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材料、诠释与意义探寻——百年五四运动史研究之检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 次 更新时间:2020-05-04 13: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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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五四运动是一个意义不断延伸的名词。最初它只是对1919年5月4日学生运动的指称。1919年5月19日《民国日报》载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致各省各团体电》首揭:“五四运动, 实为敌忾心之激发, 亦即我四千年光荣民族性之表见。” 5月20日《晨报》刊北京学生联合会《罢课宣言》称:“外争国权, 内除国贼, ‘五四运动’之后, 学生等以此呼吁我政府, 而号召我国民, 盖亦数矣。”所谓“五四运动”即指此意。随着运动的发展, 6月5日上海发生“三罢”, 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纷纷响应。7月蔡晓舟、杨亮工编辑“第一本五四运动史料”——《五四》, 随即将五四运动的叙述范围扩大到5、6月份全国各地的爱国运动。1五四运动后来有一个扩大版, 既包括1915年陈独秀创刊《青年杂志》以来提倡的思想革命、反孔教运动、提倡新道德、新文学, 又涵盖1919年的学生运动和各地的市民运动、工人罢工、抵制日货运动。对五四运动的这种“广义”界定, 实际包含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两个层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即是对五四运动具有复合性质的概括。陈伯达《论五四新文化运动》2一文对这一名称的时限(1915—1923) 、内容有意识地作了界定。最早出现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研究著作——伍启元著《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3陈端志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4对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处理带有相对泛化的倾向。华岗著《五四运动史》5是较早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展开五四运动历史叙事的代表性著作。海外五四运动史研究则首推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 该书“导论”从广义的角度对五四运动的定义作了最初的学术梳理。6今年时逢五四运动百年, 从学术史视角探讨五四运动史研究实有必要。

  

   一、五四运动史文献材料的解读

  

   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 五四运动研究自不例外。五四运动的文献材料主要有三个来源:当时的报刊、亲历者的回忆和评介、保存的档案。

   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一书出版后, 他曾将自己撰著此书所参阅的材料编辑为一本《五四运动研究资料》, 该书第一部分“五四时期的期刊与报纸”即详列其所参阅的五四时期报刊604种, 7可见, 其研究五四运动史的原始文献材料主要是报刊。实际上, 最初编撰的几本有关五四运动的小册子也是如此, 杨亮工当年编辑《五四》一书之所以速成, 即是因其所编乃是以当时的报纸报道为主要材料来源。8

   期刊在宣传新文化、开展思想启蒙方面功不可量, 但新闻传播的主要渠道是报纸。《晨报》、《申报》、《民国日报》是五四时期最负盛名的报纸。报纸是报道五四运动的主要传媒, 也是大众百姓的主要信息渠道。报纸的倾向直接影响舆论导向。如果说, 青年知识分子从北大系统的《新青年》、《新潮》获取思想启蒙的灵感, 《晨报》、《国民公报》、《京报》、《时事新报》这些研究系主导的报纸则开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战场, 他们互为掎角、相互支援, 吸纳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一批北大新派师生加盟。以《晨报》为例, 它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 追踪报道巴黎和会对青岛问题交涉的进展, 及时传播北京学生运动和各地响应的情形, 揭露北洋政府的政情内幕, 大篇幅地宣传新思潮 (特别是社会主义) 。《晨报》等快捷的新闻报道、明确的舆论引导, 发挥了期刊难以替代的作用。

   亲历者的回忆和评介是五四运动史的第二个重要材料来源。匡互生1925年在《立达季刊》发表的《五四运动纪实》可能是最早的回忆文字。从此, 五四运动学生一方人士陆续撰写回忆录, 回顾这次事件的亲历见闻。1949年五四运动30周年前后, 五四回忆迎来了第一个浪潮, 并在1959年再推高潮。9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三大册《五四运动回忆录》, 可谓集五四回忆之大成。从整理而成的《五四时期老同志座谈会纪录》可见这些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的激动情绪。10他们满怀革命激情, 回顾自己青年时期追求进步、投身五四运动的光荣历史。这些回忆文字有些是自己亲撰, 有些可能经人整理。这些人由于年岁已高, 有些细节的记述可能并不确切。尽管如此, 对于五四运动是如何发动起来的, 我们除了依赖这些当事人的自述以外, 别无他选, 至于其真实性, 只有通过相互核验、前后比勘才能做出较为符合实情的判断。

   档案是历史研究的“硬件”, 但在五四运动史研究中, 却是一个弱项。由于档案文献为官书文档, 收藏于政府机构之中, 故档案文献在前期的五四运动史研究 (1979年以前) 中很少利用。11近年来, 有的学者根据发掘的档案材料研究北洋政府与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处理对德和约的真实态度, 取得了新的成果。12

   从报纸的新闻报道, 可见五四运动的进展、规模和各方反应;从个人回忆, 能够了解各方人士介入运动的内情和细节;从官方档案, 可以看出北洋政府是如何处置运动的。这些材料体现了五四运动的不同侧面。若单独使用这些文献材料, 只可见五四运动某一侧面;如合而观之, 则可能得到一个比较全面、均衡的认识。历史研究追求客观、真实、公正, 但五四运动的史料来源蕴藏着不同价值取向的矛盾, 这些材料明显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价值取向, 我们使用时从一开始就很容易产生一种不同价值冲突集于一身的感觉。对于这些不同价值取向的材料 , 我们既需要作回到“历史现场”的细密考证, 又要保持对它们的距离感。

  

   二、五四运动史:主义与诠释的交织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欧美的各种新兴思潮、各种主义涌入中国, 五光十色的外来思潮相互激荡, 中国成了外来新思潮的竞技场, 五四以后进入一个主义混战的时代。主义的兴盛反过来对认识、解释五四运动投射新的光影。从不同主义的视角诠释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研究呈现多元的状态。

   首先是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青年党领导人曾琦指出五四运动具有“可贵之价值”与“特有之意义”。“在五四以前, 中国非无卖国贼, 非无媚外政府也, 前清末叶, 政府擅与外人缔结不平等条约, 丧地不知几千里, 赔款几万万, 顾当时人民视若无睹, 不闻起而制裁之, 此何以故?盖国家观念尚未发达, 国民意识尚未养成, 因而对国权之丧失, 自然无所感觉。至五四时代, 则国家观念已发达, 国民意识已养成, 对于国家权利之丧失, 有如私人财产之损害, 痛心疾首, 愤起抗争, 此种爱国运动, 实为‘国家主义运动’”。13他把五四运动归为国家主义运动的功劳。1935年胡适为纪念五四, 则给予了完全相反的意义诠释:“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运动, 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 意义上只是思想解放与个人的解放。”“近几年来, 五四运动颇受一班论者的批评, 也正是为了这种个人主义的人生观”。14这种把五四运动个人主义化、自由主义化的努力,更强调五四运动思想解放的性质和世界主义的视域。

   国共两党由于所抱持的主义不同, 对五四运动的认识也有很大差异。国民党先后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为主要阵地, 在五四周年纪念日十余次发表社论、纪念文章, 根据不同时期国民党的政治需要, 着力把五四运动的功劳归于孙中山的领导, 将五四精神三民主义化。15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新启蒙运动以后, 共产党及左翼对五四话语的建构显露其自身的特色。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运动的性质、背景、阶级成分和历史作用给予了新的诠释:第一,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 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 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 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第二, “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 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 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三, 五四运动“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 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第四, “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据此, 他认定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16毛泽东的论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五四运动史的经典。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对五四运动研究影响至深。东北大学编《五四纪念文辑》、17华岗著《五四运动史》、胡华编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18和何干之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19中五四运动的内容, 对无产阶级领导权、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关系作了有力阐述, 可谓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具体文本解释。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20彭明著《五四运动史》, 21在内容上虽作了较大篇幅的扩展, 在叙事细节上亦多有拓新, 但在理论上仍将五四运动的论述维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框架中。

   新时期五四运动诠释出现了新的转向。首先是重新确认新文化运动打出的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在思想解放中的历史作用, 充分肯定新文化运动批判礼教、破除旧习的启蒙工作。这一突破开始是与反封建的革命性意义联结在一起, 后来演变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方向, 成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助推器。按照这样一种新思维, 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重要历史作用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获得重新评价。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伴随国学的复兴, 呈现出新的多元思路。曾经被当作新文化运动批判对象的梁启超、东方文化派、学衡派等, 他们的文化思想作为新文化的另一种见解、另一条建设思路, 其合理性和存在意义受到了尊重和包容。新文化的面目由此更趋多元。

  

   三、探寻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历史之树常青。历史的意义常常是在过去与现今、当前与未来的碰撞中迸发。站在时代的高度反思百年中国走过的历程, 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一个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在于它是现代性在中国生根的一个显著标志。现代性元素伴随西力东渐从晚清依稀出现在中国, 人们对它的认同是艰难的、犹疑的, 现代性在中国的成长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国人从传统农业文明转向对近代工业文明的认同, 从古老的家国天下的帝制秩序到现代共和制的转向, 从传统的儒教伦理到容纳个性解放的新文化秩序的确认, 在近代中国是一个突发、快速、激变的过程。

现代性之确认本身就是对传统儒教伦理的颠覆, 这凸显在对近代文明的认知上。传统儒家的道德观、价值观在新文化运动中遭到了清算。陈独秀认定, “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 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 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 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 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 脱离夫奴隶之羁绊, 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以此为鉴别, “有独立心而勇敢者”为贵族道德, “谦逊而服从者”为奴隶道德。与对独立人格的尊崇一致, 是对进取心的推许。“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 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 斯其一矣”。22 他比较东西文明, 称“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 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他对热衷战争一方反而作了肯定, “西洋民族性恶侮辱, 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 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 尚有何等颜面, 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23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关系在相互转化, “强大之族, 人性兽性同时发展”。所谓“兽性”, 谓意志顽强、体魄强健、信赖本能、顺性率真。陈独秀把提倡“兽性主义”列为四大“教育方针”之一。24这种对“野性”的偏爱似乎成为新青年的精神特征。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对文明与野蛮的关系亦作了新的辨认:“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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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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