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新宾:劳资关系与社会转型——新中国成立前后上海的劳资关系变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3 次 更新时间:2020-05-06 09:14:48

进入专题: 新中国成立前后   上海   劳资关系   社会转型  

霍新宾  
如果说在“五反”结束之初, 中共仍牵就于经济领域力量对比而不得不教育工人向资方让步以恢复生产的话, 那么“五反”运动后期生产恢复后, 其劳资政策则明显呈现出“袒劳抑资”的特点。这是由其需要动员工人这个阶级主体大力支持以实现对私营企业监督的政治方针所决定的。诚如赖若愚1952年7月在大行政区工会主席联席会议的报告中所言:“劳资关系实际上是外松内紧。这个问题解决不好, 就会使工人情绪低落, ‘五反’运动中夺得的阵地就不能很好地巩固, 更谈不到对资本家的监督。所以今年后半年, 应系统地解决‘五反’以后劳资之间的遗留问题 (主要是工资、工时、福利问题) , 巩固私营企业中的阵地, 为实现监督做准备。”70

   于是, 随着1952年下半年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中共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由“团结、利用”为主到“限制、改造”的迅速转变, 社会转型也愈趋深入, 上海劳资关系的外松内紧状态便进一步凸显, 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重构亦更艰难。通过检视这一社会转折时期上海劳资政策的实践, 以及劳资双方的应变, 我们或可洞悉其重构困境的症结所在。综观此时上海劳资政策的基点, 主要包括对资方强化国营经济领导及工人监督生产两方面:

   (一) 强化国营经济领导。这主要通过扩大加工订货、贷款和收购来实现对私营企业的外部支配。据统计, 1952年上海国营企业共投放加工订货、收购资金15万余亿元, 占私营资本营业额的58%。71另据上海市委调查, 1952年国家资本主义 (加工订货、包购包销) 在全市私营营业中的比重已达59.5%,

   而“国际贸易与金融阵地亦基本上为我控制”72。处此境遇, 上海私营资本对国营经济的倚赖自然就愈益加深, “一旦国营公司减少收购订货, 它们便惶惶不可终日”73。

   (二) 实施工人监督生产。为稳固“五反”后工人的阶级领导地位, 由内部控制私营企业, 上海新政权在全市700多个大型私营企业建立由党组织、工会和职工等代表参加的增产节约委员会, 作为工人监督生产的有效形式。同时, 还制订工人监督制度, 如对国家付给加工订货的资金与原料, 实行“专款专用”和“专料专用”, 以防资方挪用或盗用74。为进一步推动工人监督生产, 上海市当局自1952年8月在全市私营企业中又开展民主改革运动。截止年底, 已进行工厂2323家, 关系职工27.5万余人75。通过民主改革, 一些压迫工人、束缚生产力的管理制度被革除, 尤其“拿摩温”制度的废除为工人监督的最终确立扫清了障碍。此外, 至1952年底, 上海还建立1万个职工护税小组, 协助政府制止资本家非法经营、偷漏税收等行为76。这样工人监督生产的约束机制在私营企业内部初步形成。

   由于上述政策的实施, 上海资本家生产情绪再度低落, 他们愈加意识到:国营经济再发展, 社会主义终将到来, 尤其劳方监督生产, “三权”更无保障, 因而多有“早晚要垮”及生产靠工人、贷款靠银行、销路和原料靠国营企业的想法。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 资本家对企业经营自然就不事改进, 相反却抱着“固有的水让它流”77, 用增加工资、超额奖金和福利待遇等办法来刺激工人生产, 企图在拓殖私利的同时, 缓和劳资阶级矛盾, 抵拒当局的社会改造。

   资方的经济“利诱与腐蚀”, 客观上顺应了劳方原有自发经济主义的思想诉求, 尤其经过“二六”轰炸及“五反”时期的经济困难后, 工人争取福利、提高工资收入改善生活的愿望自然更是迫切, 这种急迫心态遂在资方的推波助澜及上海市当局改善工人经济地位以适应其翻身要求的政策的催化下而急剧强化, 最终导致了1953年经济主义倾向的滋长与蔓延。

   综观这一时期劳方的经济主义倾向主要聚焦于超额奖金与生活福利等方面。由于国家对基本工资增加有控制, 而对变相工资增加却无要求, “因此 (上海) 各厂纷纷从变相工资项目上发展和突破。其中最突出的是追求过高的生产奖金, 在某些行业中生产定额偏低奖金高得惊人, 超过了基本工资数倍。”据调查, 超额奖金多集中于轧钢、机器、电机、印染、棉纺、制药、造纸等一些主要行业和多数大厂中78。此外, 个人生活福利方面的变相工资也是名目繁多, 比奖金更为普遍。如印染业工人生活福利变相工资项目就多达42项, “真所谓衣食住行无所不包”79。另据上海市委对108家厂的调查, 有变相工资的就有89家, 其中变相工资收入相当于工资收入20%至50%的占了一半80。超额奖金和生活福利等变相工资的蔓延与盛行,直接导致部分职工沉溺于单纯的生活享受, 结果必然使一些工人腐化堕落。他们不仅“赌博、嫖妓、讨小老婆”, 而且“不关心政治, 不愿参加工会活动”, 甚至有的“走向了资本主义道路”, 如大华仪表厂工会主席就辞职“去搞厂当老板”81。不唯如此, 还更引发了劳资民主协商理念的丧失, 这反映在行动上就是上海大部分厂的劳资协商会议变成协商福利机构。为了在协商会议上多争福利, 劳方多以阶级斗争的方式逼迫资方让步。为此, 各厂工人推选的协商会议代表, 一般特点是“喉咙大, 臂膀粗, 吃相怕”82。可见, 劳资协商会议民主协商的精神理念此时已难再现, 更遑论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的重构了。

   受经济主义思想的影响, 此时劳方生产纪律问题亦格外突显, 且“以青工及新工人为最多最严重”。其主要行径为: (1) 迟到早退。如美丰厂工人迟到早退者占40%, 达丰厂工人还没放工, “老早就沐好浴, 穿好衣服, 站在车旁等候回家”。 (2) 生产时间不专心工作。“不少工人因在夜里赌博跳舞”而“在生产时间打瞌睡, 休息吸烟”。 (3) 不服从管理, 随便请假旷工。如1953年二三月, 上海一般厂的缺勤率在20%左右, 个别达50%。83

   劳方经济主义倾向的盛行及劳动纪律的松弛, 说明上海资本家自“五反”以来“威信扫地, 指挥不灵, 无法发挥‘三权’作用”84的境遇并未改变, 向劳方一边倒的劳资关系失衡格局反而更趋强固。1953年5月25日, 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给毛泽东有关上海等市劳资关系的调查报告中就这样反映:“‘工人要什么给什么, 国营要怎样就怎样’是‘五反’后相当大量的情况。”85这实际蕴涵着在劳资关系及公私关系中资本家已陷内外交困之境地。于是, 趁势“消灭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过渡, 在此时毛泽东看来似已水到渠成了, 6月1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提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目的在于消灭资产阶级”86便是很好的说明。至此, 以“消灭资产阶级”为依归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由此肇兴, 而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的重构当然也就更无从谈起了。

  

   五、结论

  

   综上可知, 协商合作与阶级斗争始终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上海劳资关系变动的主题内涵。而影响其主题变换的动因, 自然与工人、资本家和中共政权利益互动所致的各自迥异心态及行为密不可分。这从新中国成立前后上海劳资关系创构的曲折实态中可得证实。

   纵观上海的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创构, 以“五反”运动为界可分为前后主题鲜明的两个阶段。“五反”前重在动员劳资协商合作恢复生产, 主要是通过“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政策教育, 规范劳资争议调处程序, 签订劳资集体合同及设立劳资协商会等措施, 消弭上海解放之初和“二六”轰炸时劳资双方的敌对状态, 推动“民主、平等、两利、契约”的新型劳资关系的生成。至其成因, 当然是上海市当局与劳资双方利益博弈的结果。首先, 对上海市当局来说, 恢复生产是其构筑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而要恢复生产自然离不开劳资双方尤其是时居经济主导地位的资本家的参与。上海市当局深悉, 唯有劳资协商合作, 资方有利可图, 方能打消疑惧积极经营, 而恢复生产才有希望。这既是中共“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劳资政策的内在要求, 也是其作为社会中心体进行社会整合的执政理念的必然体现。其次, 劳资间利益趋同的业缘关系也决定了双方由对立走向协商合作的可能。作为具有经济利益的共同体, 劳资双方都很明白, 倘若资方利益受损, 势必牵涉至劳方的就业与生计, 而劳方生活恶化又必然会引发对资方的经济斗争, 结果难免陷入劳资交恶的恶性循环之中。毕竟“二六”轰炸时资方关厂逃跑而致劳方生活困苦, 旋即激起劳方包围的情形还历历在目。显然, 此种劳资俱损的局面是双方皆不愿再次看到的。因而, 面对“五反”前的共同困境, 以及上海市当局调整工商业的策动, 上海劳资双方最终冰释前嫌转向协商合作。也正因如此, 上海私营经济得由极端困境中复苏发展。据估算, 仅1950年下半年至1951年, 上海私营企业就获利9万亿元, 这是其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从未有过的, 以至资本家赞誉1951年为“工商业黄金时代”87。可见, 此时的劳资协商合作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资方的经济需求, 而巨额利润的摄入, 也暂时冲淡了其对阶级前途的担忧。趋利的本性和宽松有利的劳资政策相得益彰, 无疑构成资本家由疑惧观望转至积极生产的原动力。但同时也应看到, 劳资协商合作亦开创了工人对资本家的“限制和监督”88。这样, 至“五反”前上海当局基本达到了既利用资本家恢复生产, 又动员工人监督资本家的双重目的, 而自解放前就已延续的资方主导型劳资关系格局也实现了相对稳定。

   不过, “五反”运动的发生却使此种资方主导型劳资关系格局急遽逆转, 其协商合作的主题亦为激烈的阶级斗争所湮没。这显然与中共将“五反”的酝酿“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89息息相关。尽管毛泽东在运动中声明:“这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变, 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 不是社会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 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90, 但在上海“五反”中被赋予担当“削弱资产阶级”重任的工人, 则更多表现出“消灭资产阶级”的经济主义偏向。他们此时已不再囿于政治地位的满足, 而是更趋注重依凭“五反”强劲的阶级斗争势头来谋取经济利益的改善, 最终结果便直接导致资方“三权”的丧失, 上海劳资关系格局也因而实现了由资方主导向劳方的权势嬗变。尽管“五反”结束后, 上海新政权仍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动员劳资协商合作, 重构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 但却因劳方的强势地位与经济主义理念的固化而收效甚微。当然, 这亦与此时中共劳资政策的变向大有关联。

   其实, 对中共而言, 实行“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劳资政策是其需要资本家恢复经济的急务所决定的, 一旦经济恢复, 其劳资政策就有可能发生变向, 毕竟倚重工人消灭资本家是中共意识形态的固有理念, 又是其实现社会主义的既定目标。由是之故, 放弃权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创建向社会主义过渡也只是时间的问题。换言之, 纵然此时中共有团结资本家构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长期打算, 但革命党与生俱来的阶级斗争惯性思维却使之难以真正维系长久。前述上海“五反”的发动及其后劳资政策的实践无不具体说明了这一点。然而, 尽管中共劳资政策变动在相当程度上规定着这一时期上海劳资关系的走势, 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劳资双方迥异的政治经济际遇及其各自复杂的心态取向。也正是有鉴于此, 上海当局相继通过满足资本家、工人的政治经济诉求而赢得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社会整合与阶级动员。

   总之, 从上述协商合作与阶级斗争两种理念交锋, 最终导致上海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创构陷入困境的事实中, 亦可揭示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而进行社会整合的艰辛与努力, 以及其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认知理路, 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的部分内在动因亦由此得以实证。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新中国成立前后   上海   劳资关系   社会转型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共和国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1174.html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09年09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