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学军:特派员制度与中共早期工人运动:以安源工运史为中心(1921-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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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特派员制度   工人运动   安源   个人资源  

马学军  

   摘    要:

   以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研究, 多偏重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视角, 而较少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探究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组织形态问题。本文以早期安源工运为考察对象, 重点分析并比较特派员李立三和刘少奇二人的工作效果, 以此来探究中共早期采用特派员制度领导工人运动的组织形态。本文认为, 李立三利用个人资源开创了安源工运, 而作为继任者的刘少奇则未能维系安源工运, 表明中共采用的派遣特派员的组织制度的运作效果是引发安源工运兴衰的重要原因。特派员实际的工作效果, 既与其个人的地方资源有关, 也与其在党内的位置密切相关。对中共早期特派员制度的具体分析, 不仅有助于我们揭示中共早期发动工人运动的组织方式问题, 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共早期组织形态的发育和演化。

   关键词:特派员制度; 工人运动; 安源; 个人资源;

  

  

   一、引言

  

   共产党作为一个现代政党组织, 既需要阶级基础的支持, 还需要一定的组织方式整合内部, 才能持续而稳定地运行。共产党的政党属性是无产阶级政党, 但这并不是说共产党就是无产阶级本身, 更不是在共产党与广大的工人群众之间可以直接划等号。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决议明确阐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是它最先进、最有觉悟、最革命的一部分, 是无产阶级的头脑, 要领导无产阶级和各群众组织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 1988:23-26) 。既然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 要领导无产阶级和其他群众组织, 那么首先就需要建立同本阶级群众 (即工人群众) 的组织领导关系, 以此才有可能实现对其他团体的领导。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正式成立, 并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上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并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的决议。对于刚刚成立且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中共来说, 开展工人运动, 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 并逐步建立对工人运动和工人群众的组织领导关系, 自然是其成立之初就应重视的工作。中共在一大后通过的第一个决议, 就提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是派党员到工人中建立产业工会, 组织和教育工人 (中央档案馆, 1989:6-9) 。此后, 中共很快领导了国内第一波工运高潮。尽管后来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挫折不断, 中共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农民运动和军事运动等其他运动, 但工人运动事关中共的阶级属性,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都是中共基础而重要的工作之一。那么, 中共早期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 究竟以什么方式去组织工人运动, 又如何形成对工会组织的领导关系等, 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然而, 在这类问题上, 国内以往的工运史研究, 在革命史话语的主导下, 把工运史等同于工人阶级斗争的革命历史, 既认为劳资双方是严重对立的, 还抽象地认为中共天然地就能发动工人运动 (参见刘明逵, 2002)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把共产党等同于工人阶级本身, 忽视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差别, 故而也就不会关注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组织方式问题。海外学者如谢诺 (Chesneaux Jean, 1968) 、裴宜理 (2012) 受新劳工史研究的影响, 侧重于从长期的社会史角度探讨中国近代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形成, 也较少涉及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组织方式问题。其实, 对中共组织制度的研究, 本来就是中共党史研究及革命社会学中比较薄弱的环节。应星 (2016) 认为, 应从组织形态的视角来着重研究中共党内不同层级、不同机构、不同职权的组织隶属关系, 以及党内不同类型干部的互动关系, 由此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共民主集中制度的发育和演变。

   人们一般会认为, 中共在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 并没有成型的组织制度出现, 直到在苏区时期独立掌握武装和政权, 才开始逐步形成比较成熟的组织制度。然而, 实际上, 已有的研究表明, 中共在成立时即引入俄共 (布) 的特派员制度 (孙会修, 2015;马学军, 2016b) ,大革命时期又建立支部制度、党团制度 (孙会修, 2016) 。而其中的特派员制度, 中共不仅在早期工人运动中采用, 且在此后的农民运动、军事运动中也广泛运用, 并一直延续下来。孙武霞 (1987) 较早提出, 特派员制度是共产国际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之重要体现。魏雅丽 (2013) 分析了大革命时期广州农讲所学员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的情形。孙会修 (2015) 的研究更进一步指出, 早期那些担任重要职务且工作经验较丰富的干部、旅莫支部或旅欧支部归国党员以及经过密集学习和系统培训的干部都可能会被中共选派为特派员;中共早期采用特派员制度, 有助于维护中央权威, 自上而下形成合力, 还有助于各地发展党群组织, 扩大党的力量, 但在实施的过程中有时也存在特派员包揽工作、对自身定位不清, 中共对特派员过分倚重等弊病。笔者 (马学军, 2016b) 以前的研究分析认为, 中共早期领导工人运动时, 在当时全国各地未有产业工会的情况下, 采用从俄共 (布) 移植而来的特派员制度, 自上而下派遣特派员到重要地方开展工人运动;中共早期约有30人左右的特派员在各地活动, 每个特派员每月得到的平均津贴在20元到30元之间。各特派员在开展工人运动时面对帮口、军阀和帮会的势力, 需运用个人的地方资源才能有效开展工作。

   不过, 这些研究还多为对特派员制度的泛泛而论, 并没有对某一特派员实际的工作过程及效果做深入分析, 也并没有深入考究某一时期的特派员制度对该时期中共所开展的重要工作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 读者也就很难理解这一制度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 进而又如何影响了中共的工作拓展。基于此, 本文拟选择早期安源工运为研究对象, 重点比较特派员李立三和刘少奇两人实际的工作效果, 来看中共早期采用的特派员制度是如何实践的, 这一制度又如何影响安源工运的兴起和衰落。

   本研究之所以选择安源工运, 是基于如下两个理由。首先, 安源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运基地, 素有“小莫斯科”之称。在1923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运陷入低潮时,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当时并未被破坏, 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工会组织 (邓中夏,1983:514) 。早期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湖南籍革命青年都来此地工作过。一些湖北、安徽、山西籍的青年干部在“二七”惨案后陆续到安源避难, 也参与安源工人运动。直到1925年9月安源发生“九月”惨案后, 当地的工人运动才陷入低潮。选择中共早期这个重要的工运基地, 并探究这四年多的兴衰历程, 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共早期从安源工运获得的经验教训, 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共早期特派员制度的具体实践。

   其次, 安源虽是中共早期重要的工运基地, 但学界对安源工运史的研究却非常薄弱。国内的安源工运史研究, 在建国后长期受政治路线的影响, 尤其与几位领袖人物的命运沉浮直接关联, 很多重要史料和历史事实被严重扭曲, 很难称得上是科学的学术研究。尽管在改革开放后, 相关机构也整理出版了大量史料, 三位领导人物在安源工运中的贡献也得到客观评价 (萍乡市中共党史学会《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研究》课题组, 2013:5) , 但已有文献对中共早期领导安源工运的工作方式, 却鲜有深入地考察和挖掘。海外学者裴宜理最近出版的《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一书, 以文化置位 (cultural positioning) 和文化操控 (cultural patronage) 两个概念, 1分别论述中共早期如何在安源创造革命传统, 建国后又如何重新发掘革命传统。裴宜理 (2011:6) 认为, 早期毛泽东、李立三以教员身份开办工人夜校, 并利用当地民俗、歌谣宣传共产主义, 以此吸引工人, 来发动工人运动, 由此开创了中共“红色文人”的经验传统。可是, 这些外来革命者利用符号资源对大量不识字的煤矿苦力工人进行政治教育, 究竟能够产生多大效果呢?仅靠政治教育, 安源就能发生工人大罢工并且就能持续多年吗?裴宜理这本新著, 依然主要运用地方史、社会史资料, 尤其不加辨析地引用大量建国后老工人的回忆资料, 而并不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纪念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联共 (布) 档案等第一手的文献资料, 更不去分析安源工运不同领导者的来龙去脉和实际的工作效果, 却以抽象的概念来剪裁历史资料, 急于阐释长时段中共的革命传统。这对本来就受路线斗争严重扭曲的安源工运史研究而言, 只会带来更多的失真和误解。

   关于早期安源工运的领导情况, 曾任中共湘区执委书记的李维汉后来回忆说过, “安源第一代不干了, 第二代是李立三, 第三代是刘少奇, 第四代是陆沉”;毛泽东在“文革”初谈到安源工运领导人时也曾说过, “刘少奇是第三代, 李立三是第二代, 第一代是什么人?跑了” (刘善文、黄爱国, 1989:25) 。据当时的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罢工胜利两周年纪念册的文献记载, 1922年5月俱乐部刚成立时, 李立三为俱乐部正主任, 1922年9月大罢工胜利后俱乐部改组, 李立三为总主任 (少奇、少连,1980:162) 。1923年4月李立三离任后, 由刘少奇继任总主任职务 (陆沉,1980:209) 。1925年1月刘少奇离任后, 陆沉继任俱乐部总主任职务, 直到安源“九月”惨案发生。通过比对这些文献资料, 我们可知, 在1921年到1925年这段时期, 李立三、刘少奇、陆沉确实先后为安源工人俱乐部的总负责人, 而李维汉所言的“第一代不干了”的说法很可能指毛泽东。

   考虑到本文集中分析的是中共早期工人运动中的特派员制度, 对于前文提及的安源工运四任领导人, 本文仅重点分析并比较具有中共特派员身份的李立三、刘少奇两人的工作, 而对另外两位安源工运领导人在安源的来龙去脉和实际工作效果不作单独分析。2毛泽东长期在湖南本地生活、学习, 是当时中共湘区执委书记, 是典型的地方革命领袖。他来安源考察不曾肩负任何一级中央机构的委派使命, 而仅仅是出于拓展地方革命活动的目的。这与由中央专门指挥调派的特派员李立三、刘少奇两人的干部身份和工作性质非常不同。而陆沉是恽代英领导的湖北利群书社的骨干成员, 最初是以教员身份来安源, 也并不是中央特派员。更重要的是, 李立三和刘少奇主政安源工运期间, 与安源工运的兴起和衰落有直接密切的关系, 而另外二人与安源工运的兴衰并没有什么重要关联。毛泽东虽自称是安源工运的第一代领导人, 但也自言是“跑了”, 来安源考察几天就返回长沙了, 他还要统筹全湖南的工作, 实际并没有驻守安源开展长期的工运工作。而陆沉担任安源工运总负责人职务仅八个月, 安源就发生“九月”惨案了。安源工运的衰落实际在前任刘少奇那里就已经非常明显了。

   因此, 本文基于安源工人俱乐部直接的文献资料和中央党、团、工系统的文件资料, 并参照相关年谱、文集、回忆录等资料, 来着重分析特派员李立三和刘少奇两人在安源的来龙去脉和实际工作效果, 通过考察两人的工作如何影响了安源工运的兴起和衰落, 来切实讨论中共早期特派员制度的具体实践和领导安源工运的经验教训, 以对理解中共后来开展工人运动的方式和经验提出新的理解思路。

  

   二、特派员李立三在安源的领导与统合

  

李立三虽被称为安源工运第二代领导人, 但从1921年12月到1923年4月在安源工作的这一年多时间内, 开办工人补习学校, 建立安源党、团支部、成立工人俱乐部、领导路矿工人大罢工, 还担任俱乐部改组后的总主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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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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