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劲:科举制“投牒自举”之法溯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 次 更新时间:2020-05-04 11: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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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劲  
置崇文堂, 立孔圣庙, 生徒负袟, 慕义如云, 俎豆之容, 道齐一变。政事之暇, 亲为执经, 高义既清, 徽言载绪, 伪民奔德, 乐兹化道。68

   所谓“建太学”云云, 即韦彧到任修建州学崇文祀孔;“生徒负袟”以下, 则述远近士子慕义前来受业或观礼, 东豫州学风为之一振, 以至南朝士民亦有来附, 这也反映了当时地方官学广纳生徒的开放性及相连而来游学甚盛的局面。69在既定的生徒课试举贡之制下, 地方官学既然接续了广纳生徒的传统, 也就为游学之士寄学应举打开了大门。

   正是在此基础上, 至晚到北齐河清定制时, 游学之士可寄附地方官学一体课试举贡的规定已正式明确了下来。《北齐书·儒林传》序:

   齐氏司存, 或失其守, 师、保、疑、丞皆赏勋旧, 国学博士徒有虚名, 唯国子一学, 生徒数十人耳……幸朝章宽简, 政网疏阔, 游手浮惰, 十室而九。故横经受业之侣, 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 不远千里……燕赵之俗, 此众尤甚。齐制:诸郡并立学, 置博士、助教授经, 学生俱差逼充员, 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备员既非所好, 坟籍固不关怀, 又多被州郡官人驱使。纵有游惰, 亦不检治, 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诸郡俱得察孝廉, 其博士、助教及游学之徒通经者, 推择充举。射策十条, 通八以上, 听九品出身, 其尤异者, 亦蒙抽擢。70

   这篇序文对高齐文教之况多有贬抑, 但仍反映了当时学制和察举制的若干重要态势:

   一是其述北齐国学不振而各地尤其是燕赵一带官、私学甚盛, 显系北魏宣武帝以来事态的延续。对各郡官学来说, 由于其皆须按法令规定的员额招生, 士流及豪富子弟又无法“差逼充员”, 也就只好为“游惰”即游学之士的入学寄学大开方便之门, 这也接上了北魏地方官学可广纳生徒的传统。

   二是“诸郡俱得察孝廉, 其博士、助教及游学之徒通经者, 推择充举”, 所述当然不是各郡可察孝廉这个不待言的事实, 而是河清所定《学令》的内容。其中既规定了郡学教官、生徒包括外来游学之徒寄学充员者, 皆可经课试通经及某种推择环节举为孝廉, 71则州学师生可举秀才之况亦可想见。这又继承了北魏地方官学生徒课试举贡之制而有损益, 从北齐郡学以“太学”为法定名称一事判断, 72其“推择充举”的具体办法当与国学生徒相类。

   三是由此再看上引文中的“负笈从宦之徒, 不远千里”, 这正是北齐游学之士往来各地求举、觅举的写照。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士子的“从宦”之途, 则是进入州郡学成为教官、生徒, 即可被“推择充举”秀才、孝廉。因而所谓“纵有游惰, 亦不检治”, 则不仅可见当时游学之士进入州郡学的顺畅, 更可说明制度规定其本须“检治”, 即递交有关身份证明文件由官府加以核实。73由于其本为求举从宦而来, 朝廷且肯定了其有附学应举的权利, 故其实质上也就是“怀牒自列于州县”, 是程序前置至附学之时的“投牒自举”。

   北齐求举觅举的若干例子, 像刘昼“求秀才十年不得”、马敬德“诣州求举秀才”等, 以往学界多曾引以说明自由投考的“萌芽”。但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 就有必要修正认识, 意识到寄学应举的自由亦即自举就试的自由, 北齐既确认游学之士可与地方官学师生一并推择充举, 实际已使长期以来居籍地举贡的原则及与之相连的门族、乡议等限制失去了效力, 更使以往士子处于被动地位的求举觅举, 变成了其可主动择地应举就试, 而举主不能横加阻隔的合法权利。因而这些例子显然已不能视为零星的“萌芽”, 而是长期以来察举制演变的趋势和北齐既定制度框架导致的普遍结果。

  

   结语:唐常科贡士格局所承脉络

  

   由上讨论可见, 正是魏晋以来察举制度的不断发展, 包括考试、劝惩等环节的完善和异地察举的流行, 导致了察举更重举地及士子才学, 相应则不甚在意其居籍、身份的风气, 从而为游学被举提供了有利条件, 也为本来无由闻达的寒门之士四出求举觅举开扩了通道。承此趋势, 北魏献文帝以来郡国学生徒课试举贡之途的发展, 到迁都洛阳及于魏末人口流动和阶层变迁更趋活跃之时, 在长期以来地方官学师生来源相对开放的传统和孝文帝以来崇重文教的政策氛围中, 便催成了河北等地游学大盛的局面。因而北齐加以明确的游学之士可与地方官学师生一并推择充举的制度, 既是游学被举已势不可挡的体现, 又对之作了必要疏导和规范。由于“投牒”一直都是本地或异地察举被贡的必经程序, 至于“自举”行为亦一直自发存在于形形色色的求举觅举活动之中, 故一旦其应举就试的障碍被游学之士得与地方官学师生一并推择充举的法令所排除, 也就确定无疑地构成了士子可投牒自举的制度起点, 且其显然已为唐代科举常科贡士分为“生徒”和“乡贡”二途的格局奠定了轮廓, 又构成了武周以来“乡贡”多寄学应举的原型。发展至此, 北齐常科贡士格局与唐制之别, 实际已只有科目设置及国学生徒入仕也须举贡省试之类的调整了。

   从投牒自举在魏晋以来察举贡士体制中逐渐孕育出来的过程来看, 没有异地察举的流行, 就不会有游学被举及求举觅举的兴起。同理, 也正是因为游学被举及求举觅举之风成为惯见的事实, 才有必要对之疏导约束, 把以往充满了私弊的自举干求逐渐纳入既有的规范体系, 使之转变为一种公开而易于督责的应举就试程序。而这一转折之所以完成于北朝, 则与南、北地方官学生徒制度化出路的不同直接相关。在寒门仕途续有扩展、异地察举不断出现、游学被举亦不乏例的共同趋势下, 南朝的求举觅举者虽同样处于较为宽松的氛围, 却毕竟没有可供其主动选择应举就试的制度化通道。74与上承北魏后期地方官学生徒课试举贡之势, 进又允许游学之士同被推择充举的北齐之制相比, 南朝官学入仕之途限于国学, 而国学的生徒构成及其入仕之法历来都相对封闭, 即便宋齐以来在这方面也有调整, 其本身还是无法像地方官学生徒课试举贡之途那样, 不仅足以构成常科贡士的大宗来源, 且可显著推动诸求举觅举活动和游学被举的流行, 这应当就是南朝察举向科举的过渡终于滞后于北朝的主因。

   需要看到的是, 北齐之制至隋仍在继续发展之中。《隋书·高祖纪下》载开皇九年 (589) 正月平陈, 四月壬戌下诏偃武修文有曰:

   京邑庠序, 爰及州县, 生徒受业, 升进于朝, 未有灼然明经高第。此则教训不笃, 考课未精, 明勒所由, 隆兹儒训。75

   其述国学及各地官学生徒须“灼然明经”而“升进于朝”, 应自隋初从齐、周之法损益而来, 76唐科举“明经”科即承此而来。从诏文要求国学与州县学一并严其教习课试之制, 可知北朝后期国学生徒的课试入仕之法, 至开皇九年以前已合流于州郡学生课试业成而举贡明经之途。77这是对北魏、齐、周官学和举贡之制的发展, 同时又是唐代科举常科贡士以国学和地方官学“生徒”为主的前身。再看《隋书·儒林传》序述隋文帝平陈以后崇文兴教之况:

   于是超擢奇雋, 厚赏诸儒, 京邑达乎四方, 皆启黌校。齐鲁赵魏, 学者尤多, 负笈追师, 不远千里, 讲诵之声, 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 自汉魏以来, 一时而已。78

   此虽兼述私学而亦包括官方开办的“黌校”, 从中可见当时中原地区州县学及其可吸纳游学者的盛况甚类于北朝后期, 而地方官学生源开放前提下的课试举贡, 实即允许游学之士怀牒自列于州县学应举就试。《隋书·循吏梁彦光传》载其开皇年间为相州刺史之事:

   乃用秩俸之物, 招致山东大儒, 每乡立学, 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 亲临策试。有勤学异等, 聪令有闻者, 升堂设馔, 其余并坐廊下。有好诤讼, 惰业无成者, 坐之庭中, 设以草具。及大成当举, 行宾贡之礼, 又于郊外祖道, 并以财物资之。79

   梁彦光既“招致山东大儒”任教, 其原有生徒照例可随同前来就学, 这也是游学者寄附地方官学。当时相州官学奖惩生徒的升堂设馔及下庭席草, 与北齐秀孝策问劣者“起立席后, 饮墨水, 脱容刀”之法如出一辙;80而其业成当举者的“宾贡之礼”、祖道之仪, 则为唐代各地每岁举贡以“乡饮酒礼”为士子饯行的滥觞。81

   以上事态显然均是对北朝后期贡士之制的继续调整和发展, 既合隋制在齐周与唐制间承上启下的大势, 更具体展示了唐代常科贡士格局所承历史脉络。至于接下来发生的, 则有隋文帝末年废学, 82炀帝登位后复又“申明旧制”的波折。83至唐武德四年恢复科举常科强调乡举里选, 次年下诏举贤即命“苟有才艺, 无嫌自进”, 也无非是回到了北齐以来常科举贡的发展轨道, 重新建立了求举觅举者可在各地应举就试的规范, 84再到贞观以来学校臻盛, 便形成了以官学“生徒”为主, 而以投牒自举的“乡贡”为辅的科举常科贡士格局。要之, 唐初的这些措置, 无非是对隋炀帝时期恢复官学生徒课试举贡, 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包括确立进士科等举措的继承和发展。至于其并未现成循用其法, 而是在重新建制中逐渐回归, 则为新朝建立每多制度更作的常态, 其背后却仍是北齐以来有关趋势的延伸。由此看来, 投牒自举所以未被史官郑重述其开端, 恐怕正是由于求举觅举实质上就是私下展开的自举, 故其因朝廷允许士子附学应举或明诏“无嫌自进”而变为公开合法的自举时, 也就仍然浸透着各种私人性关系和陈规陋习, 使之与旧时举贡之制的区别并不明显, 遂难视之为一项重大制度变革。而这样的状态, 也正是察举制与科举制近乎无缝衔接而很难划出明确界线, 在举贡限制、考试规定和科目调整等方面皆呈错综演进、连续过渡之态的一个缩影。

  

   注释

   1 徐连达、楼劲:《汉唐科举异同论》, 《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2 何忠礼:《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 《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金旭东:《〈科举制起源辨析〉之商榷》, 《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周东平:《关于科举制起源的几点意见》, 《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

   3 刘海峰《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 (《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一文提出“广义科举”始于汉, “狭义科举”即进士科举始于隋。即是对此的积极回应。

   4 唐长孺:《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的萌芽》,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北京:三联书店, 1959年, 第124—131页。

   5 这七个方面是:察举的中心环节从举荐转至考试, 标准从甚重孝悌、吏能转为重经史文学等知识检验, 长官的举荐从权力变为责任, 考试程式的严密化规范化, 自由投考已出现萌芽, 学校与察举的结合日益紧密, 入仕、铨选与考课的区别日益清晰。 (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14章《科举的前夜·科举的成立》,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1年, 第314页)

   6 前引金旭东、周东平二文, 均指出了投牒自举对科举制意义有限的事实。张希清《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申论》 (《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一文, 亦明确指出投牒自举“并不是科举必不可少条件”。

   7 《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 北京:中华书局, 1975年, 第1159—1161页。新志这段文字当据《通典》卷15《选举三·历代制下》、《册府元龟》卷639《贡举部·条制一》述“唐贡士之法”改写而来。

8 王定保撰, 黄寿成点校:《唐摭言》卷1, 西安:三秦出版社, 2011年, 第1页。同书卷15《杂记》亦载此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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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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