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 史建云: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

————回应黄宗智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6 次 更新时间:2020-05-02 15: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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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   史建云  

   如果做出这个相当宽松的向下的调整, 减去可能用于棉衣棉被等等的数量, 然后假定用剩余棉花织成的布中有40%输出, 那么1750年的当地人均消费量仍然有6.6磅棉花 (加上一些丝) , 而英国50年以后的全部纺织品总和为人均8.7磅。总之, 消费的数字更难以准确确定——如我在一开始就说明的——但它们仍然支持基本的相似性。无论是黄还是任何其他人至今都没有对构成这些数字基础的江南棉产量估计值的产生方法提出问题。无疑黄会认为, 即使这个低得多的人均6.6磅的估计也会使长江三角洲的农民看起来穿得太好。但我们必须记住, 并不是三角洲上的每个人都是贫农, 棉布也不只是用来做衣服, 黄引用的徐的数字, 取决于人们认为一套衣被可以穿用多长时间, 而这些观念实际上来自20世纪 (无论如何, 这会随着地方标准、生活水平和棉布的质量而变化, 非常难以测算) 。因而, 这里我看不到有什么理由可以证明黄武断地不顾这些估计或它们指向的一般结论是正当的;他所提出的反向建议, 即应该简单地采用徐新吾的消费估计, 也没有任何论据支持。

   此外, 在黄引用的段落中, 我比较的是中国和欧洲的布匹消费估计值, 不是江南和英格兰的。江南棉布产量中有多少用于本地, 多少用于中国其他地方, 不会对中国和欧洲的比较造成差别。黄用“令人难以置信的” (2002a, 166) 这几个字就打发掉我关于1750年前后全中国的棉产量接近于1900年的假设。这个假设实际上既难以证实, 也难以证伪。然而, 我在书中提出了许多论据说明为什么这似乎相当可能, 黄却没有说明他认为其中哪一条是错误的。此外, 我认为20世纪初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大致与18世纪相同, 黄自己也认为两个主要棉产区 (江南和华北平原) 的耕地面积在民国时期和清中期没有大的差异 (1985, 322、325;1990,342) (至少在华北, 后一个时期有更多的人口需要养活) 。读者可以在我的书中查看详细资料。现在我需要补充一个新的观点。

   黄和我都正面引用了理查德•克劳斯 (Richard Kraus) 的著作——黄称它是一个“1870年代到1930年代几十年间主要趋向的令人信服的描述” (1985, 125) , 尽管现在他说, 由于依靠了克劳斯, 我没有提供1870年或1900年的“可靠数据” (黄 2002a, 166) 。克劳斯估计1900年的总产量为15亿磅, 从1870年的18.5亿磅降了下来。但1870年是华北捻军起义失败之后的第二年, 在蹂躏了江南的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之后也只过了6年。一旦和平重现, 江南有多快恢复到太平天国之前的水平有不同意见, 但对那种认为1870年已经完全恢复的观点, 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此外, 三角洲西部许多以前的棉农此时已经转向丝的生产, 以适应由法国和意大利的桑蚕病害开拓的新市场。至于华北, 没有人认为捻军起义失败后的恢复特别快或特别完全 (首先是由于缺乏哪怕是稍稍能与长江流域的同治中兴相比的政府/绅士协调一致的努力) 。此外, 1870年在南直隶/鲁西棉产区中心地带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旱灾40。在这种情况下, 1870年的棉产量继续明显低于太平天国前的高峰看来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它低15%, 那么高峰就是21.275亿磅;在那种情况下, 1750年的棉产量可能是我所提出的15亿磅, 经过以后的几十年, 有可能提高40%以上 (由于耕地面积可能很少或没有增长, 这是个不坏的情况) , 然而也有可能回落到克劳斯引证的19世纪后期的水平。

   如果这样一种估计大致不差,那么在我对18世纪的估计与黄和我都引用的20世纪的较低估计之间就没有矛盾。另一方面, 如果承认许涤新和吴承明对1840年的估计确实是正确的, 我们就被引入某种统计学上不可能的情况41。此外, 与黄所认为的相反, 这些估计和徐新吾的估计依靠的证据都极不充分。

   徐新吾只引证了一条与全国棉产量有关的清代史料, 即一个身份不明的西方人推测1902年中国有约4亿人口, 每人每年使用3磅棉花 (1992,181) 。他对其他年份的估计, 黄说, 是“在精确可靠的1936年数据基础上”提供的 (2002a, 166, 着重号是我加的) , 但实际上徐并没有说明1936年的数据为什么特别可靠, 更不必说我们为什么应该接受他从它们倒推回去的其他年份的估计。徐1840年数字的计算方法是, 建构一个棉花“必需”消费量的绝对最低水平, 假定这个最低水平代表了实际的人均消费, 然后乘以人口;再以后, 为了最终得出1936年的较高数字, 假定1840年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有一个缓慢的增长。徐确实引用了一部清代文献 (洪亮吉, 写于1753年) 提出的供基本生存所需的棉花消费水平估计 (洪所说的水平此前可以轻易达到, 但此时则比较困难) 。然后徐抛弃了它, 除了它比他的估计高2/3,以及“在残酷的封建主义剥削下, 我国农民不可能丰衣足食, 当然也不可能有那样高的消费水平”外没有其他理由 (1992, 192—194、218) (当然, 洪的推测完全可能是错的, 但徐没有像黄一样把他的估计当做权威) 。

   总之, 徐实际上没有努力去估计清代的消费水平, 只是根据从中国社会的阶级性质做出的一个推论, 假定大众消费处于维生所需的最低水平;这使黄依靠徐来证实这一点完全变成了同义反复。当然, 黄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可以认为徐的数字对1750年也适用。此外, 一般说来, 在中国 (如果不是在江南) , 我在书中省略的苎麻, 对人均纺织品供给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增量, 尽管从14世纪起棉花逐渐取代它成为主要衣料, 但迟至1914—1918年, 中国每年仍然生产约20亿磅苎麻, 即人均将近4磅 (许和吴2000, 124) 。所以在黄的论证中看不到什么理由应该放弃我对中国纺织品消费及其与欧洲水平如何相似的观点。

   进行消费比较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收入的比较。马德斌最近依据完全不同的数据和一种不同于我的方法证明, 一个“保守”的估计会使18世纪长江下游核心区的人均实际收入达到西欧的94%, 英国的80%。由于马的“长江下游核心区”的定义包括了一些不在我定义的江南范围内的相当贫穷的地区 (他列入了浙江全省, 包括该省西部的山区) , 他的方法产生的结果甚至使江南和英格兰之间更为接近。这特别令人感兴趣, 因为马的许多资料和方法来自麦迪逊 (Angus Maddison) 的著作, 而后者认为到1400年时, 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经济方面已落后于欧洲;但正如马所言:“即使使用麦迪逊的估计, 把中国的地区性差异综合起来,仍然能够提供支持加州学派42的证据” (Ma 2002, 16—17) 。如果实际收入比较接近, 消费总量就不可能像黄认为的那样差得太远。

   以此为背景, 也可以如我所喜欢的那样着手解决问题, 通过观察不同人群的消费, 然后尝试把它们加在一起, 得到一个总体描述, 同时考虑总收入及其分配。这样做有很多障碍, 如我在书中提到的, 我们对收入在江南 (更不必说全中国) 不同人群中的分配知道得太少, 以至无法与英格兰进行精确的比较 (2000a, 136—137) 。然而, 我们能够有一个开始, 并且这种做法再一次倾向于肯定我的而不是黄的观点。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 黄接受了我 (根据《沈氏农书》中描述的农业工人的食谱) 关于17—18世纪江南农业劳动者吃的大概与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好的观点, 以及我提出的方行估计的农业劳动者的总消费中用于基本口粮的比例 (约55%) 大致与英格兰的同类劳动者相同的意见 (Pomeranz 2000a, 137;黄 2003) 。差别在于, 他声明, 农业无产者只代表英国人口中特别贫穷、因而不具典型性的一小部分, 而江南大部分人口生活得并不比无地的农业工人好多少。根据我们对这两个社会的了解, 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黄关于江南几乎所有人都吃同样食物的说法是对的, 那将会破坏他的立场而不是加强它。因为人类通常大量需要的只是淀粉, 基本热量需求得到满足的人一般会把新增收入用到其他东西上;但在达到那一点之前, 他们将首先选择粮食。农民, 即使是佃农, 收入肯定比农业工人高, 例如, 在艾伦的电脑模拟中, 江南一个佃农每劳动日的净收入约为农业工人日工资的3倍43, 同时伴有稳定工作带来的更好的保证。此外, 佃农与雇工不同, 通常有能力成家——如黄本人所说——我们也看到妻子们能够挣到超过她们自己生存所需的收入, 从而进一步拉大了可任意使用的收入的差距。自耕农不必缴纳40%—50%的地租, 在缴纳15%左右的赋税后 (Bernhardt 1992, 43—46) , 仍然有较高的收入, 一小部分拥有土地超过自耕数量的人收入甚至更高。如果这些境况较好的人群与农业工人吃同样的饭食, 那将意味着工人的饭食如此令人满意, 以至那些吃得起更好饭食的人认为不必这样做。果真如此, 那将是一个比我根据方行文章提出的有节制的观点远为激进的“乐观”形势。我的观点是, 与无地的工人相比, 全社会收入中用于粮食的百分比应该更低。

   在英国方面, 可以同意黄的主张, “那些吃得起肉食的人”比农村工人吃的肉食多 (2003) , 因为, 如我指出的 (Pomeranz 2002, 566) , 农村工人平均每天吃不到1盎司肉。但有多少英国人吃得比农村工人好?黄没有提供细节, 他引用的那些论著也没有论及这个命题 44。黄还混淆了两个论点——确实的阶级差别和不确定的城乡差别。黄声称只有“乡村工人”吃一种缺乏蛋白质的饭食, 而奥迪 (1990,270) 明确说明, 没有证据显示18世纪城乡的膳食存在差别;克拉克、休伯曼和林德尔特 (Clark, Huberman and Lindert) 指出, 在1837—1841年 (当时开始有明确的可比数据) 和1863年, “农村工人比伦敦的工人消费了更多的来自谷物、牛奶和乳酪的卡路里和蛋白质, 显然也消费了更多的来自绿色蔬菜的维生素” (1995, 228) 。所以城市工人吃得并不比农村工人更好, 或许还更坏。由于1801—1803年“从事耕作的工人”占了人口的15.5%, 而占户数24.7%的普通工人, 主要是“工业和建筑业”工人,接近人口的40%。如果加上收入比农业工人低2/3的处境凄惨的20.1%的人口 (Lindert and Williamson 1982, 400—401) , 大约将近60%的人口吃得不比奥迪的样本好。还有11.1%是士兵或水手;1811年的海军膳食比奥迪的样本好, 但并不明显(Drummond and Wilbraham 1939, 465、467) 。

因此, 全英格兰蛋白质消费平均水平只略高于黄视为非典型而放弃的数字。至于牛奶, 霍尔德内斯(Holderness) 被普遍接受的估计是1800年全英格兰每人每周0.9品脱, 相当接近奥迪的农村穷人0.5品脱的数字 (Clark,Huberman and Lindert 1995, 231) 。霍尔德内斯关于乳酪的权威数字是每天刚刚超过半盎司 (1989, 165—170) 。只有肉类, 1800年的每天4.3盎司 (Holderness 1989, 155—160) 是全英格兰数字中比工人的数字高得多的, 只要有一个相当小的人群大量食肉就能轻易达到这个数字 (例如20%的人平均每人1磅, 11%的士兵和水手每人7盎司) (另见Clark, Huberman and Lindert 1995, 230) 。这绝不能证明黄认为英国人的膳食十分优越的观点正确, 特别是由于江南也有少数富人吃得非常好, 还有一些蛋白质来源 (例如豆腐) 在英国没有同类产品45。最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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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0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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