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劲:科举制“投牒自举”之法溯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 次 更新时间:2020-05-04 11: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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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劲  
也特别标明了其为本地所举。又《北齐书·儒林孙灵晖传》载其长乐武强人, 为北魏大儒孙惠蔚的族曾孙:

   灵晖少明敏, 有器度, 惠蔚一子早卒, 其家书籍多在焉。灵晖年七岁, 便好学, 日诵数千言, 唯寻讨惠蔚手录章疏, 不求师友, 三礼及三传皆通宗旨。然就鲍季详、熊安生质问疑滞, 其所发明, 熊、鲍无以异也。举冀州刺史秀才, 射策高第, 授员外将军, 后以儒术甄明, 擢授太学博士。44

   长乐郡西晋以来皆属冀州, 此处所书“举冀州刺史秀才”, 亦强调其为本地长官举贡, 盖因其家长居京师, 灵晖自幼读惠蔚藏书成长, 亦可由司州举贡之故。

   南北朝多见的这种本地所举秀才、孝廉仍标州郡之名, 45强调举地而不甚在意其居籍何处的现象, 不仅是被人口流动导致原籍与居地、落籍地错综不一的状态催生的, 其背后也有察举制本身不断发展完善的背景在起作用。其中有两个方面的事态堪值注意:一是随寒人势力兴起和门阀政治消退, 西晋以来不为士流所好的察举之途到南北朝已有重振之势。即以上面所举之例而言, 南朝如琅邪王氏、吴郡顾氏、会稽孔氏等, 北朝如陇西李氏、荥阳郑氏、代人陆氏等, 均为同期一流士族而被举秀才, 亦可说明察举已重新成为颇受重视的进身之途。另一方面的事态与之呼应, 即察举考试、劝惩等一系列制度也在陆续调整完善。自刘宋武帝重申东晋多已不行的“策试旧制”, 到萧齐以来确定“考格”等第以凭黜陟;46从北魏孝文帝屡诏州郡贡举须尽才学, 孝明帝严格秀才对策的及第标准, 到北齐河清定制秀、孝策考庸劣者被当众羞辱。这些事态在前引阎步克书中多已论列,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其不仅构成了南北朝后期察举得以过渡为科举制的基础, 而且势必会在严格考试擢优黜劣的过程中不断凸显举贡的责任。尤其是南北朝以来, 皇帝往往亲临朝堂策试秀、孝, 北齐更将之定为常制, 47这种对察举常科考试的特殊重视, 自必放大汉代以来举不以实等规定的激励效应。48也就是说, 在异地察举已渐流行的前提下,一旦其考试、劝惩之法被强化, 举主与被举者荣辱相连, 那就适足以使州郡举贡尤重以考试衡量的才学优劣, 相应则不甚在意人们是本地还是外地士子,朝野上下也会更加关注士子由何地所举, 而不是其究竟居住、落籍于何处。

   南北朝强调秀、孝举地的风气大概就是这么形成的, 而其显然是一种甚有利于游学被举和求举觅举的氛围。应当看到, 游学一直都是正常情况下人口流动的原因之一, 在异地察举因居籍状态错综不一而渐流行之时, 游学被举本属事理之常。49《南齐书·高逸臧荣绪传》载其东莞莒人:

   祖奉先, 建陵令;父庸民, 国子助教。荣绪幼孤, 躬自灌园, 以供祭祀。母丧后, 乃著《嫡寝论》……隐居京口教授。南徐州辟西曹, 举秀才, 不就。太祖为扬州, 徵荣绪为主簿, 不到。50

   东莞莒县东晋属徐州, 宋泰始三年属东徐州。51臧荣绪既“隐居京口教授”, 又被徵扬州主簿, 说明其籍本在扬州, 而讲学授徒亦即游学, 故其在宋末被治所在京口的南徐州举秀才, 实即游学被举。52从萧齐游学者因得名士推荐而获察举的例子来看, 53游学被举和求举觅举应已不是偶见之事。北朝后期这方面的趋势要来得更为明显, 《北史·儒林刘昼传》述其勃海阜城人, 曾游学邺都等地:

   昼求秀才, 十年不得, 发愤撰《高才不遇传》。冀州刺史郦伯伟见之, 始举昼, 时年四十八。刺史陇西李璵, 亦尝以昼应诏。先告之, 昼曰:“公自为国举才, 何劳语昼!”54

   刘昼求秀才多年, 可见魏末士子求举觅举的流行。昼为冀州勃海郡人, 55自可被冀州刺史郦伯伟所举,不过上引文中的“刺史陇西李璵”, 据《北齐书·李璵传》载其唯东魏时任东徐州刺史, 故其亦可举昼秀才, 必是昼多年游学求举与东徐州结缘之故, 其况实与前举樊逊因游寓陈留被梁州所举相类。这表明北朝异地察举的发展, 也导向了游学被举和求举觅举的相伴流行。

   由上讨论可见, 异地察举是在魏晋以来人多流离的局面下, 为适应被举者居地、落籍地和原籍关系错综的状态而发展起来的, 但到东晋南朝屡行土断, 北朝实施三长制后, 却还是呈现了异地察举继续发展, 游学被举亦趋活跃之势。这样的事态无疑体现了察举制随当时政治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深刻变化。一方面, 随察举颓势的重振及其制度的调整完善, 孝廉、秀才等岁举常科已主要以经学、文章考试成绩为录取标准, 察举重心因此而从德行转移至才学, 德行要求实际已退为一条底线。另一方面, 随考试、劝惩之制的强化和举贡责任的凸显, 一种强调士子举地而不甚在意其居籍于何处的倾向已滋长起来, 以往所谓的“乡举里选”亦已蜕变为一种理念而非制度实际。这两个方面可以说集中代表了察举在开放、自由度上也在不断趋近于科举的趋势, 因为这类变化必将与异地察举的进一步发展彼此催驱;而异地察举的流行和习以为常, 自亦会与游学被举和求举觅举之风互为推动。尤其是这种交相激荡的演变趋势又因北朝地方官学生徒举贡之制的发展而被放大, 以至游学被举不断活跃兴盛起来而须加以疏导和规范, 也就导致了投牒自举之法的形成。

  

   三、北朝州郡学生的举贡与游学充举

  

   唐代投牒自举之法的另一标志性现象, 是求举、觅举士子寄附地方官学假其生徒名义应举就贡, 前已述其为武周以来投牒自举的常态。正如异地察举的发展势必会与游学被举和求举觅举之风联系在一起那样, 在有教无类的准则和汉魏以来地方官学生源相对开放的传统下, 56地方官学生徒举贡之制也已内在蕴含了游学之士寄学应举的趋向, 并且要比国学生徒举贡之制更为明确地预示了科举与学校结合的方向。由于此制始于北魏而非魏晋南朝所有, 故可认为游学之士寄学应举这种使投牒自举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做法, 原来是随北朝地方官学生徒课试举贡之制的实施而逐渐形成的。在推溯唐投牒自举的来源时, 这是又一条重要线索。

   自汉武帝以经学为核心重建官学体系以来, 国学生徒有课试入仕之途, 各地官学生徒则无法定仕途, 一般只能署补为吏, 少数则可荐为国学生徒, 或另由察举等途登进为官。57魏晋南朝官学之况不一又多曲折, 其生徒入仕之法却仍大抵如此,但其况在北朝发生了重大变化, 地方官学生徒开始有了法定仕途。《魏书·李GFDF6传》载其文成帝末为相州刺史, 甚有政声:

   上疏求立学校曰:“……昔之明主, 建庠序于京畿, 立学官于郡邑, 教国子弟, 习其道艺。然后选其俊异, 以为造士。今圣治钦明, 道隆三五, 九服之民, 咸仰德化, 而所在州土, 学校未立。臣虽不敏, 诚愿备之, 使后生闻雅颂之音, 童幼覩经教之本。臣昔蒙恩宠, 长管中秘, 时课修学有成立之人, 髦俊之士, 已蒙进用。臣今重荷荣遇, 显任方岳, 思阐帝猷, 光宣于外。自到以来, 访诸文学, 旧德已老, 后生未进。岁首所贡, 虽依制遣, 对问之日, 惧不克堪。臣愚欲仰依先典, 于州郡治所各立学官。使士望之流, 冠冕之胄, 就而受业, 庶必有成。其经艺通明者贡之王府。则郁郁之文, 于是不坠。”书奏, 显祖从之。58

   是为北魏地方官学体系之始。59《魏书·显祖纪》、《高允传》及《儒林传》序等处亦载其事, 可与互明, 李GFDF6此疏则明确交代当时专为郡国学生徒开辟了仕途。所谓“经艺通明者, 贡之王府”, 也就是生徒课试业成者可比照中书学生贡于朝廷选拔为官。且其既要解决以往贡士策问“惧不克堪”的问题, 自必纳入了同期察举常科的举贡体制。

   此举隐隐与十六国时期后赵所定郡国学制相续, 60为迥然不同于魏晋南朝的制度安排, 所体现的则是定制者在地方官学上的独特理念。上引李GFDF6疏述“昔之明主, 建庠序于京畿, 立学官于郡邑, 教国子弟, 习其道艺。然后选其俊异, 以为造士”一段, 先已说明了其建议郡国立学的指导思想为儒经所载圣王学制, 其要即国学和各地官学虽各有功能而培养士子的性质相类, 故皆须选其俊异贡于王庭。61与之相连而同属魏晋南朝所无的一个现象, 是此后北朝常称州郡学为“太学”。《魏书·高祐传》载其孝文帝时为西兖州刺史:“祐以郡国虽有太学, 县党宜有黌序, 乃县立讲学, 党立小学。”同书卷65《李平传》载其宣武帝时为相州刺史:“平劝课农桑, 修饰太学, 简试通儒以充博士, 选五郡聪敏者以教之。图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堂, 亲为立赞。”同书卷57《崔挺传》附《崔游传》载其孝明帝初为河东太守:“太学旧在城内, 游乃移置城南闲敞之处, 亲自说经。当时学者莫不劝慕, 号为良守。”62数处所称“太学”明显都指州郡学, 较早的是在孝文帝时期。据《魏书·高允传》载其议定郡国学制上表赞颂的“申祖宗之遗志, 兴周礼之绝业”, 这一称谓极有可能来自献文帝时始立郡国学时的托古倾向。称州郡学为“太学”, 意味的是其地位与国学相类, 故其生徒自应有举贡入仕之途。63这一依本儒经的政教理念和制度安排, 完全合乎扩大育才贡士规模和强调考试重要性的现实需要, 故被进一步托古改制以标榜正统的孝文帝时期继承了下来。

   《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下·南安王桢传附元英传》载其宣武帝初为吏部尚书之事:

   英奏:“谨案《学令》:‘诸州郡学生, 三年一校所通经数, 因正使列之, 然后遣使就郡练考。’臣伏惟圣明, 崇道显成均之风, 蕴义光胶序之美。是以太学之馆, 久置于下国;四门之教, 方构于京瀍。计习训淹年, 听受累纪。然儁造之流, 应问于魏阙;不革之辈, 宜反于齐民。使就郡练考, 覈其最殿。顷以皇都迁构, 江扬未一, 故乡校之训, 弗遑正试。致使薰莸之质, 均诲学庭;兰萧之体, 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 铨考向讫, 求遣四门博士明通五经者, 道别校练, 依《令》黜陟。”诏曰:“学业墮废, 为日已久, 非一使能劝, 比当别敕。”64

   这里元英先引据了孝文帝时所定《学令》文, 其中规定州郡学生三年一试所通之经因计奏上, 再由朝廷遣使前往考核黜陟, 显然上承献文帝时的制度而来。其下所述“久置于下国”的“太学之馆”, 是指早已建于各地的郡国学;“方构于京瀍”的“四门之教”, 则是指孝文帝时立制, 却因迁都等事耽搁迄未修成的四门等学;65而“儁造之流, 应问于魏阙”及以下数句, 是说按《学令》规定地方官学生徒业成者皆应贡于朝廷策问, 不成者则须黜退为民, 但迁都以来却未遑遣使“就郡练考”, 故其“求遣四门博士明通五经者, 道别校练”, 以凭黜陟。而宣武帝对其建议的诏答, 则说《学令》因诸事倥偬有待落实, 地方官学生徒的课试当由“别敕”加以规定。据《魏书·封懿传附封轨传》载其太和中为著作佐郎, 宣武帝时转考功郎, “奏请遣四门学士明经学者检试诸州学生, 诏从之”。66当即元英上奏不久以后的举措, 可证其“别敕”已下, 事已施行。

   《魏书·儒林传》序述北魏初年以来立学之况, 自孝文帝迁都至宣武帝时臻于全盛:

   时天下承平, 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 横经著录, 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 小者犹数百。州举茂异, 郡贡孝廉, 对扬王庭, 每年逾众。67

   由于当时国学屋舍久未修成, 故这里所述的“学业大盛”, 主要是各地尤其是河北官、私学校之况。因而其下所述的“州举茂异, 郡贡孝廉”云云, 也不是一般地说当时州举秀才和郡贡孝廉为数甚众, 而是在说各地学业大兴后生徒被举秀、孝的盛况, 宣武帝以来州郡官学生徒的课试举贡必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至于此后的地方官学之况, 如《韦彧墓志》述其孝明帝时为东豫州刺史时的政绩:

导民以德, 齐民以礼……建太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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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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