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堃:社会福利保障的宪法路径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2 次 更新时间:2020-05-03 22:39:11

进入专题: 社会福利保障  

王堃  
我国《宪法》(总纲)19条规定了“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基本权利章)第46条又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其(总纲)21条规定了“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基本权利章)第45条又规定了“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这样,教育福利和医疗福利在我国《宪法》总共两次提及,说明了保障这两项社会福利已经有较高的共识。

   为了落实宪法的优先性考量,在教育福利发展方面,应该制定修改有关幼儿教育、义务教育的法律,逐步实现免费的幼儿教育,把义务教育推广到高中阶段,实行十年的义务教育制度,即小学五年、中学五年;在医疗福利方面,应该逐步建立全民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修改我国《社会保险法》,合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建立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同时,改革医疗体制,特别是强化医疗机构的竞争和市场化水平,降低医疗费用,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五、结论

   对于社会福利的发展,一些国家的教训表明,由于过度福利化,用过度承诺来讨好民众,结果导致效率低下、增长停滞、通货膨胀,收入分配最终反而恶化。我们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将福利水平的提高建立在经济和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44]总体而言,社会福利的实现有赖两个方面的支持。其一,社会财富的增加。这一方面要求国家维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公民私有财产的扩展是国家财富转移的基础;另一方面要求全民投资的企业应当限制在一定的领域,以防止对社会资源的过分挤占。其二,国家给付制度、权利救济制度的完善。“社会国”保障模式并不排斥社会权,只是宪法上的社会权应当被看作一种方针条款。社会权可以分为公法意义上的社会权和私法意义上的社会权。所谓私法意义上的社会权是指,将宪法中规定的社会权保障的方针条款,贯彻到私法领域当中去,也就是德国的宪法第三人效力学说的应用,使社会团体、企业等组织也负担起保护公民社会权的责任。[45]社会权基于社会之互助,是单个公民对社会提出的要求。虽然政府的居间努力有着整体性、全面性、前瞻性等优点,可以更好地实现公法意义上的社会权,但也不能忽视社会力量的直接实施性。民间慈善、赈灾、互助、公司的公益行为等方式都是社会权实现的应有之义。在公私法日趋交叉、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的当下,法律不应仅仅设定政府直接实现社会权的义务,还应放松管制,放手让民间力量参与到社会权的保障之中,让社会能够保障私法意义上的社会权,这才符合社会权的真意。

   注释:

   [1] 参见殷啸虎:《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体现了政治文明的进步》,载《检察风云》2004年第7期;孙凌:《论住宅权在我国宪法规范上的证立——以未列举宪法权利证立的论据、规范与方法为思路》,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5期;吴卫星:《环境权入宪的比较研究》,载《法商研究》2017年第4期。

   [2] 参见姜峰:《权利宪法化的隐忧——以社会权为中心的思考》,载《清华法学》2010年第5期。

   [3] 参见王维国、李秀军、李宏:《我国社会福利总体水平测度与评价研究》,载《财经问题研究》2018年第9期。

   [4] 参见关信平:《当前我国社会政策的目标及总体福利水平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5] 参见上注,关信平文。

   [6] 参见第一财经日报:《警惕债务水平超财政承受力》,载《第一财经日报》2018年12月7日,第A02版。

   [7] 参见闫衍、王新策、袁海霞:《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指数模型构建》,载《债券》2018年第10期。

   [8] 2018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和历次的中国人权事业白皮书和人权行动计划一样,把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这里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涵盖了大部分的社会权,包括了生存权、环境权、健康权、住房权等。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白皮书)。

   [9] [法]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财产、法律与政府》,秋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页。

   [10] 马尔库塞提出了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单向度社会和单向度的思想,认为单向度人的出现同单向度取向的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制度对人的规训作用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以标准化的法律制度取代多样化的民间制度,正是此种制度造就了单向度的人。参见[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11] [日]大沼保昭:《人权、国家与文明》,王志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2-63页。

   [12] [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13] [日]大须贺明:《生存权论》,林浩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14] 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卷)》(增订新版),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32页。

   [15] 参见[丹麦]格斯塔·埃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7-40页。

   [16] [美]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R·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17] 对我国社会权范围较为权威的解释之一是中国政府制定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其中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工作权利、基本生活水准权利、社会保障权利、财产权利、健康权利、受教育权、文化权利、环境权利。这个范围基本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内容一致,但同我国宪法规定并不一致。虽然这可以看作我国落实国际公约的必要步骤,但如何处理其与我国《宪法》规定的不一致是值得思考的。

   [18] 不少学者在我国《宪法》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之外寻找公民的权利,作为一种学术的宪法解释未尝不可。然而作为权利的最基本特征是可以获得法院的救济,有些从宪法其他条款推演出来的权利可以获得这样的救济,如我国《宪法》第13条推出的财产权、第14条推出的社会保障权。有些救济主要是行政法上的救济,获得宪法上的救济在我国还没有机制。有的则无法获得法院救济,如我国《宪法》第26条有关环境保护规定推出的环境权。这种混乱状况需要有权机关宪法解释的展开方能解决。当然作为宪法中的类似权利的原则性规定,可以获得制度性保障,通过下位法来加以实施。

   [19] 参见王惠玲:《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

   [20] [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8页。施米特指出,社会的权利包括工作权,享受救济和扶持的权利,接受免费培训和免费授课的权利。《魏玛宪法》第119条规定:“儿童众多之家庭,得享受相当之扶助以减轻负担。”第163条第2项规定:“德国人民应当有可能之机会,从事经济活动,以维持生计。无相当劳动机会时,其必需生活应筹划及之。”参见该书第229页。《魏玛宪法》关于社会权的规定不限于此,其第143至第146条关于受教育权的规定、第161条关于社会保险的规定均可列入其中。

   [21] 张翔:《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1辑,基本权利总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页。

   [22] 参见[美]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故事》,王希译,商务印书馆2002版,第281页。

   [23] 这是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四项人类最根本的自由之一,其它三项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24] 参见[美]查尔斯·A·赖希:《新财产权》,载《私法》2006年第2期。

   [25] 参见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37页。

   [26] 肖蔚云、王禹、张翔编:《宪法学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下文有关宪法条文的引用如未注明,均引自该书。

   [27] 1954年我国《宪法》的制定过程在韩大元教授的著作中有详尽的研究。参见韩大元:《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8] 同前注[27],韩大元书,第387页。

   [29]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8页。

   [30] 香港终审法院的做法颇能说明这个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36条规定:“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在孔允明案中,香港终审法院一方面认为此条的社会福利非公民基本权利,“福利权的达成本质上依赖政府制定的政策以确定申请资格与福利水平”,“涉及稀缺社会资源的分配”,法院应保持对立法与行政的尊重;另一方面香港终审法院却在此案中判决香港政府败诉。这同一系列的居留权案一样,终审法院起到了保障和扩大社会福利受益群体的作用。参见秦静:《突破与保守:香港终审法院涉福利权案的审理思路及其新进展》,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6期。

   [31] 虽然这两个案例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实际上“社会国”和“社会权”这两种保障模式是背后的民众心理区别的产物,是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分歧所致,如此,合宪性审查机构的做法就变得具有典型性了。

   [32]The Government of South Africa v Irene Grootboom and Others, Case CCT11/00, judgment of 4 October 2000, para.4.

   [33]The Government of South Africa v Irene Grootboom and Others, Case CCT11/00, judgment of 4 October 2000, para.94.

   [34]The Government of South Africa v Irene Grootboom and Others, Case CCT11/00, judgment of 4 October 2000, para.96.

   [35] 于晓华:《德国为什么突然决定放弃希腊》,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5-01-06/100771427.html,2019年5月21日访问。

   [36] 王云龙、陈界、胡鹏:《福利国家:欧洲再现代化的经历与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0页。

   [37] 《德国宪法法院裁定德国救援希腊行动合法》,http://money.163.com/11/0907/17/7DC69A51002533TM.html,2019年5月21日访问。

   [38] 翟翌:《“社会保障权”对“福利权”及“弱势群体权利”的超越》,载《理论月刊》2012年第3期。

   [39] [德]康德拉·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62页。

   [40] 黄金荣:《实现经济和社会权利可诉性:一种中国的视角》,载柳华文主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

   [41] 龚向和:《论社会、经济权利的可诉性——国际法与宪法视角透析》,载《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3期。

   [42] 参见张扩振、彭龙慧:《论我国社会权宪法审查之基准》,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43] [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页。

   [44] 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6页。

   [45] 参见[日]芦部信喜、高桥和之:《宪法(第六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3-89页。

   作者简介:王堃,法学博士,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4期。

  

  

    进入专题: 社会福利保障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1144.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