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自鸣时代自成家”——刘大年诗集编者絮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0 次 更新时间:2020-04-30 11: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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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 (进入专栏)  

   2015年8月,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最早的学部委员之一、我国历史学领域长期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刘大年先生100周岁诞辰。为了纪念大年先生100周岁冥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了刘大年全集编辑委员会,请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刘大年先生全集》,共17卷,其中第16卷编入大年先生的诗集、年谱等内容。

   刘大年诗集共收入60题114首旧体诗,其中19题55首诗是在报刊和书籍上公开发表过的,41题59首诗是首次公开发表。考虑到关心大年先生诗作的读者需要,特在全集之外,另行出版《刘大年诗集》单行本,以飨诸同好。

   刘大年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学术上的专攻是中国近代史,在美国侵华史、中美关系史研究方面有开拓之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面有卓越的贡献,在人物评价、明清土地制度、亚洲历史评价诸方面,都曾发表过引起理论界、史学界广泛关注的论文。晚年,他的专攻有两项,一是抗日战争史,一是近代经学的研究,其成果在学术史上各有其地位。

   以上这些,在我国史学界、理论界都是清楚的。

   1999年12月,刘大年的最后一部著作、8万字的《评近代经学》发表。在这部著作公开发表以前,人们对他的经学根柢是所知不多的。实际上,刘大年先生不仅在近代中国历史研究上发表众多宏文谠论,而且国学底蕴深厚。他在22岁以前在家乡(包括长沙国学专修学校)从师宿儒研修儒学经典和《资治通鉴》等史学著作。其父亲颇有旧学根柢,他幼承庭训,又在当时颇为高级的私塾爨学里,师从湖南颇为有名的理学家蔡瑞芝(又襄)学习经史。从学的老师宿儒中还有前清翰林,如古体诗名家贺冕。他的诗作经受严师指点,也受到老师嘉奖,国学根柢就这样打下了。他在1938年参加革命以前还定了不能丢弃孔学的决心,只是在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后,才逐步改变了原先的想法。

   1949年,发表《美国侵华简史》以后,刘大年的精力有一半放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上(另一半精力放在学术行政工作和对外学术交流以及人大常委的工作上),他的著述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他的国学根柢,但在《评近代经学》发表以前,到底体现不多。

   大年先生8岁在私塾里就学会了作古体诗。1938年参加革命以前作的旧诗,大多找不到了。诗集里的第一篇是作于1936年的《鸡鸣阁序》,这是流传在家乡的一首散文体赋。1936年,他在家乡附近的雪窝山上建茅草书房,名为“鸡鸣阁”,意为鸡鸣即起,督促自己做个能考证训诂名物的经学家,以“保存国粹”,《鸡鸣阁序》表达了作者这种雄心壮志。这是现在发现的作者最早的一篇文学作品。文学史家一般不把骈文归入诗词类,但编者不愿割爱,仍置于诗集之首,读者谅之。第二篇是1937年《过陈友谅墓》,因为自己很欣赏,随时可以念一念,就记住了。其他的古体诗未留下记录就找不到了。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年后,他被分配到冀南行政公署工作,此后戎马倥偬,还受过重伤,其间偶有吟咏,大多也未能保存下来。

   诗集里的诗,一是来自作者1991年9月24日自编的《刘大年诗钞》,共收入60首诗,其中大多是公开发表的,少数未发表。作者声明,公开发表的诗,都加了注释;未发表的,未加注释。公开发表过的,在收入诗钞时,又做了个别文字润饰。这个诗钞,是油印本,少量印刷,送给亲朋好友,甚少流传。这60首诗,全部依据作者校订后收入,并在页下注中说明。二是1992年后公开发表或在公开出版物中有载的,这类约有十多首。三是未刊稿,这一类诗稿是保存在家里的,或是诗人生前发现的,或是诗人去世后发现的;还有两首,一是在日本报纸上发表的手迹,另一是他人的诗集里作为附录收入的,虽算在未刊,实际上是已刊。也有从日记上抄下来的。从第一首1936年《鸡鸣阁序》到最后一首1999年7月《题小照》,前后绵延63年。

   诗集里的文字,凡是收在正文里的,都是作者本人的文字,个别地方经过编者整理,页下注中的文字,是编者加的说明。

   刘大年的旧体诗,有律诗、绝句,也有古风,形式不拘。律诗讲究对仗,严守诗韵格律,首句也有出韵的,都有出韵的理由,与古人“孤雁入群”之说相合。观他与同时的著名诗人讨论旧体诗格律的信函,可知诗人对旧体诗诗韵规律掌握之深。绝句不那么讲究对仗,比较活泼,读起来琅琅上口。如题江油李白纪念馆:“蜀道蚕丛今日扫,黄河咆哮旧时过。请抛白发三千丈,纵听汪伦十万歌!”这首绝句,把唐朝诗仙李白的豪情万丈、汪洋恣肆的诗风摹写得活龙活现,又把古今蜀道不同对比出来,神来之笔,一气呵成,毫无雕琢之感。

   大年先生从前清遗老学诗,上承清人诗风,作诗喜用典,尤其在律诗中用典,是大年先生旧体诗的一大特色。熟练地运用历史典故,正是诗人国学根基的体现。诗句哼到嘴边,典故自然涌现,往往恰到好处。诗人生活在新的时代,把典故与新事、新词自然地糅合在一起,是又一特色。如《三十五年于邢台过灯节兼庆政治协商会闭幕》中间两联:“平倭战胜方兴汉,反共兵销未帝秦。万户灯开民主焰,六街曲奏共和声”;《见说四首》之二:“颜回陋巷无心问,宰我泥墙厌耳闻。痛哭湘军空泪涕,叩头袁氏等埃尘。”用典与时代特色水乳交融,说明诗人的感情是在新的时代里,不是守旧的人,是求新的人。

   诗言志。诗是心之所发,志之所之。大年先生生活在一个中国历史上变化极为频繁的时代,从面临民族危亡到参加八路军,起而抗争,迎来新中国的诞生;从探索社会主义到经历“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欣欣向荣,到目睹苏联社会主义的垮台。社会巨大的激烈变化,给他头脑打下深刻烙印,也使他的情感难免跌宕起伏。

   他参加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是新中国建立后少数访问过苏联的学者之一。他访问过建交以前的日本,也访问过统一以前的两个德国,作为中国史学家代表团团长访问过邻邦巴基斯坦,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代表团成员访问过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等诸岛国以及欧洲诸国。他是一个史学家、理论家,也是一个思想家。他所经历者,他所思所想者,往往反映在他的学术思考中,反映在他的学术论著中。然而,学术思考、学术论著未必尽能反映所思。他同时也是一个诗人,具有诗人的品格,所思所想所经历之事,情动于中,感于心,发于文辞,流于笔端,便成为诗。清人金圣叹批阅唐诗600首,序曰:“夫诗之为言,讪也,谓言之所之也;诗之为物,志也,谓心之所之也。”言语文章不能反映心之所思所想者,便形于诗。情动于中可以为文,情动于中也可以为诗。其女刘潞眼见乃父作诗的经过,谓有“不写诗就过不去的感觉”。“不写诗就过不去”,就是情动于极处。情动于极处,难以用言语文章表达者,诗是一个抒发情感的最佳去处。大年先生少年时便得作诗窍要,国学根基深厚,情感丰沛,感受会于心,形之于诗,便是很自然的了。

   大年先生的诗作,表达了一个共产党人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忠,对党和领袖的深情,也表达了对国际局势的关怀和感受,表达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豪情和对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是诗,也是史。诗史融合在一起,体现了诗人同时也是史学家的气质和品格。例如,1939年作《东征口号》四首第一首:“神州谁敢总横行?落日卢沟大起兵。南渡君臣棋乱局,北望烽火海扬尘。延安城系人心定,八路军来士气新。如火旌旗向前指,长征全捷又东征。”第四首:“长驱上党众怀烈,百里绵峄一日驰。画角昂昂朝食早,铁衣赳赳枕投迟。扬眉合唱大刀曲,沥胆行吟破釜诗。儿女英雄多不贱,燕山射猎共相期。”诗作充满感情,对抗战胜利的坚持,对八路军行军作战艰辛的写实,对国府抗战摇摆的批评,对人民英雄的歌颂,对光明前景的渴望。这样的感情,在他的许多首诗中都有体现。1940年在河北曲周一带作《惊闻华容失守》:“书封七字寄乡旧,快卖黄牛买宝刀!”既写出了对日寇占领故乡华容的愤慨,也写出了寄望故乡父老“快卖黄牛买宝刀”走上抗日前线的期待。这里如实记录了一个亲历了抗战岁月的战士,一个从军的青年知识分子发出的对日寇侵略的怒吼。1942年作《祝贺刘伯承同志50寿辰》、1945年作《邯郸道上》、1948年作《元旦试笔兼为土改学习自勉》、1949年作《病中喜闻华容解放》、1971年作《贺中共成立五十周年》、1972年作《陈毅同志挽词》、1974年作《贺国庆二十五周年》、1976年作《周恩来总理挽辞》、1982年作《观王森老苍松图》、1984年作《紫禁城漫兴》、1997年作《香港回归祝词》、1988年作《李琦画展观后》、同年作《寄〈百年潮〉》等,都充满了对祖国、对人民、对党和党的领袖的热爱和歌颂。1983年9月作《悼亡》诗,是对同时参加革命的亡妻的悼念,1996年4月作《田家英同志小莽苍苍斋法书选集观后占二绝句》,是对西柏坡时期认识的革命老战友的怀念,同样都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

   大年先生有多次出国访问的机会,出访诗除了若干人情应酬,还有一些有很高意境的诗作。其中以访问巴基斯坦、访间日本留下的诗作最多,1963年、1965年两次访问巴基斯坦,留下了14首绝句。“法显玄奘记胜游,葱云西指水东流。蚕丝古径变通道,还要凿空博望楼。”“名场百辈口悬河,抵掌清谈妙趣多。学问遥从中国取,圣言个个奉摩诃。”这几首纪实诗把黄河、印度河之间长久交往的历史,中巴之间的友谊,刻画得清楚明白。

   诗集中有关访问日本或者与日本学者相关的诗最多,约有19首。1963年第一次访日,是在中日建交10年前,中日关系基本上处在敌对状态,但中日民间交流的呼声甚高,不仅中日民间贸易呼声高,学术交流呼声也很高。日本学术界正在强烈反对美国的文化侵略,反对美国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访日诗记录了这时的情形:“横街伐鼓起雷声,满耳东京与北京。阿部求经思汗国,鉴真观法到蓬瀛。盖幛迎客千花舞,剑履谈心百鬼惊。七亿英雄同肺腑,太平洋里醢长鲸!”欢迎中国学术代表团的群众高唱《东京与北京》之歌,要求友好之声盈耳。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可以把美国侵略者埋葬在太平洋,其情其景跃然纸上。1975年为吉川幸次郎率日本学术代表团访问中国赋赠一律,也反映了反对美国在太平洋称霸的时代气息。1979年12月在东京大学讲学,12月13日《朝日新闻》发表了大年先生表示中日友好诗的手迹,该诗最后一联说“举翼银鹏便万里,扶桑一路日璘璘”,写出了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应该长期友好的心声。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井上清教授,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铁骨铮铮,著作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历史,严厉批判天皇制度,是日本少见的硬汉。I960年访问近代史研究所,与刘大年成为好朋友。1984年作《赠老友井上清先生》,称许井上“云雷论学许相知,一帜堂堂独树之”,“回头讲座推元老,屈指西京数大师”,“一部马恩笑神会,寸心寰宇共波澜”。“一部马恩笑神会”,点出了中日两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真正友谊。井上清是日本史学界的大师,刘大年是中国史学界的大师。因马恩而神会,颇有惺惺相惜之至意。读诗至此,直教人击节不已。

   1989年在人民日报发表《见说》四首,引起许多读者关注与议论。读者不仅关注诗的格律,而且关注诗的意境,尤其关注诗人所思考的东西。

“新儒有道推君子,老店无缘拜圣人。我自沙滩楼下过,可怜德赛两先生!”举起德赛大旗的五四先人,曾经批判孔老夫子不能救中国。如今传来一种议论,似乎“四小龙”的崛起,正得力于儒学传统。当年高举科学、民主的先生们怎么面对这样的认识呢?这种思考,未必不是作者后来下功夫撰写《评近代经学》的主要动力之一。如何对待孔子,如何对待科学、民主,至今仍是思想界思考的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的问题。科学也好,民主也好,马克思主义也好,都需要与中国历史实际和社会实际相结合,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新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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