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 史建云: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

————回应黄宗智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6 次 更新时间:2020-05-02 15: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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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   史建云  
并且只有在他迫切需要更多的收入, 而又被剥夺了其他机会 (例如受雇) , 以至即使这个最小的增长都比休闲或一个人能做的其他任何事更有价值时才会这样做。实际上黄使用内卷化时这两种情况都指——尽管前者更经常——它们与他的观点和我的观点有关系。

   至于内卷化指每日实际工资的长期下降, 这看来在中国的确发生过, 如我在书中提到的 (2000a, 95) 。但它也在现代早期欧洲发生过——1430—1550年间一日劳动的面包购买力急剧下降, 最早到1840年才恢复到1430年以前的水平 (有些地方还要晚得多) (Abel 1980, 136、161、191。Braudel 1981, 132—135。Clark 1991, 446。Allen 2000a, 40;2001) 21。即使是在工资降幅最小恢复最快的英格兰, 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1840年以前劳动阶级的生活水平有明显改善 (Mokyr 1988, 69—92) 。同时, 最近的研究显示, 除了几乎所有职业每年的工作天数都有所增加以外 (例如“神圣的星期一”的衰落), 工作日的平均长度可能也增加了。福特(Hans-Joachim Voth) 发现证据证明, 伦敦的劳动强度或许足以使1760—1800年间每天的平均睡眠时间减少约一个小时 (Voth 1998, 35) 。尽管福特关于睡眠的证据只是暗示性的, 他对于每年工作时数有相当大的增长——正如人们久已觉察到的——这一更为一般性的命题却有非常可靠的证据。如果不考虑劳动力成分的变化 (比较整个时期同样职业的劳动者, 同时忽略劳动者逐渐向农业以外的转移) , 1760—1800年间的增长是令人晕眩的35%—45%, 一个一般的工作年度最终提高到3 300—3 600小时;即使按照部门构成的变化进行调整, 在这40年里增幅也达到20%—27%, 最高记录在3 000—3 600小时之间 (Voth 1998, 37—40) 。在后来的一个研究中, 福特把一般范围扩大到英格兰, 时间延伸到1830年。他用各种不同方法计算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 1760—1830年工作周平均延长了20%—23%, 1800年以后的某个时期伦敦的工作时数最终开始下降, 但英格兰北部的工作时数直到1830年仍不断上升 (Voth 2000, 118—129) 。

   因而, 仅靠每日实际工资可能存在的长期下降几乎不可能说明中国走在一条根本不同的前途渺茫的道路上。德夫里斯提出“勤劳革命”的概念, 部分用意是要说明当家庭重新分配时间, 是为了提供更多的工作时数给市场时 (同时减少花在为个人使用的生产上的时间, 尽管数量不一定相同) , 实际工资的停滞或下降是可以与品种繁多的商品的购买增长相一致的。在18世纪晚期英格兰有特别完好的档案记载的案例中, 1750—1800年实际工资至少下降了8%, 但由于每个劳动者的工作时数增加, 人均消费仍然上升了10%(Voth 1998, 51) 。

   我的论点是, 至少在中国最先进的地区出现了某些类似的情形:劳动密集、消费略有增长 (至少在1750年前) 、实际工资停滞或下降。我提出了许多假设, 比较了中国和英格兰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我的比较的倾斜方向最终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将来对中国人 (更近期的) 消费的研究。但黄的言论中没有东西能说明, 为什么应该立刻否定这样一种比较, 或为什么应该强调中国经历了一个内卷化过程, 这个过程使中国的实际工资下降和劳动时间增长与在欧洲出现的同样现象截然不同。

   在其他场合, 黄说明了是什么使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在中国变成了内卷化, 尽管它们在别处不一定如此,这就是, 它们下降得异乎寻常的低, 或许甚至低于生存水平, 像在恰亚诺夫的一个农民经济模式中一样;能够为了这样微小的报酬使用劳动, 只是因为它没有机会成本22。这里在我看来关系重大的是, 黄的纺织业劳动收益的估计,如我在书中提到的, 依靠的是一个极不正常的年份的价格——根据张忠民的研究, 是一个长达400年的时期中第二低的布价, 而这一年的谷物价格并不特别低 (张1988, 297—208;另见Pomeranz 2000a, 101) (黄用的不是18世纪的价格, 他的帝国晚期价格数据大部分引自17世纪后期最萧条的年份) ,使用更具代表性的价格, 收益也就显得更好。在《历史研究》发表的文章中, 黄声称他不愿使用现有的价格数据 (2002a, 161) :一种对于追踪不同行业收益的时间变化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的方法, 但与他处理1990年的书中引用的价格数据时所用的费解的方式一致23。他说宁愿依靠徐新吾的著作(这本书的问题将在后面讨论) , 但在黄引用的这一段中, 徐对清初价格做了一个即时的评论, 提到它可能是特例, 也提到相对价格波动很大;然后他提出了17世纪极不稳定的年份中的另外几个零散价格, 可以想像这些价格彼此之间差异很大 (徐1992, 88、90—92) 。徐没有估计也没有提供这里讨论的这一时期的数据, 但黄把他对一个较早时刻尝试性的简单印象变成了一个不变的“基本生产状况”。

   同时, 黄对我使用的价格有三个不同来源, 针对的是不同等级的棉布和其他状况这一事实表示了重视, 但我并没有如他暗示的那样任意组合它们。相反, 我指出, 无论哪一个系列, 计算出的收益都比黄的数字高很多;卢汉超甚至用与黄所用完全同样的价格, 也对农村纺织生产者的收益得出了一个比黄乐观的结论 (卢1992, 482—483) 。尽管当黄引用徐诸如没有棉纺织业劳动者以织布致富聚集起大笔资本之类的话时, 他可能是对的 (黄1990, 86) , 但这也很可能只是由于保存下来的记录有限。无论如何, 更为重要的是, 确实有很多人仅靠纺纱和织布养活了一个家庭, 其中一些人的名字列在地方志的“节妇”传中。詹姆斯•谢 (James Shih) 引用了三个这样的例子, 其中两个特别令人感兴趣, 因为它们来自18世纪中期的方志, 并引证了每天的收益数字。其中一个节妇通过纺纱和织布每天挣50—60文钱, 另一个挣40文24;所以她们的经验完全符合我的估计, 即一年210天这类工作可以挣大约10 800文钱 (Shih 1992, 128;Pomeranz 2000a, 319) (黄称这一估计是“貌似合理的”, 并说它依靠的是“散乱矛盾”的数据, 但并没有证明[2002a, 161]) 。相反, 黄接受了徐新吾的观点, 主张210天纺织工作得到的收益只够买一个人的口粮, 使人很难明白这些寡妇怎样能够养活自己, 更不必说养育子女。如果我们接受方行的估计, 粮食在穷人的生活必需品支出中约占55%, 那么任何按照徐和黄提出的标准挣钱的人, 仅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 一年就必需工作382天, 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黄认为单纺纱只能获得极低报酬的观点是正确的, 尽管纺纱的报酬甚至也可能比他所认为的要高。但是, 如他所强调的, 既然大部分家庭是纺织结合 (尽管并不总是以完美的比例互相结合) , 重要的是肯定全过程而不是一个中间步骤的报酬。总的说来, 黄似乎看错了我书中的这一部分内容, 因为他就此提出了三个与正文完全抵触的主张 (以及其他错误) 25。由于我们实际上都同意纺织结合才是常态, 他在我的著作中发现的一个真正的错误 (黄2002a,158) ——附录E中劳动时间在轧花、纺纱和织布之间分配上的一个错误——对我的更大范围的论证并没有重要意义26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黄和我都同意纺织结合才是常态, 但他认为一个棉纱市场的存在只不过是我的“幻想”[2002a, 158], 不可能正确, 为此他引用了《嘉兴府志》的材料[转引自Elvin 1999, 151]以及李伯重的讨论[2000a,75、77、83]。还要考虑一个简单的事实,不是每一个家庭的少年和成年劳动力都能有合适的分布, 可以保证为其织布能力准备的棉纱既不过剩又无不足) 。

   更重要的是, 尽管织布只占把原棉变成棉布所需劳动力的1/7, 它的收益却远超过黄所认为的,这足以使他对纺织业生产收益的全面描述无效。黄没有看出这一点是由于一个简单的错误:他点错了一个小数点。或许比他最初犯的这个错误更令人感兴趣的是, 就我所知, 到现在为止, 不但是他, 其他任何人也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它暗示我们一直受到一个绝对贫困的、内卷的、马尔萨斯论的中国的虚假幻象如此强有力的影响, 以至没有人指出一个事实上极不准确的数字之不可靠。

   黄在批评中说, 耕作和织布每劳动日所得大致相同 (2002a, 157) , 并让我们参考他1990年著作, 那本书中说, 这两种工作中任一种一天的劳动所得大约够买3斤大米, 即一个成年男性两天的口粮。他说一匹布可用一天织成, 约值0.2—0.3两白银 (黄1990, 84—86) 。然后他告诉我们:“当时米价约为0.06两白银一斤, 故织布一天的毛收入为3.3—5.0斤米。”但实际上当时的米价每石大约为0.9—1.0两, 一石约为160斤 (黄1990, vii) 。所以米价是每斤0.006两而不是0.06两, 一天织布所得值33—50斤米, 等于22—33天的口粮而不是两天的27。即使从这匹布中减去棉纱的成本 (0.02两) , 一天织布的净收入也会有大约30—46斤米, 或20—30天的口粮。

   由于织布只是纺织业生产全过程的一个部分, 这个过程中每日收益的修正幅度要比修正黄的织布收益错误时所需的10—15倍低;但这一个错误造成的误差仍然在5倍以上28。加上对上文讨论过的几个较小的错误的修正, 得到的结论和我以前通过不同方式得出的结论相同, 即黄对从粮食种植转到棉纺织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度的计算出现了大约10倍的误差29。

   纺织业劳动生产率也不像黄所认为的, 以及我为了使收益估计保守而做的假设那样明显保持不变或下降。他本人赞赏的权威人士徐新吾引用的资料表明, 康熙时把原棉制成一匹布要花7天时间, 清后期用6天 (徐1992, 51、53) ;吴承明和许涤新引用了一个清前期7天的估计, 然后是一个清后期5天的估计, 并推论这意味着提高了劳动效率 (许和吴1985, 390)。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 但至少表明黄假定的手工业生产率停滞尚有待证明。

   在农业中, 人们发现了农户不仅为提高劳动强度的改革花钱, 同样也为节省劳动的改革花钱的实例 (尽管天平肯定倒向加强劳动的一方) 。一个出色的例子是豆饼肥料的推广 (黄使肥料适合他的内卷化模式的尝试包含很多错误, 将在一个附录中讨论) 。施用豆饼需要的劳动力约为施用同等效力的粪肥所用劳动力的1/35到1/50, 但只为满足7.5亩水田的追肥就要花费约4.5两白银, 这在1750年前后足够供养一个成年男性一年所需 (Pomeranz 2000a, 98 n.140) 。显然, 如果一户农民严重缺乏现金,却拥有充裕的实际上是免费的家庭成员的劳动供支配, 他们是不会做出这样的购买决策的 (Pomeranz 2000a, 98—99) 。

在错误地声称我的论点以棉花种植、纺纱和织布的分离为基础之后, 黄接下来提出, 由于这一点, 我没能理解江南手工业和英国原始工业化之间的差异, 特别是莱文 (David Levine) 论农村纺织工人的著作中的描述 (1985, 27—28) 。莱文确实强调, 如黄和我提到的, 在现代早期的英格兰出现了一个农村无产者群体, 他们没有土地使用权, 要靠纺织劳动养活自己。因为这些人依靠非农业劳动生存, 他们不必等待继承到土地就可以结婚成家。他们离开长辈独立和早婚导致人口急剧增长。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而且长江三角洲肯定缺乏这样一个动力。但莱文在认为这些生产者不再依靠种植业的同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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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0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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