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五四:文明自觉,还是文化自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0 次 更新时间:2020-05-05 11: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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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在五四时代前期,中西文明的大论战,其论述的方式不是“文化”的,而是“文明”的,对立的双方,从普世的人类立场,比较中西文明之优劣,从而在世界文明的整体大趋势中寻找中国文化的道路。

   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标志,新文化运动至今百年了。这场运动,也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然而,百年之后,何为启蒙,何为文化自觉,依然悬而未决,争议颇多。新文化运动,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启蒙,其所产生的思想觉悟,究竟是文明自觉,还是文化自觉?在新文化运动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同时,中国的文化主体性何在,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何在?这些在百年中国思想史中反复回荡的时代主题,依然摆在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面前。

  

   一、文明自觉与文化自觉

  

   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中国与德国的历史有高度的相似性。启蒙运动发生在18世纪的法国和苏格兰,但正如詹姆斯·施密特所指出的那样:“启蒙运动是欧洲的一个历史事件,但是,‘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却独一无二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问题。” 对于英法来说,启蒙意味着走出中世纪的宗教愚昧,人凭借自身所拥有的理性,代替上帝成为历史的主体、世界的立法者,启蒙是一个从愚昧到文明的“走出洞穴”过程。但对于19世纪的德国来说,启蒙的含义却要复杂与矛盾得多。一方面,德国的启蒙运动是对英法启蒙的正面回应,康德因此说启蒙就是“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这是一种向英法看齐的文明自觉,意识到德国作为欧洲国家必须认同18世纪普世的西欧文明。另一方面,德国作为后发展国家,拿破仑的入侵激发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试图以德意志的特殊文化对抗英法为代表的普世文明,因此产生了另一种启蒙意识。这“另一种启蒙”,与英法的启蒙运动不同,不是以人的普遍理性去发现普遍人性与普世文明,而是相信每一个民族、社群和个人,都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以赛亚·柏林指出,虽然他们对自己的民族精神浑然不觉,但其自觉到自身独特性的过程,就是启蒙的过程。”

  

   对于英法来说,启蒙运动既是文明的发现,也是自身文化的发展,文化与文明具有同一性,普世的现代文明处在自身民族特殊文化的延长线上,对普世文明的认同,也意味着对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认同。因而何为启蒙不成为一个问题。然而,对于德国来说,启蒙却具有文明与文化的内在紧张性,启蒙意味着融入英法为代表的西欧普世文明,然而,这个文明并非德意志民族自身文化传统的自然延续,文明是外来的,而文化是自身的,这就发生了文化与文明之间的紧张与对抗。在近代德语之中,文明(Zivilisation)意味着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价值或本质,而文化(Kultur)则强调民族之间的差异和族群特征。文明的表现是全方位的,可以是物质、技术和制度,也可以是宗教或哲学,而文化一定是精神形态的,文化指的不是抽象的“人”的存在价值,而是某些特定的民族或族群所创造的价值。

  

   德国的启蒙运动,有两种不同的思想自觉。一种是文明自觉,希望通过启蒙克服自己的独特性,成为英法那样的普世国家。普世国家追求的不是民族的本真性,而是超越民族的普遍人性。另一种是文化自觉,在普世文明的外在压力下,试图从德意志自身的历史、语言和宗教传统中发现民族独特的本真性,德意志人之所以为意志人的民族精神,从而实现民族的文化认同。如果说18世纪末的康德是德国文明自觉的思想旗帜的话,那么19世纪的费希特则是文化自觉的精神象征。而处于两种自觉之间的桥梁,则是身在18世纪、却代表了19世纪精神的赫尔德,他是一个在启蒙时代意识到民族文化主体性、又自觉将文明自觉与文化自觉融合一体的重要人物,代表着超越文明与文化之间紧张性的方向与可能。

  

   文明自觉与文化自觉其指向的认同是不同的。文明的认同是普世的,它追求的是适合全人类的普世之“好”,而文化的认同是特殊的,通常以“我们的”作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文明关心的是“什么是好的”,而文化关注的只是“什么是我们的”。文化只是为了将“我们”与“他者”区别开来,实现对“我们”的认同,解决自我的文化与历史的根源感,回答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但文明不一样,文明要从超越的视野――或者是自然、或者是上帝,或者是普遍的历史――回答“什么是好的”,这个“好”不仅对“我们”是好的,而且对“你们”和“他们”也同样是好的,是全人类普遍之好。在普世文明之中,没有“我们”与“他者”之分,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价值。文明的主体性是全人类,是普遍的、抽象的人性,而文化的主体性是一个个具体的民族或族群,是在个别的历史、文化与宗教脉络中生长出来的“我们”。在近代德国、俄国和中国的启蒙运动当中,因为“好的”普世文明来自于西欧,并非来自本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于是追求“好”的普世价值的文明自觉与追求“我们的”民族精神的文化自觉之间发生了巨大的裂痕。德国的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冲突、俄国的西化主义与斯拉夫主义之间的论战,皆渊源于此。

  

   中国的古老传统不仅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文化,而且也是具有人类意识的普世文明,它是特殊的,所以讲夷夏之辨,又是普世的,因此是天下主义的。然而夷夏之辨是相对的,天下主义是绝对的,何谓华夏,何为夷夏,不是种族之分,乃是文化的分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只要接受了中原文化,便从“他者”变为“我们”,被接纳为汉民族之成员。因此中华文化同时也是中华文明,它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汉民族特殊的文化,又是具有扩展性的、无种族、民族边界的全人类的普世文明。其所关注的不仅是华夏-汉民族自身独特的价值,而且是超越于夷夏、统摄全人类的普世之“好”。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佛教,都具有这样的天下主义情怀。“我们的”就是“好的”,“好的”就是“我们的”,文化认同与文明认同合二为一,无所间隔。

  

   二千年的文化自信,到了晚清被新崛起的西方文明打破,中国过去所遭遇的外敌,一种是像佛教那样有文明而没有实力,另一种是像北方游牧民族那样有实力而没有文明,最终无论是佛教文明还是游牧民族都被中国同化。然而鸦片战争之后所出现的西方,既有实力,又有文明,二者都比中国高级,于是引发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机。原来在中国文明之外,还有“更好的”西方文明,而这个“更好的”西方文明,取代了中国占据了普世的位置,相形之下,中华文化便失去了普世文明的宝座,下降为只是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晚清各种国学的出现、民族意识的崛起,都表明对中国自身的认知,已经从原来普遍主义的文明认同蜕变为特殊主义的文化认同。即令是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也失去了传统的天下主义情怀,只是一种拯救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方案,“中体西用”并非适用于全人类,其只是对中国有效的民族主义救世之方。当文明的宝座拱手让给西方,在学习西方文明与保存中国文化之间,文明认同与文化认同便发生了撕裂。认同什么样的文明,如何守护中国文化?西方文明与中国文化各自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便成为各家各派共同面对的难题。

   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发生的,接下去我们将看到,五四只是一个文明自觉的年代,而真正的文化自觉,则要到二十年之后的1930年代才出现,但依然没有消解文明认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紧张与冲突。

  

   二、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文明之自觉

  

   张灏教授将1895年到1925年称为中国思想史上新旧文化交替的“转型年代”。在这三十年中,清末民初的前二十年(1895-1915)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后十年(1915-1925年)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年代,简单地说,清末民初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年代,亡国危机严重,民族国家意识高涨,社会上下形成共识,要学习西方的文明,但这个被晚清中国人所理解的西方文明乃是以富强为中心,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围绕着器物和制度的变革,很少触及到西方文明之中的价值层面。而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富强只是西方崛起的表象,更重要的是文明深层的价值与伦理,因此陈独秀提出在器物和制度改革之后,需要最后的“伦理觉悟”,在思想文化上进行启蒙,因而发生了文明的自觉,从特殊的民族主义立场转向了普世的世界主义,传统的天下主义到了五四时期获得了新的生命形态。

  

   在1915-1919年间的五四时代前期,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之中,无论是晚清最后一代维新士大夫,还是民国第一代启蒙知识分子,都发生了一场思想巨变,亦可称之为强国梦的转变:从国家富强转向了文明的自觉。在这一转变过程之中,欧洲世界大战(当年称为“欧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契机。

  

   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的西方思想,基本上是19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这一文明以历史进化论为核心,以国家主义为动力,迅速向全世界扩张。晚清中国强烈的富强论导向,即是19世纪欧洲文明的产物。追求强国梦的知识分子们原本以为,当中国人也像西方人那样,具有了生存竞争的实力,拥有永不满足的浮士德精神,便会打造出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然而,欧洲惨绝人寰的悲剧,使得知识分子们如梦初醒,开始重新思考文明的趋向。

  

   在晚清系统介绍过19世纪欧洲文明的严复,在欧战结束之时给门生的说:“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大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三百年欧洲文明进化,最后只落得“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可见严复内心失望之重,这毕竟是他曾经希望过的文明,曾经寄予全部热情和向往的19世纪文明。晚清一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失望,体现在从国家主义与物质主义的梦幻中醒悟。欧战之后,梁启超游历欧洲,发现过去的富庶之地,如今一片废墟,他感慨地说:“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在西方文明之中,物质主义与国家主义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帝国主义的强权正是建立在船坚炮利的国家实力基础之上。中国公学的教师所编辑的《新群》杂志,其发刊词中检讨将人类和中国引向歧路的误缪学说,罪魁祸首便是国家主义,它引用杜威博士的话说,国家主义只是欧洲对付宗教战争一时的政策,却被误认为人类公共生活的原理原则,“所以酿出了这次欧洲大战争的惨剧。”杂志大声呼吁要“破除国界”,“不该依口学舌的提倡国家主义”。杜亚泉在欧战爆发之初,便提出要用和平的“协力主义”来弥补国家主义的狂暴。他说:“极端的国家主义,足以长国民之贪心,增国民之戾气。” 国家主义之危害,岂止在于带来国际的冲突与战争,同时也败坏了国民的风气,助长了人性中的贪婪之心和暴烈性格。国家主义不是孤立的,它总是与物质主义与功利主义内在地结合在一起。对国家主义的清算,也同时意味着反思晚清以来的这些主流思潮。

  

反思最彻底的,往往是当年陷入最深者。梁启超发现,他曾经奉为金科玉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欧战的思想根源。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尼采主义相结合,“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成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原实由于此”。 他痛定思痛,断然抛弃了强权主义与极端的国家主义,一方面强调“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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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载于《知识分子论丛》 转载自:公众号:香港三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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