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靖东:世代、个体与公共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6 次 更新时间:2020-04-28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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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靖东  

以个体视角记录武汉抗疫的方方日记自出现于互联网上起就话题不断,从三月的高中生来信,到四月的海外出版,其在互联网世界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争论与撕裂。而随着争论的推进,各类观点和立场也逐渐浮现。其中,有人将方方及其支持者同反对者间的冲突,描述为新旧世代间对重大政治主题感知差异的结果(如余亮的《把方方日记埋在春天里》),由此将争论直接视作世代差异的产物。此外,虽然观点截然相反,复旦大学洪涛教授在《致方方女士的信》中同样将问题指向了世代差异,并对当前年轻人的精神状态,以及各领域的噤声提出了批评。


“世代论”的归因是否可行?

世代论是否真是当前社会撕裂的答案所在,这是需要某种程度上的认真分析的。这其中首要的问题是,世代间的差异是否是真实存在且本质化的?

在我粗略的感知里,不同世代间的确存在群体上特征上的差异。比如我所认识的93-95这几年出生的人,在聊天中就明显有将自己与“00后”区分的意图。这种划分代表性地体现在“00后”对所谓“中国风”的音乐影视作品和“汉服”的喜爱上;而很多自认“90后”的人往往强调自己在更加全球化的文化环境里成长——因为在2006年开始黄金时段禁播国外动画政策前,国内电视台对于国外影视的播放尚且没有太大限制,有不少美国和日本的动画。

尽管如此,我依旧认为这样的世代差异本身就是被构建的,反映的更多是不同历史阶段的结构性差异,在文化上是如此,在政治上更是如此。界分世代之所以能够有一定解释力,某种程度上是世代本身与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一定的重合:1966-1976年,1978-1989年,1990-2000年,以及随后的2001-2012年和2013年至今,都有自身的特征,反映在主体身上,就表现为“世代差异”。

尽管当前很多年轻人表现出洪涛老师所批评的市侩、虚无和顺从,但也有不少人在思考和行动,如前年那位年轻的北大女生,只是在当前的讨论里,他们的声音很难完全发出来(在比例上这类人或许在变少)。更何况,围绕方方日记的冲突,更多体现在以校友和同学为代表的同龄人间的分裂(如上海家化董事长葛文耀的微博、北大沈阳校友群内的争论)。因此,我倾向于将这些体现出世代差异的问题理解为陈映芳老师在之前访谈中提及的“跨世代的时代课题”。

此外,前段时间的《一位高中生给“方方阿姨”的信》以一种颇为老套的方式强调了世代差异,但其是否真是高中生所写,我深表怀疑。在这里,“高中生”与其说是作者真实的身份,不如说是一种符号,一如陈映芳老师在《“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里提到的“青年崇拜”现象那样。在我的感知中,现在的互联网世界似乎在重新以年龄来论证自身的“纯净”与“先进”,以赋予年轻人更大的话语权,并且官方也有意引导这些年轻人(主体还是中学生和本科生,非95后可能都不好意思自称年轻人了)发声支持国家,颇具社会进化论的味道。


个体困境与公共讨论局限

看起来,如果搁置世代论的思路,我们对当前社会问题的认识仍旧需要借助“社会结构”论。这一视角在社会科学领域已是相当传统且主流的了,而在当前互联网的语境里,针对那些由结构论所衍生出来的观点,已经形成了颇具讽刺意味的“定体问”一词。可见,重提宏观的结构问题,不仅需要一定的智识基础与经验积累,也需要相当的勇气。不过,由于前段时间看到“集体形式的主体性”(Dutton,1992;Anagnost,1997)这一概念,自己对主体本身有一定关注,加之近来自身经验感知也多与身边不同个体的观点和表达有关,因而相关反思也更多从主体本身进入。也就是说,在看起来几近无解的结构性困境外,如何从个体的角度理解我们当前的所面临的紧张?这能够为我们的行动提供怎样的指引?

实际上,但无论是高中生的来信,还是对方方日记出版的批评,主流的反对声音都强调她的日记只揭露阴暗面而忽视正面措施,以及信息来源的不明,而这种对于本国情况不全面、不准确的描述,会成为外国攻击和贬低本国的凭据。这个思路有明显的民族叙事特征,在这种叙事下,出版日记首先是“代表中国去宣传防疫经验”(摘自高赞评论),而非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这里,能看到的还是基本价值上的分歧。但这种思路到底仅是策略行为还是这些反对者所真诚相信的,我倾向后者。比如我的家人,面对方方日记出版,他们几乎本能地表达出了反感,观点与主流说法也相差无几。虽然他们那偶尔会零碎地对具体制度设置的合理性表示质疑,但在认识整体世界时,基本的思想资源还是来自民族叙事下的敌我之分,并没有其它替代性选择。

当然,反对者内部是非常多元的,并非只是单纯对日记及其出版的争议。如我的一位同学,则是认为方方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不容得他人辩驳,因此也颇有微词。实际上,这几天对于方方回应质疑的态度也逐渐走向批判的中心,这一观点绕开日记的内容和出版,转而强调其本人所使用的话语落后于国家与民族所处的新时代。

当然,支持者一方也有着不同的观点,但不论方方及其支持者,还是反对方,甚至是立场并不特别鲜明的人,我认为他们在这场互相争辩、互相攻击的争论中都体现出了共通的局限:思想资源和话语框架的匮乏。就像Rose & Miller(1992)在分析治理术时提到的,具体政治话语下的特定政治合理性构建了人们的自身的认识论系统,推动了理解现实的特定框架。也就是说,话语本身不仅仅是主体用以清晰表达自我的工具,也会反过来形塑主体的认知框架,影响着我们如何看待世界。而在这场论争中,我们的公共讨论是不是被主流的国家与民族叙事限制了,我们的公共议程是不是就被框定在了国家与民族叙事的框架内;由此再到个体,即个体的认知和批判是不是也会受到限制,而在挣脱、否定这种叙事之后,是不是可能会陷入一种缺乏可用的话语而产生的虚无中,而在虚无过后,主体是否可能只得选择既有的叙事方式。具体到围绕方方日记的争论上,我们或许本可以将讨论延伸到更一般化、更具有公共性的有关灾难与记忆、个体尊严等议题,但最终却困在了围绕国家形象、爱国主义这些话题的互相讨伐中。可是,国家与民族真的是当前我们认识世界的唯一有价值的视角吗?我们(包括支持者在内)对方方日记及其相关争论的理解,能否有更加多元的叙事方式,能够让我们更加多元地认识日记本身及其出版的内在涵义?


突破“当下”,我们需要更加立体的思考和表达能力

所以,我认为,目前我们的公共讨论止步不前,仅仅停留在立场划分和互相讨伐,部分源于九十年代以来对意识形态争论的搁置,以及围绕基本价值的社会讨论的缺失。尽管原有意识形态话语不再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真理,但还是在宣传和教育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一背景下,相对那些从应试教育阶段就不断构建的、体系化的民族主义叙事,一个简单的“GM权利”、“出版ZY”实在是有些无本之木的味道,有时甚至给人一种以“政治正确”打压质疑者的嫌疑。这使得,有时候很多人不得不从MZ主义叙事的角度论证出版的合理性,努力证明批评与AG间的关系。此外,考虑到制度本身日渐严苛的压制,真正的公共讨论也难以开展,更遑论不同认知范式的公开碰撞与辩论。在这一背景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如果不是有强烈的内在驱动,很难找到系统化的非官方叙事方式。因而,很多年轻人就具体社会现象而展开的激烈批判最终也会陷入一种为批判而批判的虚无中。

近年来全球,特别是中国,消费主义的高涨和移动支付的普及,很多人被裹挟进了一个由移动互联网所构建的便利性中,加之互联网行业的井喷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繁荣感所促就的国族自豪感,令正统的民族叙事获得了大量直接的现实经验支持。这种变化或许是值得注意的,查特吉在对印度现代性的分析里提到过,“康德在西方现代主义奠基时提到当下,是把它当做逃离过去的场域;而就我们的感受来说,要逃离的正是目前所处的当下”。如果这是一种普遍心态的话,可能近年来的官方叙事里,我们借助新兴移动互联网产业的领先和重回世界舞台中心的种种,已经实现了对“当下”的超越,来到了自己的“现代”吧。尚处于应试教育阶段、信息接受渠道相对有限的学生们,或许更乐于接受这一叙述(我自己在本科阶段也对此产生过由衷的自豪,并疑惑外部世界为何如此邪E且愚蠢,处处针对中国)。总的来说,原有的认知范式在不断强化,主体不仅难以在公共讨论中找到其他认知范式的存在,也没有必要去寻求。

记得在高中和本科时,也有一些同学是温和或激进的批判者,对现实不满,渴望公平正义。但是多年下来,很多人要么选择沉默,要么转换立场,拥抱DG崛起。自己从中能看到的,除了结构的限制,更多还是思想资源的匮乏:我们想要批判现实,想要逃离当下,可是未来在哪里?大部分来自小县城的我们并不知道。反而面对信息的FS、公共讨论的匮乏、消费主义的裹挟,我们仍旧被困在“当下”,或者在虚拟的互联网世界寻找精神的栖身之所,在挣扎和无力过后,大家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吧。

但也正是因为这些,在这次争吵中,自己才会深切感到我们的社会需要有关一些更基本的、更深层和更具有公共性的伦理价值的大讨论,为众多个体的反思提供更多元的思想资源和公共话语,让我们在面对各类公共议题时,能够拥有除了讨伐以外更加立体的表达和思考能力,从而真正实现“从私域重回公域”这一“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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