的许多经济社会制度都贯穿了通商之意, 体现了通商的政策取向。

   让我们先看看盐法。

   明代的盐法凡历三变:一是洪武初至弘治初年的开中制;二是弘治初至万历末年的运司纳银制;三是万历末袁世振改革盐政, 推行的纲盐法。31从其内容看, 不论是开中制、运司纳银制,还是纲盐法, 实质上皆是国家凭借手中掌握的食盐, 利用商人趋利的动机和本性, 以达到足边裕国的战略目的, 其间贯穿了通商的精神。明朝人即阐发有不少这样的认识。

   陆深, 生于成化十三年 (1477) , 卒于嘉靖二十三年 (1544) , 南直隶松江府人, 弘治十八年 (1505) 进士, 累官至詹事府詹事。他认为, 设立开中制的初衷是通商的:“祖宗时, 设立各处转运、提举等司, 佥灶以办税, 置仓以收盐, 建官以蒞政, 设法以开中, 其要在于通商而已。大抵商益通, 则利益厚, 此立法之本意也。”32开中制的实行固为保证边军物资供给, 但能否达到目的的关键在于通商, 通商是开中制成功与否的基础。因而, 对侵夺商利的“势要”, 陆深持严厉批评的态度:“盐课一事, 本因海泽自然之利以充边方缓急之储, 于国计甚便。然使朝廷壅实惠而不下, 商贾畏空名而不来, 则蠧亦甚矣。”33认为“势要”垄断盐利, 导致商人因未沾实惠而不愿报中, 是侵蚀开中制的蛀虫。通商之意呼之欲出。邹德溥, 江西安福人, 万历十一年 (1583) 进士, 官至太子洗马。他在《九边屯政考》中说:“国初又因计边地寒, 近边且耕且守, 力最艰, 乃通商中盐以维之, 令贾人输粟边郡, 官给之引, 赴盐所领盐转鬻。”34同样道出了明初统治者开中通商的意蕴!萧良榦, 泾县人, 号拙斋, 阳明学派著名代表性人物王畿的门人, 仕至陕西布政使。其《盐法议》云:“按盐之为制, 因天地自然之利以实边足国, 其策不可废也。历代无论已, 国朝盐法大都以通商、恤灶为本。洪武初, 边方召商, 纳银八分给盐一引。永乐间, 改输粟二斗五升。是征之官者薄, 而贻之商者厚也。”35许国, 徽州府歙县人, 嘉靖四十四年进士, 历仕嘉、隆、万三朝, 累官至礼部尚书, 入阁参预机务。他说:“国家盐政本以济边, 非利其岁课之入。其行之要在恤灶、通商, 不专于私贩之禁。……洪武中, 边商开中, 每引纳银八分, 而灶丁煮盐每引给工本钞二贯伍百文, 所取于商甚薄, 而所给于灶甚厚。取之薄, 故商乐于报中;给之厚, 故灶勤于煎办, 商灶两利而国课常足。”36他们对寓以通商之意的开中制称羡不置, 并对开中制的废革充满惋惜之情。

   也有综论整个明代盐政的, 认为开中制以外的明代盐法都以通商为其灵魂。朱廷立, 湖广通山县人, 嘉靖二年进士, 历任河南道御史、两淮盐政、畿辅学政等官, 以礼部侍郎致仕。尝云:“当官须识大体, 如盐政大体所在, 主于足边便民, 而中间条理, 不过通商、恤灶二者而已。”37顾炎武亦云:“大都盐法之本在恤灶、在通商、在慎任人。”38王珍锡, 崇祯朝任户部员外郎, 也有类似的看法。时两淮盐场积引甚多, 累年不销, 王珍锡“思厘剔之”, 于崇祯四年 (1631) 八月上《两淮盐政疏》, 其中有曰:“盐法无他, 不过裕国、通商、恤民三者而已。”39陆深、邹德溥、萧良榦、许国、朱廷立、顾炎武、王珍锡诸君熟悉明代典章制度, 虽表述略有差异, 但其共识是明确的, 即:明代的盐法建立于通商的基础之上, “法不行, 则盐不售;盐不售, 则商不通;商不通, 则课为之亏, 而财计匮乏之病必及于国”。40盐法能否顺畅运行, 取决于食盐能否销售。而食盐能否销售, 则取决于是否通商。如商不通, 则盐不售。盐不售, 则盐法面临全面崩溃, 国家立法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也将导致国家发生财政危机。沈鲤, 河南归德府人, 生于嘉靖十年, 嘉靖四十四年进士, 累官至礼部尚书, 万历四十三年卒。他与陆、邹、萧、许、朱、顾、王持相同见解:“商之利, 即吾利也”, 商利则国利, “商既告困而国家亦由兹多事矣”。41攘臂而侵之, 与割股实腹无异!对留难侵渔盐商的官吏予以痛责, 表达了对其不理解制度设计深意的无奈。

   明代的茶法也一样, 其制度的设计蕴涵了通商的内涵。《四川通志》云:“茶者, 南方之嘉木……自唐时回纥入贡, 以马易茶, 宋元因之……斯卫民与务边两得矣。前明斟酌繁简, 陕以西、川以南, 置茶马司各一……上以裕国, 下以通商, 允为经久之良法矣。”42清代方志作者对明代茶法的制度构建意图洞若观火。

在明代的救荒制度中, 也有明确的通商内容。每当灾荒发生, 多将通商作为救荒的重要法宝。万历三十二年, 畿辅饥荒, 百姓流离, 户部上疏要求“发仓平糴”, 神宗皇帝对百姓处境“深切悯痛”, 不仅同意“发仓平糴”, 并命各省及南北直隶“动支解京银两, 和买前往接济, 通商、开纳, 多方招徕, 有成绩者, 酌量优给”。43将通商与和买、捐纳等并列为救荒之策。天启年间, 周起元巡抚吴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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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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