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劲:科举制“投牒自举”之法溯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 次 更新时间:2020-05-04 11: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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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劲  
率多寄应者, 故不甄别于榜中。15

   这段叙说中的“乡贡”, 除其特别交代的“古之乡贡”是循古义统指各地贡士外, 另几处应皆指有别于官学生徒的投牒自举者。从中可见其发展过程有两个时间节点:一是睿宗景云前后, 此前乡贡及第者甚少, 尤其进士及第几乎皆出于国学, 题名榜上标为乡贡进士者常付阙如, 或仅一人。景云以后乡贡及第者渐多, 且大都像景龙元年 (707) 进士及第的李钦让那样, 名为乡贡而实附于官学应举, 遂不再在榜中标明其为乡贡。16二是德宗贞元前后, 此前举贡尚重国学生徒以及州府学生;此后名族率鄙学校, “假名就贡”的乡贡成为主流。由此即可勾勒出唐代科举“生徒”与“乡贡”的盛衰消长线索:贞观以来科举甚重官学生徒, 经武周时期变迁, 乡贡及第者逐渐增多, 且多附于地方官学应举就贡, 这一局面到安史之乱前后进一步发展, 德宗贞元以来便形成了假名就贡的乡贡趋于极盛局面。

   所谓“假名就贡”, 显然承自景龙以来的“率多寄应”, 其实都是寄附地方官学, 借其生徒的名义应举就试。17这在开元以来的有关措施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唐会要·学校》载开元二十一年 (733) 五月敕:

   诸州县学生年二十五已下, 八品、九品子若庶人生年二十一已下, 通一经已上, 及未通经, 精神通悟有文词史学者, 每年铨量举选, 所司简试, 听入四门学充俊士。即诸州人省试不第, 情愿入学者, 听……许百姓任立私学, 欲其寄州县受业者, 亦听。18

   此诏要在开扩州县学生进入国学参加科举的通道, 其末允许百姓私学“寄州县受业”, 即凡属士子皆可寄附地方官学受业。这是要把以往的习惯变成制度, 也是对长期以来投牒自举者寄学应举做法的确认。又《唐会要·贡举中·缘举杂录》:

   天宝十二载七月十三日诏:“天下举人, 不得充乡赋, 皆须补国子学士及郡县学生, 然后听举。”至至德元年已后, 依前乡贡。19

   天宝十二载 (753) 废止了投牒自举的乡贡, 20命其一律须补官学生方得应举,这是以允许士子寄附官学的规定为前提的。其实质还是要在承认寄学应举现实的同时, 对其加强约束规范。虽然此制不久即废, 但同类举措到安史之乱平定后仍屡有之, 21其大旨都是要把假名就贡的“乡贡”变成名副其实的“生徒”, 也就是以“补郡县学生”抽换了原来关于“怀牒自列于州县”的规定, 把以往的“投牒”环节前置到了入学之时。其目的不外是要以限制贡士途径来敦促士子不趋鹜于举业而勤于学业, 也使风气已坏、生徒多不坐堂习业的官学得以重振。尽管这个目标在唐迄未达成, 但其显然已开启了后世“科举必由于学校”的先河, 同时也证明唐后期趋于极盛的投牒自举, 确实是以附于官学假名就贡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现在已可归结唐代投牒自举之法的基本状态和特点:

   一是此法约在武德四年唐行科举一年后设立, 以为传统州县选举和学校生徒入仕之法的补充, 贞观以来才开始形成了常科贡士以怀牒自列于州县的“乡贡”与官学“生徒”为两大来源的局面, 但玄宗以来又屡曾废除乡贡并入生徒。这都表明投牒自举并不具有决定科举制形成与否的重要性, 而只是科举制的一个可以安装、升级, 也可以删除的附件。

   二是唐前期科举常科贡士主要是以整套官学培养体系为基础的, 同时也允许并非官学生徒的本地或外地士子怀牒自列应举就试, 故各地每年“乡贡”的总数虽或不少, 但其在省试合格尤其进士及第者中的比重却无法与官学生徒相比。也就是说, 投牒自举在唐前期的科举常科举贡格局中不占主导地位, 其制度安排的本意是充当官学生徒举贡的补充。

   三是经武周时期变迁到安史之乱前后, 投牒自举者寄附地方官学应试获举已甚流行, 德宗贞元以来, 这种做法渐随官学不振和科举制发展趋于极盛, 进士及第者亦当以此为主。要之, 投牒自举在中晚唐科举常科贡士中的地位渐已压倒了官学生徒, 却仍以寄附官学应举的方式表现出来, 其实质是把“投牒”环节前置至“寄学假名”之时。故可视之为“科举必由于学校”之制形成前的一种过渡办法, 是集中体现唐宋间科举与学校关系态势的现象。

  

   二、魏晋以来的异地察举及其趋势

  

   唐代投牒自举之法的标志性现象, 是士子可自择便于其被举及第之地应举就试, 由此体现了其投考的自由度。而其显然源出魏晋以来的异地察举及游学被举, 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形形色色的求举觅举亦即私下发生的自举行为, 事实上无不赖此而生。这也表明投牒自举的要素并非截然不容于察举制, 而是像考试黜落等制一样发育成长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讨论投牒自举之法孕育形成的过程时, 对异地察举之所起及其趋势, 自须给予应有关注。

   前引《唐摭言·乡贡》提到进士及第者有“苏州乡贡”、“定州乡贡”之称, 令人联想到魏晋以来察举制下多有“河南孝廉”、“冀州秀才”等名, 其共同点是特别标明举贡之地, 所反映的不少是异地被举相当常见的事实。如《晋书·薛兼传》载其丹杨人:

   少与同郡纪瞻、广陵闵鸿、吴郡顾荣、会稽贺循齐名, 号为五儁。初入洛, 司空张华见而奇之, 曰:“皆南金也。”察河南孝廉, 辟公府, 除比阳相。22

   西汉以来州举秀才、郡察孝廉, 照例为本州郡人, 无须标明其地, 但东汉后期渐有例外。23上面这条记载的背景, 是西晋灭吴时江东才俊不少皆被北徙, 二陆以下或得名公张华等为之延誉, 丹杨人薛兼亦因此被畿内河南郡所举, 故特标明其为“河南孝廉”。这种突破惯例的异地察举在灭蜀、平吴后确有必要, 并与九品中正制一样适应了汉末以来人多流离的局面, 又蕴含了才行鉴甄与乡议脱钩的倾向, 因而仍反映了察举制演变的重要趋势。

   魏晋以来的异地察举多为适应人口流动局面而发生, 尤其与不断发生的侨居、土断等事密切相关。如西晋李含:“陇西狄道人也, 侨居始平。少有才干, 两郡并举孝廉。”24含被原籍陇西和侨居的始平郡并举孝廉, 必在晋武帝泰始二年(266) 置始平郡后。若以户籍为准, 其既系籍始平, 则陇西郡举其孝廉为异地察举, 可见当时察举确为适应汉魏以来人口流动局面而有所调整, 这也是人们的居地系贯与原籍分离后, 有关管理亦趋于错综而难一时釐清的反映。25又如东晋时, 袁粲之“父濯, 扬州秀才, 蚤卒”。26袁氏原籍陈郡阳夏, 南渡以来久居扬州, 为南朝王、谢、袁、萧四大侨姓之一。袁粲之父袁濯约在东晋末被举秀才, 当时陈郡已在刘裕北伐收归的豫州属下, 27上引文所书“扬州秀才”, 明确了其为侨居地所举。再如刘宋时被举的丘巨源:“兰陵兰陵人也。宋初土断属丹阳, 后属兰陵。巨源少举丹阳郡孝廉。”28兰陵郡自东晋末至刘宋明帝初大抵属北徐州, 29丘巨源家则在宋初土断时落籍丹阳郡, 故其少时被举“丹阳郡孝廉”, 体现的是按户籍所在地察举的原则, 这也透露了土断以前察举在原籍和侨居地难有定准的状态。但土断以后异地察举并未稍歇, 《梁书·任昉传》载其乐安博昌人:

   早知名, 宋丹阳尹刘秉辟为主簿……久之, 为奉朝请, 举兖州秀才, 拜太常博士, 迁征北行参军。永明初, 卫将军王俭领丹阳尹, 复引为主簿。30

   乐安郡在刘裕北伐平南燕时收归北青州, 至宋明帝时陷入北魏, 31任昉既两度被辟丹阳主簿, 可见其家早已徙居建康一带。至宋、齐间昉被举“兖州秀才”, 并非其原籍和现居系贯之地, 是当时虽已屡经土断, 并有按户籍地察举的原则, 异地察举仍在继续发生。

   北朝的异地察举之例, 如北魏前期李彦:“颇有学业。高祖初, 举司州秀才, 除中书博士, 转谏议大夫。”32彦为李宝次子, 宝陇西狄道人, 凉王李暠之孙, 太武帝定河西时归降, 后入朝留于平城。李彦被“举司州秀才”, 盖亦明其本为秦雍人士而为司州所举。北魏司州所举秀才除李彦、郦显度、杨播、李超等本非司州人而时期较早外, 33其余皆在三长制推行及孝文帝迁都以后, 仍有不少是各地迁来之人。《魏书·辛绍先传》载其陇西狄道人, 其父渊为凉王李暠骁骑将军, 甚得李氏厚遇:

   世祖之平凉州, 绍先内徙, 家于晋阳……太和十三年卒, 赠冠军将军、并州刺史、晋阳公, 谥曰惠。子凤达, 耽道乐古, 有长者之名, 卒于京兆王子推国常侍。凤达子祥, 字万福, 举司州秀才, 司空行参军, 迁主簿。34

   太武帝定河西后, 辛绍先家已落籍晋阳, 其孙辛祥被举司州秀才则在孝文帝迁都后, 当因其父随迁或其本人居于洛阳之故。35

   这类事例表明北朝也有在户籍地察举的一般原则, 却还是会因人们籍贯居地错综不一而多例外, 从而使异地察举发展起来。36《北齐书·文苑樊逊传》载其河东北猗氏人:

   属本州沦陷, 寓居邺中, 为临漳小史。县令裴鉴蒞官清苦, 致白雀等瑞, 逊上《清德颂》十首, 鉴大加赏重。擢为主簿, 仍荐之于右仆射崔暹, 与辽东李广、渤海封孝琰等为暹宾客……武定七年, 世宗崩, 暹徙于边裔, 宾客咸散, 逊遂往陈留而居之。梁州刺史刘杀鬼以逊兼录事参军, 仍举秀才……天保元年, 本州复召举秀才。37

   樊逊原籍河东北猗氏县, 属泰州, 北猗氏为西魏占领后, 逊家迁邺, 似已落籍临漳县, 逊则获裴鉴赏重而叠遇机缘。武定七年 (549) 后逊居当时的梁州治所陈留, 遂被梁州举为秀才, 至天保元年 (550) 逊再次被举秀才的“本州”, 则应是北齐邺都所在的司州。樊逊才学优异而家门寒陋, 虽屡被举却多坎坷, 传文后载天保四年, “梁州重表举逊为秀才”, 因对策高第入仕。是其寄居陈留不足一年, 却得梁州在四年内两度举其秀才, 足见北齐察举已不甚在意被举者居籍何地, 其况似要较南朝的异地察举更为宽松。

   如果说以上只是少数个案, 那么南北朝史籍中本地所举秀、孝亦标明举地的众多事例, 则可说明随着魏晋以来人口流动等事态发展和异地察举的流行, 一种不甚在意人们居籍, 而是关注其在何地被举的习惯已甚风行。《宋书·武帝纪下》永初二年 (421) 二月:

   车驾幸延贤堂, 策试诸州郡秀才、孝廉。扬州秀才顾练、豫州秀才殷朗所对称旨, 并以为著作佐郎。38

   练、朗家世生平不详, 但顾氏久为扬州吴郡著姓, 殷氏望出陈郡长平而时属豫州, 二人似皆本州所举, 却仍书其为“扬州秀才”、“豫州秀才”。39这应当是两晋以来察举尤重举地的反映, 是与侨人在安置地被举而书“河南孝廉”、“扬州秀才”相连而来的现象。《梁书·萧琛传》载其兰陵人, 父祖俱朝中显宦, 琛起家齐太学博士:

   时王俭当朝, 琛年少, 未为俭所识, 负其才气, 欲候俭……俭与语, 大悦。俭为丹阳尹, 辟为主簿, 举为南徐州秀才, 累迁司徒记室。40

   萧琛家在建康, 琛不由扬州而被南徐州举为秀才, 是因当时兰陵属南徐州, 41史载其“举为南徐州秀才”, 是要标明其为原籍所举。42由此可见, 在居所、落籍地和原籍关系错综, 异地察举适应这种局面不断发展的前提下, 察举制更为关注的已是人们被何地所举而不是其居籍于何处。

   北朝之况亦与南朝相类, 《魏书·郑羲传附郑伯猷传》:

   举司州秀才, 以射策高第, 除幽州平北府外兵参军, 转太学博士。43

郑氏荥阳开封人, 孝文帝迁都后本属司州, 伯猷为郑羲次兄小白之孙, 其举司州秀才似在宣武帝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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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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