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新宾:劳资关系与社会转型——新中国成立前后上海的劳资关系变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4 次 更新时间:2020-05-06 09: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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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新宾  

   可见, 协商与合作遂为这一时期上海劳资双方应对经济困境的主要取向。当然, 这种协商机制功用的发挥亦离不开政府相应的政策保障。为了合理调整工商业, 上海市当局在建构劳资关系的同时, 还积极调整公私关系与之策应, 其措施为: (1) 扩大对私营工商业的加工订货、贷款与收购。据上海市委报告, 仅1950年5月份, 私营企业就得到国家银行2300余亿元的贷款及公营贸易公司收购1000余亿元成品的帮助。 (2) 调整公营贸易公司的批发零售差价, 使私营零售商可得相当利润。 (3) 减少公营零售商店, 限制其零售物品种类。 (4) 整理税收。如将1170种税目裁并为350种, 并停征工厂的存贷补税。37这些措施的实施, 有助于资本家树立经营信心。

   正因上述措施的交相辉映以及劳资双方的协力生产, 自1950年6月后, 上海工商业初见好转, “停工、歇业之风逐渐平息”38, “资本家逃走现象基本停止, 前逃走者已有不少返回”, 主动与工人协商生产39。此时劳资协商已被“一般劳资双方作为克服困难、维持生产的有效办法和建立新的劳资关系的基本方式”40。据不完全统计, 自1950年6月至1951年8月, 上海各业经劳资协商订立的有关生产、雇用、奖惩、服务、劳保福利等劳动契约共6783件, 涉及929059人。劳资协商不仅使上海“各业劳资关系已日趋正常”41, 而且为私营企业管理民主化创造了机遇。如劳资协商会议组织通则规定工人可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等重大问题的协商, 其实就是在法律形式上确认了劳方的企业民主管理权, 有力推动着上海私营企业生产管理制度的变革42。至此, 以资方为主导、劳方参与管理、劳资协商为内在机制的新型劳资关系模式在“五反”前的上海业已形成。

  

   三、从资方到劳方:“五反”运动时期劳资格局的权势转移

  

   1952年1月26日, 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后, 而拥有当时全国最大数量劳资阵营的上海自然更是积极响应。

   为激励劳方奋起揭发资本家的“五毒”罪行, 确保“五反”畅行无阻, 2月3日, 上海市军管会和市政府颁布四项规定: (1) 各私营厂店主要负责人运动期间一律不准请假离开企业; (2) 任何行业运动期间不准歇业解雇、不发或少发工资, 不准不开伙食, 不准威胁、打骂、利诱店员和职工; (3) 运动期间私自歇业或变相歇业解雇者一律无效; (4) 任何人运动期间不得阻挠和威胁店员、职工参加工会会议43。这些措施一经推行, 便对资方主导的上海劳资关系格局产生强烈冲击。就在2月5日政府宣布“五反”由市增产节约委员会统一领导后, 运动过激态势即已显现, “职工是群情奋发, 整装待命, 表现了迫不及待的情绪, 街头到处出现了工人店员的阵地喊话, 点名招呼不法资本家坦白交代”44。至2月中下旬, 上海“五反”的过激行为愈益升级, “火力极为猛烈, 逮捕了200多人, 报刊宣传仍在升温, 空气很紧张, 发生资本家自杀事件48起, 死了34人”45。在政府与劳方的攻势下, 资本家备受煎熬:“社会主义早些来也好, 就是目前不三不四的日子难过”, “店员们如此无法无天, 到底是不是政府上面首长默许的?”46资方的这些怨言却也真实反映了上海“五反”初期的过火倾向。对此, 被毛泽东派往上海负责指导“五反”工作的薄一波亦不无坦言:“部分干部和工人对‘五反’斗争的政策界限不清楚, 有过激行动, 甚至党内担负部门领导工作的个别老同志也存在‘左’的情绪, 想趁机消灭私人资本, 实行社会主义, 以致闹出了一些乱子。当时支持乱斗资本家的, 就有市总工会的一位负责人。”47

   鉴于“五反”中存在的偏差, 2月25日, 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决定将“五反”推延至3月20日后再发动, 以缓和紧张局面。然而, 在此后20余日的过渡期, 上海“五反”并未真正消停, 而是步入“散兵式的各自为战”阶段, “领导上自顾不暇, 运动是在没有领导或半有领导的情况下进行着, 工人、店员的每一斗争, 报纸上的每一宣传鼓动, 都使领导的被动性愈陷愈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是很危险的”48。薄一波的此种忧虑在随即而来的劳资关系恶化中得到了证实。

   针对工人的“乱斗”与“乱反”, 资本家亦不示弱, 他们不再顾及前述四项规定的相关禁令, 多以停工、停薪、停伙的方式迂曲抗衡。据上海市劳动局初步统计, 自2月25日至3月18日该局共受理“三停” (停薪、停工、停伙) 劳资争议1099件, 牵涉41953人49。须指出, 资本家的“三停”固然有抗拒“五反”的考虑, 但此时经济形势的恶化更不容忽视。由于受“三反”以来国家停止加工订货与收购、外埠来沪采购物资减少、银行紧缩放款等因素影响, 上海私营工商业的生计已窘迫不堪, “生意清淡”, 有的“连小菜钱也难找到”50。

   经济萧条与资本家“三停”的相互交织, 更直接造成大量工人陷于生活困境。据总工会反映, 3月上旬全上海失业职工就已增至13万人, 而此时政府对资方的“三停”又未恰当处理, 致使“争议不能及时解决”51, 这就更加剧了工人生活的困苦, 同时亦引起工人对政府与“五反”的不满。一些职工抱怨政府的四项规定“没有用, 是空的”, 甚或干脆将工会所抄的四项规定撕毁。也有些职工则公开讲:“政府撑腰只是‘纸上谈兵’, 现在‘五反’反得我们吃饭都成问题, 还是不‘反’好”。正是基于饭碗问题的考量, 此时上海工人对“五反”的热情明显冷却, “马路上店员工会的麦克风不喊了, 会亦少开了”52。

   然而, 工人们并未因此偃旗息鼓, 而是利用“五反”向资方开展反“三停”斗争, 借以改善经济待遇。为此, 一般工会组织和工人在与资本家协商争议时多抱深恶痛绝情绪, 有些工人更是采取包围、饿饭、反绑、脱衣帽及车轮战等过激手段。如国华烟厂工人为使资方开工, 将总经理戚仲耕等25名董监事包围持续达48小时。冠生园资方因发不出工资, 结果也被工人围困楼上“疲劳轰炸”40余小时53。这些现象的普遍滋生足以说明, 此时上海劳资争议的调处已开始偏离民主、平等、两利的劳资协商轨道, 显示出劳资关系格局由“五反”前的资方主导向劳方转移的趋势。这种权势转移在新一轮“五反”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与前一阶段的混乱而过激相比, 新一轮“五反”的启动相对温和。经过一个月的重新部署与准备, 3月25日, 上海“五反”在陈毅市长的动员报告中正式宣布开始。陈毅在报告中着重强调要防止过火现象, “一切检查队应遵守规定的检查纪律, 不得假公济私, 不准侵犯工商户的合法权益”54。由于有严明的纪律约束, 此时工人对资本家的刑讯逼供情况明显减少, 但仍有违法乱纪之事发生, 直至4月9日上海市委紧急召开各区干部大会, 这才扭转了工人乱斗资本家的现象55。就这样, 至5月初基本结束对上海163400工商户的“五毒”审查。然而, 在这场弥漫阶级斗争气息的运动中, 上海私营企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也就是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劳资关系”56。

   不过, 与此种劳资格局嬗变相随的则是工人过左行为带来的上海劳资关系的普遍紧张和动荡, 这以干涉资方的“三权” (行政权、财务权、人事权) 尤甚。其主要表现为工会包揽企业行政事务, 掌握财务开支和银行支票。如有的劳方就通知银行“凡是厂内一切支票的开出, 一定要劳方盖章, 否则不得取钱”。不惟如此, 资方用人权亦遭剥夺。对此, 制药业的蒋伯笙深有体会:“资方为了工作的需要而调动人事, 一定要写信给工会, 希望在劳资协商会上讨论, 若资方单独去调动, 一定行不通的。”可见, “资方行使三权是表面上的, 实际上任何事都要工会盖章通过后再执行。”57因而有些资方抱怨说:“五反后资方‘有责无权’, 劳方‘有权带责’。”58这就意味着“五反”前形成的新型劳资关系模式已滑向劳方一边倒的完全失衡轨道。显然, 这与中共一直所创构的“民主、平等、两利、契约”的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目标相去甚远, “如果让这种紧张动荡的情况继续发展下去, (将) 对生产和企业改造极为不利”59。因此, 如何再度调整劳资关系, 使之循正轨运行, 自然也就为“五反”后上海市当局贯彻新民主主义劳资政策题中应有之义。

  

   四、外松内紧:“五反”后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重构之困境

  

   针对“五反”衍生的劳资关系失衡及“生产萎缩、银根奇紧、交易停滞”的经济萧条景象, 上海市当局遂根据中共中央“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60、“工人阶级应该负起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转向发展生产的领导责任”61的指示, 着手“迅速调整劳资关系, 以利经济的恢复和发展”62。

   “五反”一结束, 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和市总工会即召开劳资两界代表会议, 就各自实情进行具体的政策教育, 引导劳资双方发展生产。如对劳方着重于“团结、协助、督促资方搞好生产”的思想教育, 通过举办训练班和政治讲座等形式, 发动职工用回忆、对比、算账办法总结“五反”收获, 以其切身体认“五反”目的, 不是消灭资产阶级, 而是清除“五毒”行为, 更好地发挥资本家的政治经济作用。同时, 向工人明确说明:今后劳资关系须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实行劳资两利, 资本家在工人监督下执行“三权”。而对资方则强调“五反”的目的和政策教育, 使其明白只要去“五毒”努力生产是有前途的, 并阐明政府将按“退补生产两不误”方针及“斗争从严, 处理从宽”原则, 核实退款补税, 而退补确有困难的可分期偿还, 或用记账方式予以照顾。63

   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 普遍召开以生产为中心的劳资协商会议。这是上海市当局重构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的又一举措。其目的是使私营企业更好地发展生产, 改变“五反”后资本家的孤立境遇, “从而建立起正常的正确的新的劳资关系”64。为此, 上海私营厂店的工会组织纷纷与资本家召开劳资协商会议, 且多以生产为中心议题, 据提篮区39个厂的统计, 生产提案占50%以上, 老闸区则达79%65。正是在工人的团结协商下, 不少资方亦纷纷将账外资财入账, 增加企业经营资金。永大染织厂、海龙毛纺厂、奚顺兴皮鞋店等资方皆自愿将所存金条和逃避资财拿出扩大生产66。无疑, 这对稳定“五反”后紧张的劳资关系颇有裨益。

   在动员劳资双方协商生产的同时, 上海市当局还注重扶持私营企业恢复生产, 这是“稳定劳资关系的一个决定因素”67。其措施主要有: (1) 扩大加工订货、贷款和收购。如5月份新增加工订货的中小工厂就有4288家, 其后又降低私营企业贷款利率20%至50%, 举办1000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 使1500多家厂商获得周转资金。 (2) 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如5月下旬, 在华东贸易部、上海市工商局联办的城乡物资交流会上, 上海共购销工业品分别为6448亿元和5544亿元, 其中私营厂商就占了54%和46%。68

正是在上海市当局与劳资双方的互动下, 上海私营企业生产至6月底已基本恢复正常, 劳资关系亦“由紧张而缓和, 进入相对稳定”69。不过, 这并不说明“五反”后失衡的劳资格局得以扭转,新民主主义劳资关系真正重构。不可否认, 上海市当局的上述措施对改善“五反”后紧张恶化的劳资关系不无意义, 但我们不能高估其整合实效。此时劳资关系是表面稳定, 实则是外松内紧, 而这与“五反”后中共劳资政策的转向密切关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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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09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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