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 史建云: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

————回应黄宗智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5 次 更新时间:2020-05-02 15: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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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   史建云  
劳动生产率发生了下降, 而通过用这里的方式降低水稻的劳动生产率估计值, 黄就消除了这种劳动生产率下降中的大部分。

   多亏罗伯特•艾伦(2002) , 我们现在有了一个1800年前后英格兰和江南农场劳动净生产率的计算机模拟。采用一种诺福克四圃轮作制, 英国农场每个劳动日生产了34623卡路里。至于江南的水稻, 艾伦宽松地估计为每亩包括脱粒在内共用16.44个劳动日 (一个甚至比黄的数字更高的数字) 。使用这一江南劳动投入的估计值, 并假定70%的稻田也种小麦, 结果是每个劳动日的生产率为31249—34 194卡路里, 为英国水平的90.3%—98.8% (取决于怎样估计肥料成本) 。两种趋势都可以进行各种小的调整, 但仍然具备基本的相似性。如果使用黄的每亩地15.25个劳动日的数字, 或李伯重的每亩水稻产量2.5石, 而不是黄的2.25石, 江南劳动生产率实际上会超过英格兰。尽管黄在这篇新作中还说:“英格兰畜牧业生产中每单位劳动的产出, 我预期, 将大大地超过谷物。”我已经提到过 (2002, 543 n.3) , 这是有疑问的。

   此外, 照这样提高水稻的劳动投入, 同时纠正黄对棉花和复种小麦的劳动密集度的估计错误, 就使这三种作物的劳动密集度接近于一致, 从而排除了黄为“内卷化”假设的两种主要例证之一。对于小麦和棉花, 黄使用的都是卜凯的巨大的、非均质的“长江流域稻麦产区”的数字 (1937b, 314、316) , 这些数字比三角洲的数字高很多。对于小麦, 黄用每亩7天, 而卜凯在江南三个选点的数字是2.45、3.21 和 10.44 (最后一个是无锡的, 它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一个非正常地区——见本文第13页注①) ;卜凯在江苏的7个选点, 包括无锡, 平均值为5.2(1937b, 315) 。正如李伯重所说(1998, 217 n.14) , 姜皋 (1963,10a) 对1830年前后劳动力成本的估计显示, 每亩小麦用工2.5—3个劳动日。由于每亩水稻产量大约3倍于小麦 (在卡路里和价值两方面) , 只要小麦需要的劳动日低于每亩5个, 则小麦每劳动日的毛收益就会与水稻相当, 而这看来是常见的情形。

   遗憾的是净收入更难以计算,因为在一块双季轮作的土地上, 并不总能明确区分一季作物和另一季作物必须的肥料——举例来说, 在水稻生长季节可能施加了更多的肥料, 但必需如此, 因为由于种植小麦, 这块土地不再在水稻的两次收获之间休耕。我们还应该再一次记住, 农民没有为增加的二茬作物小麦另外支付地租, 所以用于新增小麦每天的劳动可能比那些用来种植头茬水稻的劳动收益高很多。尽管我们为了进行一个比较公平的比较, 从分析的角度, 可能宁愿把地租分配给两季作物, 但在各种可能的经验中, 农民都把它看作一种使收入不仅保持不变, 而且能够增长的选择。

   对于棉花, 黄使用每亩21个劳动日 (1990,84) , 这也是卜凯的大“长江流域稻麦产区”的数字。然而, 卜凯关于昆山的数字——他仅有的三角洲的棉花数字——是16.33 (Buck 1937b, 316—317) 。如果使用黄现在提出的水稻每亩15.25天的数字, 一季水稻的劳动毛生产率就是每天221文, 而使用昆山的劳动投入计算的棉花收益为每天193文, 毛收入大约有10%的差距。如上文所说, 棉田每亩地租约为稻田的60%, 肥料投入的平均水平或许更低,我们得到的棉花种植每劳动日的净收入实际上比水稻的高得多 (李1998, 83—84页与88页对照) 。当然, 卜凯关于昆山的数字不应该被当作其他地方的信条, 所以我们不能一步跳到棉花种植实际上比水稻种植每天能赚更多的钱这一结论;但能够清楚看到的是, 由于黄为水稻的劳动需求选择了一个低端数字 (他自己现在也否定了的数字), 而为小麦和棉花都选择了来自三角洲以外地区的高端数字, 他才能够证明棉花种植和小麦加入轮作表现了“内卷化”。

   按照同样的逻辑, 使用每亩水稻15.25天, 而不是10天, 也缩小了水稻种植和纺织业生产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 (黄假设的另一个内卷化例证)。但在那一方面, 黄也犯了其他一些更为严重的错误, 包括上文讨论过的没能区分男性、女性和儿童劳动, 和将在标题为“内卷化?”的一节中讨论的计算错误。

   (三) 什么是发展?

   黄极其倚重, 对他1990年的著作也同样重要的一个观点是发展只由一件事构成, 即通过增加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黄2002a, 158) 。但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只关注这一种发展, 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实际上, 在一个全球所有人口密集地区都经受严重的就业不充分和失业的时刻, 找到能使劳动力就业的新方法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发展形式。值得注意的是, 如我在书中所指出, 即使在英格兰, 迟至1720年, 如果一个专利申请声称它可以减少劳动需求, 仍然会降低它的价值;整个18世纪英国的专利权所有人中只有3.7%把节省劳动作为目的, 同时绝大多数人提到了节约资本 (Jacob 1998, 92—93;Macleod1998, 158—181) 。在食品短缺仍然极为普遍的地方——甚至在18世纪后期的欧洲大陆——人们怎样尽力使总产出接近最大化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一种替代性的计量标准, 人们可能尝试考虑总要素生产力, 如菲利普•霍夫曼(Philip Hoffman) 对法国农业长期趋势所做的研究14, 尽管资料问题会使对中国这样做极为困难。人们也可以尝试思考, 一个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经济的哪些具体特点, 如果有的话, 是人类世界的一些特殊部分在最近两百年中向一个能源利用和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根本不同的世界转化的必要或充分条件。这是我尝试过的事情, 也是一代又一代进行欧洲内部比较的学者努力过的事情。这种方法迫使我们面对的重要问题是, 工业革命在哪些方面代表和不代表早期历史的一个结束。哪些种类的增长对按照其本来面目理解18世纪的经济是重要的, 黄做了更为狭隘的定义的那种发展是否肯定必然早于向一个工业经济过渡的其他重要部分。这两个问题对我的论证都至关重要, 但看来黄甚至没有注意到它们都是争论的问题。

   如果采用一种高度目的论的方法, 观察18世纪仅仅为了讨论一个具有异乎寻常的能源利用、极为迅速的技术变革和其他现代特性的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发展类型的各种迹象, 黄坚持他的具体定义是有极大意义的。但即使采取这一方法, 事情也不过是更为复杂。尽管要达到今天较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 肯定需要在某个时刻出现经济整体生产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和单位劳动产出相应的迅速增长, 但实际上对于这种情况必须在什么时候发生, 或者它是否 (如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 在工业中发生之前必须先在农业中发生, 并没有一致意见。例如, 研究德川时代日本的很多著作认为, 那一时期日本农业和工业的劳动密集及市场导向性质, 与商品购买欲实现能力的适度增长结合在一起, 在创造对于工业化必不可少的相对熟练的有纪律的劳动大军 (以及资本积累) 时起了关键性作用 (速水融 1986;斋藤修 1985;杉原薰1996、2000) 。如我们即将看到的, 研究欧洲原始工业化的著作中有许多提出了非常相似的观点。

   18世纪的江南与这些区域和其他散布于全球的核心区相似的特征——正如除我之外还有其他人所证明的那样 (实例见王1997;李伯重2000) ——足以使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即它的高度商业化的劳动密集的手工业和农业经济是否也在某些方面帮助奠定了现代发展的基础。作为这个问题的一部分, 让我们考虑一下, 黄认为与发展相对立的现代早期的劳动密集, 事实上可能怎样成为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越是愿意承认恰亚诺夫 (Chayanov) (黄正是依靠他的理论) 至少对一些农户在某些时期的行为——与其说他们像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那样行事, 不如说他们的目的在于为了生物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再生产确保一笔必须的收入——的看法正确, 就越是会预期这类人宁愿为家庭用途而生产, 当每小时劳动收益增加时限制他们为市场的工作, 接受一种或多或少保持稳定的现金收益, 同时享受把他们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到家中能够获得的更多的安全、自治和/或休闲。因而, 研究一个具体的社会怎样达到完全不同的境地——其中大部分人把他们的大部分劳动集中在市场上, 劳动极为密集, 在面对增长的现金刺激时总是怀着以后购买更多商品的希望, 把更多的劳动提供给市场——就变得更为重要。

   在1985年和1990年的著作中, 黄表示赞成一种观点——主要根据对英国经验的一种具体解释, 并在最近几年与他的同事罗伯特•布伦纳有很大关系——这种观点坚持认为, 向一种现代经济文化的变革只有在人民通过无产化被强制性剥夺了任何其他选择时才会发生;因而坚持英格兰圈地运动和黄所特别强调的中国几乎不存在使用大规模工资劳动的“经营农场”的重要性15。但很多研究英国农业的著作(包括黄反复引用的马克•欧维顿 (Mark Overton) 的著作) 都对这条道路甚至对英国的重要性产生怀疑, 认为公开的市场机会和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获得的新消费品的实用性, 在刺激效率增长方面可能更为重要16。罗伯特•艾伦 (黄也引用了他的话) 发现没有证据支持布伦纳的主要观点, 即英格兰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竞争性的土地市场, 迫使佃农特别有效率, 在一个数量庞大的农场样本中, 他发现在每英亩负担的地租和这些土地产生的剩余 (产量减去地租以外的全部费用)之间完全没有相关性, 并据此和其他证据得出结论:地租不由竞争调整——它们由管理人决定, 或由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协议决定 (Allen 1992, 178—181) 。换句话说, 没有理由认为, 英格兰的土地市场比江南的土地市场有更真实的竞争性;它的竞争性完全可能更低。他还发现没有证据证明, 18世纪增长的地主收益是工业投资的一个重要来源, 或者农业是英国工业一个特别重要或迅速扩大的市场。此外, 在18世纪的英国, 英格兰中部地区圈地运动从农业中“释放”出的劳动者往往加剧失业而不是构成新生的工业劳动大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Allen 1992, 235—266) 。按照黄的观点, 我们就不得不把18世纪英格兰存在巨大的失业人口 (他们中很多人靠救济和/或一年中仅有的收获期中的几天工作生存) 看作一个“劳动力剩余”或“内卷”的经典案例, 把精英阶层对于这些人口的忧虑看作一个与黄假定的江南情形 (黄2002a, 171—174) 相似的发展中的社会危机;其实有很多人确实是那样看的。这一切使艾伦抛弃了他称之为“农业原教旨主义”的东西, 简单说就是, 包括布伦纳的观点, 英格兰工业早熟的关键可以追溯到它的农业制度的性质 (Allen 1992, 2—5) 。

其他学者对各种不同经济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有力的例证:人口增长的压力与地租、赋税或其他现金负担结合, 甚至在没有发生无产阶级化的情况下达到了目的。例如, 这是乔治•格兰瑟姆论欧洲农业的著作的要点——人口增长 (既是需求的创造者也是劳动力的源泉) 加上市场机会, 足以刺激专业化和劳动密集度的发展, 使产量与人口数量持平或略微超过——这也是相当一部分其他著作的要点, 它们对布伦纳关于法国的发展严重落后于英国是由于小农经济延续性的观点提出了疑问 (Parker and Croot 1985;Cooper 1985;Grantham 1989;Hoffman 1996, 189—192) 。同样的争论构成了许多研究欧洲原始工业化的巨著的重心 (Kriedte, Medick, and Schlumbohm 1981;Levine 1977, 1985,1987;Ogilvie and Cerman 1996)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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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0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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