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历史研究中的证据与证明——自柯林武德以来的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5 次 更新时间:2020-05-05 11: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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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  

   柯林武德认为,精确科学是演绎思维,例如几何学,先设定几何学公理,再在此基础上进行推导,做出各种证明。这种演绎思维是强制性的,我们首先承认公理,之后必然会推导出确定的结论。柯林武德继而认为,观察与实验的科学是归纳思维,但精确科学和实验科学都要通过“前提”证明结论。

   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学不是精确科学,但它在证明过程中,少不了自身的“前提”。在历史学中,当人们论证结论的正确时,多半是用概率的方式,表达为或然性命题。柯林武德认为:“当说它们‘证明’某个结论时,它们所提供的并不是强制人们去接受它,而只是允许人们去接受它;这就是‘证明’这个词的完全合法的意义。”2可见,在历史学之中,证明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允许”人们接受的。毫无疑问,柯林武德通过“允许”,也就道出了证明所得之结论的概然性本质。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知道,法律的断案常常是概然性的。例如,我们能够了解到,在严刑逼供之外,任何之前被人们认为是合理、合法的审判,后来也可能被证明有些是误判。这里提到的证据、证明,其中运用的归纳和演绎等推论证明的方法,读者可以通过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所用到的约翰·道埃的例子看到,从而明白历史研究的工作是如何进行推论的。

   历史学不同于柯林武德所说的那种精确科学,它的证明方法有自己的特点。还记得普罗斯特的话吗:“历史学家的推理是通过与现在进行类比来进行的,他是把在大家日常社会经验中得到验证的解释模式转用于过去。”5我们强调,要做一个好的历史学家,一定要善于观察生活,一定要善于在生活中理解各式各样的“原则”6,以及想当然的规则所形成的机制。当你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有这样的敏感和反思之后,再去读史料,就能够从中看出它与我们要提出来回答的历史问题的关联。

   很多史料,我们看不明白,或是因为我们缺失了历史上史料所属的那些日常情境。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不同时代日常生活的结构、原则的变迁之缓慢,史家运用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原则,或许就能帮助自己理解过去的历史文献,并阐释出其间的内容。普罗斯特用类比,把历史理解置于日常社会经验之归纳成果的基础之上,其中涉及的推论或推理,都是在进行证明。逻辑的推论就是证明,其中包含着类比。

   我在讨论柯林武德论及的历史想象问题时,得出的结论是:历史想象可以被视为以现实的知识体系为原则的演绎思维,常识构成了现实中人们的知识体系。它既是人们接受、理解历史的框架,也是历史想象的边界。只要在这种理解的框架之内,现实就决定了历史想象同样具有的真实性4。因为历史想象依托演绎思维,它的根基是对日常生活原则的理解。历史学家运用这样一种想象能力,是不是在做出证明?是不是一种类比?也就是说,以现实中的常识作为类比的一端,而以历史资料作为另一端?这里一端是现实,一端是史料,两相类比就得出我们的结论。

   数学家波利亚正是在这个方向上给了我们说明。他把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视为合情推理中的两种特殊形式。关于类比推理,他说:“类比与进行思考的人的相似概念和意向有关。譬如你看到两个事物之间(或者,宁可说是两组事物之间)的某种相似性并有意地把这种相似归纳为明确的概念,就说你是在进行类比推理。”7波利亚得出的合情推理模式是:

   A类似于B

   B真

   ————

   A更可靠

   如果将波利亚的合情推理模式借用到历史学的证据与证明的讨论中,B便是现实或者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原则。尽管B是人们从日常经验中归纳出的常识或原则,但它在我们的现实中被确认为真之后,进一步成为我们确认A作为证据更真、更可靠的前提。

   类比与想象相近,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它或可用“意象”一词来表达。我们很难用精确的方式表达意象,但是常常感觉它可以得到理解。我们相信自己具有这种能力,它不是强制性逻辑的内容。好比统计概率、测不准原理,都说明人们无法得出绝对的、准确的结论。但是,这些认识需要容纳到现有的科学框架中,由此,波利亚发展出有关类比的逻辑说明,这是历史证明中运用的一种重要方法。

   哲学家普特南在《实在论的多副面孔》中谈到类比。他对卡尔纳普有关类比的看法深具同感:卡尔纳普“认为在整个归纳逻辑领域中最难处理的问题是‘给类比适当的权重’的问题”8。为此,普特南倾向于接受柯林武德的做法。柯林武德在《自传》中谈到一个例子:古代凯尔特人所用的图案在罗马时期被认为是野蛮的、邪恶的,当不列颠不再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后,古凯尔特人风格装饰艺术重现了。既然它是邪恶的,我们又没有证据证明在罗马时期大家还在生产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当罗马不再是不列颠领主后,这种装饰艺术风格又出现了呢?柯林武德的解释基于一个心理学假设:恰恰这些图案因禁忌这个事实让它们成为人们迷恋的对象。如一本书成禁书之后开始风靡。人们继续向他们的孩子们描述它们,这种使记忆保持生动的原因存在下来。这个东西不能证明,他用心理学做出的假设是利用了日常生活中的原则进行类比的结果。

   普特南用此例来说明类比,并称之为“类比归纳”。这个用词不同于波利亚。普特南认为,柯林武德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普特南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一点,是因为“我所归结于它的高度可能性不是建立于一个适当收集的‘统计数据’整体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我对‘人们如何工作’的移情作用的理解基础之上”。“实际上,所有的历史概括依赖于类比,更依赖于对‘人们如何工作’的移情作用的理解。”8普特南这是要说明,柯林武德的判断来自于他对于日常生活中人们心理的认知,并认为因其具有跨时代的共性而显得合理。

   我们很难在人文学科里做出精确的或者绝对的判断,然而,人们总是认为,数学或者逻辑看起来能够做到这一点。现在,当数学家或哲学家从逻辑的方面,关注到类比成为一种推论方式,并被赋予逻辑推论的称号时,类比在证明中起到的作用,就更容易得到普遍的接受了。它一方面可以促成史家关注反思逻辑与类比之间的传统关系;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唤醒每一位史家重视自己进行历史证明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类比方法,避免盲目崇拜对史学之精确性追求。

   类比,犹如我们现在了解到的,“类似”于统计概率或心理学(移情)作用的方式,它在历史学研究中的运用,恰是历史证明不可或缺的方法。而通过我们对于问答、逻辑推论与类比方法的认知,我们也更容易明白,提问、证明及其介入到证明过程之中的证据,彼此已经是最大限度地与现实,特别是“现实中的史家”及“史家的现实”,密不可分,融为一体了。

  

   注释

   1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页。

   2(11)(12)(13)(15)(16)(17)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3、254、276、276、277、277、265、265、266、270、249、249、252页。

   3沃尔什:《再论历史中的真实性与事实》,陈新译,载陈新主编《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

   4(14)(20)陈新:《历史认识:从现代到后现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0(在该书第一章第二节“记忆与历史思维”中,本文作者对于记忆的媒介观进行了批评)、24~36、24~36页。

   5(18)普罗斯特:《历史学十二讲》(增订本),王春华译,石保罗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1~142页。

   6(19)它们事实上首先是以归纳的方式而转变成了人们生活中的种种教条,进而转化成那种不假思索的“原则”。

   7(21)参见波利亚《数学与猜想:合情推理模式》,李志尧等译,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9页。

   8(22)(23)普特南:《实在论的多副面孔》,冯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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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201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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