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 史建云: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

————回应黄宗智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3 次 更新时间:2020-05-02 15: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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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   史建云  
黄用指出卖妻现象的存在尝试建构全面的社会危机框架, 这是苏成捷 (Matt Sommer) 正在详细研究的一个课题, 无论苏的著作最后可能得出什么结论, 黄为这篇文章使用的卖妻案例都是非常软弱的。他提出了一个来自3个县——没有一个靠近江南——150年间628宗法律案例的样本, 即使在它们所在的县中, 看来也不大可能代表待处理案件之数量51。他发现其中10%处理的是妇女买卖, 并断定这个比率对18世纪末全中国的法律案件都有效;然后他武断地建议用这类案件的数量乘以20或100, 得到卖妻的实际交易量 (黄2002a, 171—172) 。即便如此, 使用他最宽松的估计, 这类案件在任何已知年份也只涉及不到1%的人口。此外, 这些案件中有很多涉及的丈夫看来长期患病或是残疾人;苏成捷的书中有一段话提示了他当前正在开展的工作, 他指出:“法律档案中被遗弃的妇女, 或由于丈夫残疾 (着重号是后加的) 而无力供养她们的妇女, 求助于卖淫、通奸或再婚的案例过多。” (Sommer 2000, 318) 这些人的生存方式有其自己内在的重要性, 但对于理解健康穷人的收入趋势或水平作用有限。

   但为了论证方便, 让我们承认中国19世纪的大灾难肯定源于一个此前已经随着人口增长而在一段时间中缓慢积聚起力量的社会经济—生态危机。实际上, 我自己对1750年和1900年间非粮食项目消费下降的观点也暗示某种严重的衰退趋势, 尽管不是一个已经稳定存在了数百年的趋势。这仍然不能确认这一危机在中国各地同等严重, 或采取同样的形式。实际上,我的论证——江南以工业品与其他人口迅速增长并发展起自己的纺织业的地区交换初级产品的能力下降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含义是要说明, 社会经济危机的根源可能主要处于三角洲外部, 但对三角洲产生了强烈影响,多多少少与欧洲形成了对照, 后者输出工业品和人口同时输入初级产品的能力不断扩大。在我尝试解释中国19世纪的问题时, 人口增长确实起了作用, 但如果要把人口作为动力, 则最好是集中注意那些人口迅速增长的地区 (不包括江南) 。

   接下来, 黄的一个错误是, 他没有觉察到对某些时期的判断, 我们实际上有一些共同基础这一事实。中国的——如果不是三角洲的——人口增长, 在我看来确实是19世纪不断增长的压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我在这本书和其他地方所说, 尽管这些压力完全可能在它们引起一种更直接的马尔萨斯问题之前 (即使事实上它们曾经引起过), 就使政府维持秩序和基层结构的能力遭到破坏。其他地方的那些压力最终的确在江南表现为以工业品交换稻米和木材 (这是这一地区长期以来把它丰富的熟练劳动和相对丰富的资本变成稀缺的土地的替代品的一个方法) 的能力下降、漕粮附加运费负担不断增长, 最后终于以广西“光棍”武装入侵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某个时刻, 当通过贸易缓冲人口压力变得更为困难时, 江南确实发现在缺乏现代投入——这要到很久以后才会实现——的情况下, 增加劳动几乎不能再使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多少。非常奇怪的是, 尽管黄针对我的观点提出, “土地的产出是不会随着劳动投入增加而无限增长的” (2002a, 157) , 但看起来正是他而不是我做了那样的假设。他认为由劳动密集和大致不变的人均产量构成的同一个基本过程在14世纪已经开始, 并穿越19世纪的危机时期一直保持到1980年代。在棉花问题上, 似乎引导他的是同样的设想,他无视我的1750年以后全中国人均产量下降的假定, 不顾人口膨胀, 而同时没有证据表明单位面积产量提高, 也极少有证据表明耕地面积扩大的事实。实际上, 我在书中 (290—293) 简要回顾中国1800年以后的长期趋势时, 对在一个劳动高度密集的体系中兼职农业劳动者完全脱离农业的困难做了一系列说明, 这些困难与黄在1980年代的中国农村观察到的没有什么不同52。

   但劳动者完全与土地分离的重要性以大型机械化生产设备的存在为转移, 这些设备必须集中使用, 并/或需要有十分昂贵的固定资产,以至不允许它哪怕是短暂的闲置。有许多实例显示, 其中一些已经引用过, 这并不是早期工业化的一个一般必要条件。例如, 在法国, 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 工业劳动力中仍有很大比重在农忙季节干一些农活——当时的资本密集度远远超过了工业革命初期——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 法国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实际上超过了英国 (Postel-Vinay 1994, 65—66、72—74、78—79; O'Brien and Keydar 1978, 91) 。在这个问题上, 日本和中国台湾的例子甚至更清楚, 尽管在它们开始工业化时 (分别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中叶) 已经可以得到资本更为密集的机器53。而最近20年中国各地农村实现的令人晕眩的发展带着明确的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的目标 (Ho 1994, 1、4、6、280) , 所以在迅速发展的乡村工业就业的人中, 有一个非常大的比例属于还从事某种种植业的家庭, 他们很可能在农忙时帮助家庭工作 (实例见Ho 1994,1995) 。发展经济学家现在如此感兴趣于把这些东亚经验作为一种模式的一个理由, 正是由于它们没有卷入一种明显的种植业和原始工业的家庭 (或地区) 分工, 而是经历了农户内部收入来源的多样化, 这种多样化富有弹性, 在缓和市场打击的同时鼓励风险 (Francks 2002, 33—55, 特别是33—36页) 。同时, 欧洲工业化的历史也依据扎贝尔和蔡特林的著作做了修正, 该书阐明了甚至在欧洲, 有弹性的生产也重要得多, 以巨额固定资本为基础的批量生产的刚性模式则比在古典模式中更少占优势 (1985, 1997) 。

   此外, 一个由混合职业的经济构成的相当简单的模式 (例如江南) 表明, 黄宁愿忽视的不同商品的比较价格有着重大意义。下图包含了一个与我书中的图解 (2000a, 291) 类似的图以及前文已经简短讨论过的内容。

  

  

  

   曲线MPPA代表在一定的土地供给、技术之类条件下, 农业劳动追加投入 (假设用于水稻种植) 的实物边际收益逐渐减少。直线P1代表手工业生产中劳动追加投入 (假设用于纺织业) 的边际收益, 按照一定日期流行的米价和布价换算成米。当曲线MPPA 落到P1 及其以下的水平时, 一个农户把更多的劳动投入农业就不再有意义, 它转而把劳动投入手工业。P1—L1所代表的劳动总量可以分为两段:在与MPPA相交点左边的一段代表投入农业的劳动数量, 右边的一段代表投入手工业的劳动数量。当布价相对于粮价明显下降 (如我认为它在1750—1840年间的趋势) 至P2线上时, 曲线MPPA与那条线相交点之前的长度就会更长, 人们因此会把更多的劳动投入农业 (正如当农业相对于其他行业开始得到较高报酬时可以预期的那样) 。如果这里讨论的人能够或者愿意工作的总劳动时数是固定的, 那么供给手工业的劳动就会收缩一点 (Y—L1比 X—L1短) , 如果他们绝对必须得到一笔数量确定的收入, 而这在L1点上又无法满足, 他们就会不仅干更多的农活,还要做更多的纺织工作, 总劳动供给就会移动到L2。注意在没有发生重大技术变革的情况下, 这一体系是由相对价格——主要与贸易条件相关——驱动的。我们不必借助于江南自身逐渐强化的人口压力来解释劳动密集, 这是一件好事, 因为,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1750—1850年间人口压力几乎没有增长, 1850年以后那一压力肯定发生过急剧下降, 直到1950年以后下降趋势才完全停止54。

   这个模型还将说明相对于农业的工业劳动生产率的重大意义。正是在那个变量提高时 (从 P2到P1) , 一个区域将出现与农业在绝对意义上的分离, 而不止是百分比, 以及由于特别低的边际报酬而放弃农业。然而, 当手工业相对生产率下降时,农业和工业中都可能继续发生劳动密集。这又反过来证明了两个因素的重要性:工业技术和贸易。

   从这个模型回到历史事实上来,工业技术对工业革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在书中对此问题的论述比一部综合性的工业革命史要少, 因为相对来说我几乎没有什么意见可以添加到一大批专论这一问题的著作上, 也因为我没有看到其他人忽略这一因素之重要性的迹象。然而, 第二个问题是贸易, 特别是与一些区域之间的贸易机会, 这些区域可以提供数量庞大的土地密集型初级产品, 用来交换核心区能够大量生产的劳动密集型和/或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品。毕竟,当一个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工业品 (无论是通过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还是通过更多的劳动投入) 并需要更多初级产品 (由于人口增长、消费增加、本地生态环境恶化、放弃生产率低下但并非零的农业工作、或者这些因素的任何结合) 的区域, 遇到的是静态的工业品市场和/或静态的可输入初级产品的供给时, 这些初级产品的价格相对于手工业品的价格就会上升。结果将是使工业生产率相对于农业生产率降低 (因为以农产品衡量的每单位工业产品价值减少了) 、阻碍发展、把整个经济推向农业和手工业中的劳动密集度都更高的方向。

   如我在书中所说, 这正是江南1750—1840年间发生的情况:它在华北、长江中上游和其他地区的贸易伙伴经历了迅速的人口增长和棉布产量的巨大增长, 因而既减少了可供输出的粮食和木材剩余, 也减少了对江南纺织品的需求。同样可能的是, 尽管尚未证实, 一些运输基础设施年久失修使长距离贸易蹒跚不前 (Pomeranz 2000a, 247;2000b, 50—53) 。由此引起的纺织劳动相对于水稻种植价值下降 (我估计这一阶段这种下降在25%—50%之间[2000a, 323—326]) 对江南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后来出现的机器的竞争甚而使这一价格压力继续加大) 。生产质量较高的棉布部分抵消了这一纺织业收益向下的压力 (李1998, 108;方1987, 92) , 这种生产可以视为一种轻微的技术进步;但这可能需要更多的劳动, 并始终没有充分抵消江南局势的恶化。如上所述, 吴和许提供了一些19世纪纺织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模糊证据, 但这些证据是粗略的。江南织工保有他们的大部分市场, 但可能是以艰苦劳动的增加为代价。值得注意的是, 徐新吾认为, 到20世纪初, 那些仍然从事棉纺织业的人每年的平均工作日上升到305天 (徐1992, 469) , 尽管家庭纺纱这个纺织工作中最耗费时间的工序已经被极大地削减。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当轻工业品市场供过于求, 纺织劳动收益下降时, 为什么江南没有发生向重工业的更大转移。无疑有多种因素, 从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到燃料和其他原材料的短缺——后者在我的书和李伯重最近研究江南工业的书中都得到强调 (2000, 272—342、455—523) ——但没有理由把它归咎于农业生产率的退步, 铁业工人必须吃饭, 但纺工和织工亦是同样。此外, 即使在1800年江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实际上也与英格兰的相等;相反, 比利时、德国和法国——它们在19世纪的工业化都给人深刻印象——在19世纪初农业劳动者的产量都远远落后于英格兰 (德国是英国水平的47%, 法国是英国的58%, 比利时是英国的77%;德国和法国1750年甚至更为落后。参见Allen 2000b, 20) 。在这种情况下, 把江南没能在19世纪进一步工业化视为几百年持续“内卷”的结果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更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1750年以后的两个世纪中包括了贸易、资源和技术因素在内的关联过程, 正是这个过程阻碍了重工业和机器工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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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0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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