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逃逸的世界: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的省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7 次 更新时间:2020-04-27 14: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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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吉登斯  

   作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s),英国著名社会学家

  

   “世界步履急促,已近终点”──某位伍夫斯坦(Wulfstan)大主教在约克的布道中如是说道,时为西元 1014 年。今天有人发出同样的感慨也不难想见。难道,每个年代的希望和焦虑只不过是前一个时代的翻版吗?在 20 世纪行将结束之际,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真的和以往有所不同吗?

   的确不同。我们很有理由相信自己正走过历史易辙的关键年代。更有甚者,影响我们的变革并非局限世界一隅,而是几乎遍及世界各地。

   我们的时代(epoch),其发展受科学、技术与理性思维所冲击,其根源在 17、18 世纪的欧洲。西方工业文化由启蒙运动所型塑──思想家的著作反对宗教、教条的束缚,企望代之以调和的途径来面对实际生活。

   启蒙的哲学家以一个简单、但显然是非常有力的想法来处世。他们以为,我们越是能以理性来了解世界、来了解自己,就越能依一己的目标来形塑历史。我们必须不受过去的习惯与偏见所羁绊,方能控制未来。

   马克思(Karl Marx)的思想得自于启蒙思想甚多,他表达观念的方式至为简单。他认为,唯有了解历史,才能创造历史。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此观念的引领下,影响 20 世纪至钜。

   按照这种看法,随着科技进展,世界应该更稳定、更有秩序。即使许多反对马克思的人也接受这种观念。例如小说家欧威尔(Geroge Orwell)就预言了一个过度稳定且可预期的社会──我们在里头全都成为巨大社经机器中的小小齿轮。许多社会思想家也做如是观,譬如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然而,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看起来并不像他们所预期的那般,感觉起来也不像。这个世界不但没有愈来愈受我们所控制,反倒是失去控制──一个逃逸的世界。而且,包括科技进步在内的有些影响理应使我们的生活更确定、更可预测,结果常是大相迳庭。全球气候的改变和随之而来的风险,很可能就是源自我们对环境的介入。它们并不是自然现象。我们化解这些风险势必要藉助于科技,而这又造成别的风险。

   我们面临的危险情境是前人不曾面对过──全球的温室效应不过其一而已。许多新的风险和不确定影响着我们,不论我们居住何处,也不论贫富贵贱。凡此皆随着全球化而生,而这一连串改变就是本书的主题。科技本身已经全球化了。有人算过,当今世界的科学家数量之多,远胜于以往。但全球化也有其他的面向,它带来其他形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尤其是最近发展的全球电子经济。科学是一把双面刃,风险亦然。风险和革新息息相关,不必总是被降到最低,积极承担财物和经营风险正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力量。

  

   什么是全球化

   什么是全球化?它有新奇之处吗?这是激辩的焦点所在。我在第一章会探讨此一论辩,因为许多其他的东西都取决于此。不过事实相当清楚,全球化正以一种影响深远的样态,重建我们的生活方式,它是由西方所主导,深受美国政经力量的影响,而其结果极为不平均。但是全球化并不只是西方对全世界的支配;美国受其影响的程度一如其他国家。

   日常生活受全球化影响的程度一如全球化左右世界大事的程度。这也是本书论及性别、婚姻与家庭的理由。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女性在寻求比过去更大的自主权,而且大规模进入劳力市场。全球化的这些面向和全球市场中发生的事情同等重要。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受压力和紧张所影响,而全球化又升高了压力与紧张。传统家庭受到威胁,正历经改变,未来的变化还会更大。其它传统(譬如与宗教相关的传统)也正在经历重大转变。基本教义派缘起于传统崩解的世界。

   21 世纪将是基本教义派和四海一家对抗的战场,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资讯和影像纵横全球已成家常便饭,我们也都惯于与想法、生活方式有异于我们的人接触。四海一家的人热烈欢迎这种文化复杂性,而基本教义派则认为它既麻烦又危险,不论是在宗教、种族认同或民族主义的范围,他们都会在脱胎换骨、经过纯化的传统中寻得庇护──更常是在暴力中寻得庇护。

   我们很有理由希望某种四海一家的观点将会获胜。容忍文化歧异性和民主密切相关。民主此刻正是铺天盖地在世界各地展开,而全球化随着民主而来。矛盾的是,它同时也暴露了民主结构(最为人所知的就是议会民主)的限制。我们要使现存的制度更加民主化,并以回应全球化时代需求的方式来进行民主化,我们大概不会成为自身历史的主人,但我们可以、也必须找到让这逃逸的世界重受羁束的方法。

  

   全球化的展开

   我有个朋友在中非研究村落生活。几年前她第一次远行,进行田野调查。她抵达的那天,便获邀前往当地家庭参加晚间宴乐。她希望在这偏远村落能得见传统时光,结果却是看“第六感追缉令”(basic instinct)的录影带,当时这部片子连伦敦的戏院都还没上映。

   这些花絮透露了这个世界的点点滴滴,且这些点滴并非微不足道。这并不只是在现有的生活方式中增添放影机、电视机、个人电脑等现代随身行头而已。我们生活在一个变貌的世界,我们所作所为几乎皆受其影响。我们正被推进一个无人能窥其全貌的全球秩序中,其结果好坏参半,而其影响则是有目共睹。

   全球化或许不是一个特别迷人或高雅的字眼,但是若欲了解我们在世纪末的展望,则绝对无法忽略全球化。我旅行各地演讲,所到之处无不大肆讨论全球化。在法国,这字是 mondialisation;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是 globalizacion,德国人则说 globalisierung。

   全球化一词广为散布,正是其发展的明证。每个商业领袖都在谈论它,政治演讲言必称全球化。不过在 1980 年代晚期,这个词还很少使用,在学术文献或日常用语皆然。它不知从何而来,而今已是无所不在。

   全球化既然是在一夕之间广为流行,那我们也不需为了其意义有时含混不清而感惊讶,对于智识上的诘抗也不需大惊小怪。全球化关乎「我们都活在同一个世界中」的想法──但到底是以何种方式?这个概念真的有效吗?在过去的几年里,不同的思想家对全球化所持的看法几乎是针锋相对。有人全盘否定,我称这种人为怀疑论者。

   根据怀疑论者的说法,所有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只限于言谈而已。不论它带来什么好处、试炼与苦难,全球经济与以往并没有什么不同。世界还是就这么走了下去。

   怀疑论者认为,大部份国家的收入仅有一小部份来自对外贸易。而且,大部份的经贸是地域性的,而非全球性的。以欧盟国家为例,大部分的贸易都是在成员之间,其他的主要贸易集团,如亚太或北美国家也是如此。

   其他人的立场则大不相同,我称之为激进派。激进派认为全球化不仅真有其事,而且其结果也是随处可见。他们说全球市场的发展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为历来所仅见,而且无视于国界的存在。国家丧失了大部分以往拥有的主权,政客也影响事件的能力也大幅消退。政治领袖的言行再无人尊重也是无足为奇的。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如同日本商业作家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所说,国家不过是虚像而已。大前研一之流的作者把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视为全球化的具体表徵,虽说这是从破坏面来看待。

   怀疑论者通常较为左倾,尤其倾向老左派。因为如果基本上这是个迷思的话,那么政府就还能控制经济生活,保持福利国家的完整。照怀疑论者的看法,全球化的观念是鼓吹自由市场的人提出的意识型态,希望拆解福利体系,削减国家开支。如今所发生的顶多只是百年前的旧事重演,在 19 世纪末就已经有开放的全球化经济,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其中还包括货币交易。

   那么,在这场论战中谁才是对的?我想应该是激进派吧。如今,世界贸易的程度已经远高于从前,而且商品和服务的范围更广。但是最大的不同乃在于金融和资本的流动程度。当前的世界经济得电子货币之助,远为以往经济所不及。

   在此新的全球电子经济中,基金管理人、银行家、公司,以及百万计的个人投资者,只消轻敲滑鼠,就可以把大量资金从世界的一端传送到另一端。这么做的时候,就可能动摇了以往固若磐石的经济──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种情形。

   世界金融市场通常是以美金计价。对大多数人来说,100 万美金是笔大数目。若以百元美钞相叠,将有 20 公分高。10 亿美金叠起来会比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还高。而一兆元将会超过两百公里,是圣母峰的 20 倍高。

   然而,全球货币市场每天流通的资金都远超过一兆美元。资金流通量的窜升不过是 1980 年代末以后的事。我们手里、或银行户头里的钱,其价值就在这样的市场中随着波动而有所增减。

   因此,我会毫不迟疑地说,在很多方面,全球化不仅是前所未见,也是石破天惊的。不过我不相信怀疑论者或激进论者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或是它对我们的意义。这两个阵营几乎只从经济面来看待全球化的现象。其实大谬不然。全球化是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也是经济的,它受 60 年代末通讯系统发展的影响尤其深。

   19 世纪中叶,一个美国麻塞诸塞州的肖像画家摩斯(Samuel Morse)以电报传送了第一个讯息:「上帝作了些什么?」(What hath God wrought?)于是乎,摩斯开启了世界史的一个新阶段。以前所有的讯息都要靠人为方式送递。而卫星通讯的诞生从各方面来看都是过去的决裂。第一枚商用卫星在 1969 年发射,现在已有超过两百枚卫星在天上,每一个都携带大量资讯。从远距的即时通讯第一次成为可能。其他形态的电子通讯在这几年间快速增长,与卫星传送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到 1950 年代末才有横跨大西洋或太平洋的电缆,第一条承载的声轨还不到一百个,而现在的电缆承载的声轨已超过百万。

   1999 年 2 月 1 日,摩斯电码在问世约 150 年后,终于从世界的舞台上消失。摩斯码不再是海上通讯的一种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使用卫星技术的系统,任何遇到麻烦的船只都可以立刻精确标定位置。大多数国家在之前都为这种转变预做准备。像是法国在 1997 年便停止在当地水域使用摩斯码,并以一句俏皮话划下句点:「呼叫所有船只,这是我们在永久沈默前的最后一次的呼叫。」

   即时电子通讯不只是让新闻和资讯传得更快而已,它的存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结构,无分贫富。若是我们对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影像熟悉的程度可能超过我们对邻居长相的程度,那么我们日常经验的本质也已有所改变。

   曼德拉是全球知名人物,而知名人物基本上是新通讯技术的产物。传媒科技随着一波波的革新而愈加广被。广播在美国花了 40 年才拥有 5,000 万听众,个人电脑推出后只花了 15 年就有五千万使用者。至于网际网路,从可供大众开始使用不过 4 年的光景,就有5,000万的美国人经常上网。

认为全球化只和世界金融秩序之类的大系统有关,这个想法是错。全球化不只是关乎「别的地方」发生的遥远而与个人无关的事情,它也是个「在此地」的现象,影响着生活的私密面与个人面。举例而言,关于家庭价值的论战正在许多国家进行,这看似与全球化的影响无关。其实不然。许多地方的传统家庭体系正在变形,或处于压力之下,尤其是当女性要求更大的平权时。就我们所知,至今还没有一个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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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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