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 史建云: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

————回应黄宗智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3 次 更新时间:2020-05-02 15: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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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   史建云  
至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大量的研究显示, 人口增长的压力与新的外购商品的诱惑的某种结合, 为现代发展做出了社会和文化的准备。这些有时被称之为“勤劳革命”的变化并不需要无产阶级化, 通常在每小时劳动收益开始明显上升之前很久就顺利起步17。因而, 劳动密集——即使是不断增长的劳动密集——不应该被视为现代早期发展的对立面。

   当然, 如果某个社会有一种农业劳动如此密集, 以至它能够动员的所有劳动都必须用来种植仅是最低产量的作物, 这会阻碍工业发展;在这种情况下, 黄强调以每劳动小时生产率的提高作为发展的惟一标准就是正当的。但没有人认为这在江南是事实;实际上, 黄本人突出说明了这一地区农户用于供出售的手工业品的劳动数量不断增长 (1990, 77—78) 。在这里, 黄通过强调以生活在城镇中的人口百分比作为农业支持工业化的能力的一个指标回避了一点, 即按照这一指标, 江南确实远远落后于18世纪的英格兰。但真正重要的变量, 如很多欧洲中心论者注意到的和上文指出的, 不是人们生活在哪里或者他们是否完全与种植业分离, 而是他们用于非农业工作的劳动比重18。按照这一尺度, 如我们以前看到的, 江南即使与英格兰较量也相当好, 完全可以与西欧其他部分一争胜负。从日本和中国台湾 (还有当代的中国大陆各地) 到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实例表明, 只要一个社会有其他方法吸引劳动力供非农业工作, 并供给这些人食物、纤维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先有大批劳动者与农业完全分离, 然后才有重大意义的工业化,就不是一个必然的顺序。这在18世纪的江南显然不成问题。

   我们将再三回到与18世纪江南劳动密集性农业相容的一条现代工业经济道路的可能性相关的问题上来, 这当然是我的书中的重要问题,也是黄集中批评的问题。但我的书同样注重对全中国的研究, 以便了解哪些因素在帮助欧洲避免黄称之为内卷化的道路时最重要, 在当时的情况下, 如大多数欧洲中心论者会同意的, 在整个现代早期阶段两个方向都存在某种趋势。为了思考这些问题, 人们还需要再多注意一下不同的经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通过动员更多劳动力增加总产量 (黄称之为没有发展的增长), 为什么这种做法在18世纪还有重要的能量, 以及使它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变得较不重要的具体环境。

   我们还要避免把分析现代经济时通常给予资本的重要性同样赋予前工业资本。黄在给发展下定义时说, 通过提高劳动密集度增加产量“具有明显的局限;应该与‘发展’清晰地区分开来” (黄2002a, 158) 。他的言外之意似乎是, 通过提高资本密集度实现的发展没有这样的局限;也就是说如果土地出现了供应不足, 人们可以无限制地用资本代替土地。对于具有惊人的能源供给和把化工产品转化为每英亩新增产量的能力 (通过化肥和农药) 的当代世界来说, 这看来是事实, 或接近于事实。但把这一假定用于前工业世界是一个严重的时代性的错误, 在那个世界中, 食物、衣用纤维、燃料和建材全部主要来自植物生长, 在那个世界中, 增进产量的肥料的生产不是来自于动物就是来自于植物, 也需要使用土地。亚当•斯密首先明确承认不仅劳动收益递减, 资本收益也会递减, 卡尔•马克思则把这个预想作为他的理论的一个关键。只有在假定一个世界的技术永远不断地变革时, 才有理由放松那一设想。

   我曾经问过, 如果不是煤 (每吨煤提供的热能等于1—1.4英亩温带森林的可持续产量)和新大陆的输入 (特别是棉花) 明显减少了英格兰需要用它自己的土地或纯粹来自欧洲的输入满足其燃料和纤维需求的必要性, 为使利润最大化而节省劳动(如资本主义农场常常做的) , 甚至以每英亩产量比亚洲低很多为代价的模式, 是否也可能很快达到极限。这又构成了我书中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的组成部分, 如果没有某种偶然性, 人们在18世纪的英格兰发现的通过提高劳动密集度使产出最大化 (或者从拼命奋斗的穷人的观点看, 使收入最大化) 的压力, 就可能继续超过向其他方向推进的力量, 超过那些最终在19世纪取得成功的力量。如果这种情况发生, 英国完全可能度过一个更像佛兰德、畿内或江南的19世纪。

   问英格兰是否可能成为江南,并不只是为了与更为常见的问题“江南能否成为英格兰”对称。由于很多理由它具有经验意义。首先, 英国人口在工业化的第一个百年中激增, 同时食物产量暂时保持同步,但它们并没有长期保持同步。其次, 尽管黄坚持“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 但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 18世纪后半叶和19世纪初期总产量的增长幅度相当低。那一阶段的巨大成就是每英亩产量保持不变或者略有增长, 同时继续释放出劳动者, 这是一个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的成就。

   其次, 对这一问题有重大意义的土地生产率的增长在18世纪中期明显逐渐放慢。学术界对这种缓慢下降的时间及结束的意见形成了一个序列, 但所有看法都更符合我的而不是黄的观点。在这个序列的一端克拉克 (Greg Clark) 认为, “农业生产率从1700年到1850年几乎没有增长的结论符合我们得到的一切可靠信息”。艾伦的观点不那么极端, 但他的著作也与任何认为英国为其增长中的人口供应更多的食物方面有不断进步的观念相抵触, 他认为, 18世纪中后期的巨大变化发生在农业收入的分配中而不是产量中 (单位面积产量的大幅度增长主要发生在1650年到1725年之间。引自Overlon 1996, 6—7。另参见Clark 1991, 454—455;Allen1989, 80) 。汤普森(F.M.L.Thompson) 也认为, 18世纪没有出现农业革命;这个重大突破是后来发生的,伴随着以非农业投入为基础的现代种植业(Thom 1968, 63—73) 。马克•欧维顿给了我们一种对18世纪发展的更为积极的认识:如果1600年的每英亩生产率是92,1700年是100, 他推算, 到1750年达到了135, 到1800年又上升了16%, 达到158 (从那时起到1836年几乎保持不变) 。但即使是这个更为积极的估算也让我们看到了停顿, 按照同样的比例, 欧维顿告诉我们, 每英亩生产率在1300年已经达到了115, 以至500年间的生产率上升了不到40% (或许大致等于同一时期江南水稻产量的上升19) 。

   第三, 当我们想到英格兰的人口从1751年的577万增加到1851年的1 674万时 (比中国快得多, 更不必提江南) , 显然, 在使单位面积产量最大化方面, 即使一个更引人注目的成就也不会使它自给自足。实际上, 在18世纪后期以及特别是19世纪, 英格兰从食物净输出地区变成了重要的净输入地区 (Overlon 1996, 75—77) 。现代早期的英国农业成功地把落后农场上的每英亩产量提高到最好的农场很久以前就达到的水平, 并可能略微提高了那个最好水平, 但正如18世纪末极为缓慢的增长所暗示的, 如果不使用现代的投入, 就没有更大的余地可以继续这种发展, 而如果需求必须在国内满足的话, 增长了两倍的人口需要的显然不止是缓慢的增长。

   第四, 英格兰真正实现的产量增长看来伴随着一些地区严重的生态紧张。如果没有得到输入的海鸟粪、一些当地开采的磷酸盐, 以及更晚些时候的化学肥料,这会使它们非常难以维持, 更不必说超越以往 (Ambrosoli 1997, 412;Winter 1999, 40—61;Hobsbawm 1975, 106;F.M.L.Thompson 1968, 62—77;Overton 1996, 105) 。

   第五, 即使人们对工业化初期英国农业与英国食品需求保持同步的能力持最宽松的态度, 但事实是食物只是以前农林业产品的一部分, 完全无法否认衣用纤维越来越多地来自海外, 燃料和建材越来越多地来自地下。有人可能认为, 即使没有海外扩张、欧洲大陆许多地区后拿破仑时代的农业改革和我所强调的英国煤矿幸运的地理位置, 仅是工业技术进步达到的程度就可以使英国的工业品足以交换到这些必须的投入;可以说我的论据中最软弱的部分 (和真正的欧洲特殊性最有力的例证) 实际上在科技领域, 黄却没有注重这一点。但决不能认为, 在每英亩产量保持不变或轻微增长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初级产品的输入和矿物燃料使用的巨大增长, 劳动力从农业中的释放足以推动这个过程。

  

   二 内卷化?

  

   黄坚持认为观察长江三角洲发展最好的方法仍然是通过内卷化的三棱镜, 如他在1990年著作中所认为的那样。他关于这一概念的用法受到了许多批评, 复述它们引起的所有问题是令人乏味的。但有几个旧的和新的观点值得在这里强调:1.这一概念定义不当, 把其他社会, 甚至先进的工业经济共有的现象当作了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2. 在尝试尽可能使18世纪的江南不像英格兰时, 黄完全忽视或弄错了一大批研究18世纪英格兰的著作的结论, 那些著作实际上表明, 人均收入的增长相当小, 而创造它们所需的劳动力则有实质性的增长。在18世纪大多数时候, 实际工资大概都是下降的。3. 黄对我的纺织业收益讨论的批评曲解了我的观点。现有的18世纪的价格和收益数据尽管粗略, 却都与他的观点相矛盾, 而支持了我的观点。4. 黄真正进行的一个重要计算——一天织布工作能够挣到的粮食数量——由于一个简单的算术错误而无效, 他点错了一个小数点。一旦这个错误得到纠正, 我们就看到, 无论使用什么价格, 织布工作的赢利都是他所说的10—15倍。纺纱和织布都包括在内的纺织业总收益提高得当然较少, 但仍然增加了几成。

   尽管黄说内卷化由“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构成 (黄 2002a, 152;2002b, 506) , 但这个定义完全不起作用。内卷化不可能简单地指劳动在一个具体时刻增加时其报酬下降, 总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减才是标准。如果我明年不带薪休假, 并且除了接受最赚钱的讲座合约外, 不做任何有报酬的工作, 我每天挣的钱就会比在加州大学尔湾校区多很多;但我不会工作很多天, 我的总收入会相当低。那并不意味着当我改为全年工作时, 我陷入了内卷化。同样, 如果一个农民不仅耕种最好的一亩地, 也耕种次好的那亩地, 或是把种子认真地播在地里而不是抛撒在地上, 那可能也会降低他的每小时产量, 但 (除非第二亩地是真正的劣地, 或他的插秧技术难以置信的笨拙) 这也不是内卷化。

   出于同样的理由, 内卷化也不可能只意味着人们用劳动代替其他生产要素这一种情形, 即使在工资最高的经济中, 仍然有一些节约劳动的改革不值得进行;而在最贫穷的经济中, 也可能有一些节约劳动的改革值得做20。这要视面对一项具体任务的人面临的具体技术、价格和其他条件而定。无论这些具体情形如何, 节约劳动和使用劳动都不是社会的总体特征。

因此, 要让内卷化这个术语有任何可用的内涵, 它就不能只显示边际报酬递减;它必须指两种现象中的一项或两项。一个可能性是, 它指的是一个经济整体中劳动的平均报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这是黄通常看起来所指的, 如黄2002a, 157; 2002b, 512) , 以至劳动者, 比方说在1800年每小时工作生产的东西比在1700年少。另一种可能性是, 它指的是 (如Clifford Geertz[1963]对内卷化更明确的定义中所指)劳动不断增加, 在一个特定时刻终于增加到看起来荒谬的程度, 在这个点上, 新增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如此之低, 以至没有人会为这种工作支付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例如, 设想在同一块土地上锄第二十遍草, 这可能使产量有微小的增长,但不足以让任何人愿意支付这种劳务。一个人只有在他自己的土地上才会这样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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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0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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