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宽:西方文明起源时间再认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2 次 更新时间:2020-04-24 22: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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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宽  
是欧洲历史上蛮族入侵活动的最后回响。而古罗马文明的继承者拜占庭帝国,也在这个时间点失去了意大利南部的土地。(20)意大利商业城市比萨、热那亚、阿马尔斐等从11世纪初转入反攻,把穆斯林从撒丁岛驱走,廓清了附近的地中海海域。至此,我们称之为西方文明的文明形态才拥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明发展空间,才具备了文明形成的第一个条件。在此之前,“经常性的入侵反映了和延长了西方的虚弱,使其很难发展出持久性的政府和经济形式”(21)。这片区域沦为一个“被入侵和包围的欧洲”,9~10世纪的文献、契约书和宗教会议辩论记录中,到处是“城镇渺无人烟,寺院或被夷为平地,或被付之一炬,土地荒芜,一切都荡然无存矣”(22)此类悲伤哀怨之词,即使有所夸张,但肯定也反映出部分实情,这样的形势难以具备文明形成的基本条件。

   从文明起源的第二个条件看,文明区域内的一国内部或各国之间需要有新型的交往形式。自从蛮族源源不断地侵入到欧洲各地,在传统称为西方文明的区域内,相当大一部分居民和原罗马帝国的居民并非同一种族,也就是说在这个区域有两个种族居住活动,一个是日耳曼人等“蛮族”,其内部也存在诸多差异。托克维尔说:“曾经推翻罗马帝国并最终建立了近代国家的那些民族,在种族、国家、语言诸方面都各不相同,他们只是在不开化这点上彼此相似。”(23)另一个是罗马帝国的遗民拉丁族群。这两大种族间的差异一直到今天也相当明显。丹纳在《艺术哲学》里就谈到日耳曼族和拉丁族之间的差异,日耳曼人长相粗糙,笨重而没有风度,脸上的线条也乱七八糟,尤其是荷兰人,满脸的肉疙瘩,颧骨与牙床骨很凸出;而图卢兹和波尔多一带的拉丁族,有的是漂亮脸蛋,罗马和佛罗伦萨的乡下也有很多仪貌堂堂的人。日耳曼人非常好吃,近于专吃生肉的野兽,且喜欢烈性饮料,而拉丁族菜肴丰富。一个在阿姆斯特丹做雨伞生意的图卢兹人就曾向丹纳抱怨,一个像他那样性情急躁的人,跟本地人来往简直是活受罪,他说:“他们又僵又冷,既不会激动,也没有感情,老是半死不活,阴阳怪气,真正是木头,先生,真正是木头!”而拉丁人则头脑非常敏捷,自然而然地能说会道,会用手势表达思想,趣味高雅,懂得什么叫优美大方。(24)这就引出一系列问题:这样性格迥异、文化不同的两个种族是何时融合为一种文明的?通过什么方式融合在一起的?笔者认为,公元11~12世纪,上述两大种族开始在西北欧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交往模式,那就是通过区域内的国际贸易体系建立起物质交往,通过区域内统一的基督教进行精神交往。

   按照亨利·皮朗的研究,7世纪伊斯兰扩张造成了地中海的封闭,商业活动也陷入停顿,8世纪末期以后西欧已退回纯粹的农业状态。9世纪西欧封建制度的出现,不过是纯粹农业文明在政治领域中的一种反响。(25)自11世纪起,商业和城市进入复兴时期。这次复兴是在两个策源地影响下开始的,一个是欧洲南部的威尼斯和南意大利,一个是欧洲北部的佛兰德尔海岸。(26)罗伯特·S.洛佩兹把这次商业和城市的复兴称为“中世纪的商业革命”,认为随着食物剩余的增多和城市的复兴,商人和工匠能够为富人提供奢侈品和为整个农业共同体提供必需品,所以革命从庄园起飞。(27)彼得·N.斯特恩斯等人认为“随着10世纪以来贸易的复兴,西方成为一个共同的商业带”(28)。12世纪圣戈德里克前半生经商致富的经历证实了这一点,当时英格兰与不列颠各地之间、英格兰与欧洲大陆之间已经建立起广泛的商业网络。(29)商业的扩散在区域内形成了物质文化的生产、流动和交往,这是一种新型的交往模式,与早期蛮族对财富和土地的掠夺、占有完全不同。并且随着西欧区域内市场的形成,还出现了扩展市场的冲动,其第一波浪潮就是十字军东征,扩展市场始终是十字军的目的之一。第二波浪潮则是地理大发现。这两波扩展市场的浪潮,清楚地显示了西方文明的工商业文明本质。

   从精神交往来看,在西方文明的空间区域内,到11~12世纪,基督教化过程才基本完成。从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开始到11世纪,在西北欧地区,基督教化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目前能够接触到的史料,只为我们提供了蛮族首领、国王或者贵族接受基督教的信息,下层人士接受基督教的史料很少,比如查理大帝时曾强迫居民信仰基督教,缴纳什一税,在帝国境内修建了教堂和修道院,但帝国解体后,下层人士是否仍能维持基督教信仰,始终存疑。从《蒙塔尤》就可看出,所谓异端思想直到13~14世纪仍然广泛存在于广大乡村地区。另外,像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虽然也皈依了基督教,但信奉的是阿里乌斯派。到11世纪,天主教会才在整个西方站稳了脚跟,赢得为数众多的信众。本特利在《新全球史》里就指出:“事实上,中世纪早期的一个显著发展是大基督教文化圈在欧亚大陆西部地区的建立”,“基督教在地中海地区已经很好地确立起来,但是异教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仍然占据着欧洲北部地区……法兰克人和查理曼后来支持向德意志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拓展基督教的努力。他们遭到了日耳曼人的激烈抵抗,后者不希望放弃他们已有的神或异教信仰,但是到公元1000年,基督教还是赢得了数量可观且日益增长的信众。”(30)直到11世纪,天主教会才确立了在精神领域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从基督教会本身的发展来看,1054年东西方教会的分裂标志着天主教正式成为西方文明精神交往的旗帜。天主教成为宗教领域至高无上的权威。

   通过区域内统一的从上至下的教会组织,通过修道院、大学等知识场所,西方文明形成了自己的场域。熊彼特指出,随着天主教会权威的形成,当时的几乎所有“知识分子”要么是修士,要么是托钵修士。这些人都讲相同的非古典拉丁语;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听相同的弥撒音乐;他们所受的教育在所有国家是相同的;他们信奉相同的基本信仰体系;而且都承认教皇的最高权威。教皇的权威本质上是国际性的,因为修士和托钵修士的国土是整个基督教世界,他们的政府是教会。(31)更为重要的是,11~13世纪的教皇革命,通过“选用希腊科学和罗马法律两大旗帜下的人性理性,使《圣经》伦理学和末世学载入历史,由此实现了‘雅典’、‘罗马’和‘耶路撒冷’的首次真正融合”(32)。也正因为有统一的宗教活动和宗教生活,日耳曼族和拉丁族通过“基督徒生活以一种前所未知的关系集聚在一起,不再彼此对立”(33)。

   这一时期“欧洲边界的稳定,政治秩序的慢慢恢复,经济活动前所未有的加速,不仅仅在于其本身是对以前(混乱)趋势的无声逆转,更为思想和情感上以及世俗和精神两方面的社会方向上愈加隐秘而重大的变迁成为可能准备了条件”(34),理查德·萨瑟恩认为西欧开始形成共同文化,从而构成了西方文明形成的第三个条件,就是文明的标识开始出现,共相开始形成。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新型物质和精神交往的出现,文明区域内会显示出某种相似的新的模式,文明辨识度增高。西方文明的标识正是从11~12世纪逐渐露出头角的:吸收了以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思想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发展出鲜明的理性思辨和科学精神;形成了笼盖四野的基督教组织和机构,牢牢地嵌入人们的日常社会和精神生活,让基督教成为西方文明的底色;吸收了古希腊、古罗马法制文明,发展出法治观念;把日耳曼人等“蛮族”的遵从习惯的制度传统糅合进文明的框架,形成了所谓的民主共和制度。托克维尔指出,到14~15世纪,西方文明形成了彼此相似的制度和精神,在英法德“这三个国家里,政府都是依据同一准则行事,议会都是由同样成分构成,并被赋予同样权力。社会以同样方式被划分,同样的等级制度出现在不同阶级之间;贵族占据同样的地位,拥有同样的特权、同样的面貌、同样的禀赋:彼此毫无区别,到处都一模一样”。另外,“城市结构彼此相似,农村依同样方法治理。农民的处境没有什么不同,土地按同样的方式为人们所拥有,所占据,所耕种,耕者承担同样的义务。从波兰边界到爱尔兰海,领主庄园、领主法庭、采邑、征收年贡土地、服徭役、封建义务、行会等,一切都彼此相似,有时连名称都一样”(35)。总之,在这一时期,西方各国趋于一致,具备了共同的文明特征、质态和形态。接下来本文将具体分析,作为西方文明的核心要素,罗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是如何融构形成文明新样态,进而形成西方文明内在同一性的。

  

   西方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文明要素融合

   西方文明中的罗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的真正融合开始于11~12世纪,而非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崛起的7世纪。穆罕默德成就了查理曼,但查理曼代表不了西方文明,虽然杰克逊·施皮尔福格尔认为,查理曼的加冕仪式,象征着罗马因素、基督教因素和日耳曼因素的融合,(36)但这种融合仅表现在仪式上,并没有多少实质内容。被史家誉为“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文化复兴,也并没有多少文化上的创造或促进上述三大因素的融合,正如C.沃伦·霍莱斯特所言:“‘加洛林文艺复兴’一词很容易引起误解,查理曼时代没有产生纯正深奥的思潮,缺少创新的哲学或神学体系,也没有托马斯·阿奎那或利奥纳尔多·达·芬奇,如果我们按照通常字义上的概念,探求‘文艺复兴’,必将感到失望。加洛林时代,学术水平提高极少或退化甚多:应从无知的深渊中挽救欧洲大陆文化以免湮没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37)所以,穆罕默德只是为西方文明的兴起创造了外部条件,并没有对查理曼的世界起到那种皮朗所主张的决定性作用。在11~12世纪,罗马因素、日耳曼因素和基督教因素才开始融合,形成新文明的文化品格和文明形态。

   罗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融合的直接表现之一就是12世纪文艺复兴,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提出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他认为,在这一时期,吸收了阿拉伯因素的希腊科学、希腊哲学复苏,第一批欧洲大学得以创立。正是在12世纪和此后的文艺复兴运动中,罗马法复兴,改造并重构了西欧的法律体系。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罗马法只存在于拜占庭的查士丁尼法典中。只有从12世纪起,随着罗马法的复兴,西欧各国才在随后的时间里先后改造了民族法。以德意志为例,托克维尔指出:“中世纪末期,罗马法成为德意志法学家主要的而且几乎是唯一的研究对象;在那个时期,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甚至不在德国而在意大利各大学受教育。这些法学家虽然不是政治社会的领导者,却担负着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责任,即使他们无法废除日耳曼法,至少也要改变其形态,尽力使之纳入罗马法的范围。他们将罗马法运用到日耳曼制度中一切看起来与查士丁尼立法略微相似的地方;他们由此而在民族立法中引进了新精神、新惯例;民族立法逐渐改造,变得无从辨认,以致到17世纪,人们简直再也认不出来了。它被一种我也无以名之的名为日耳曼的实为罗马的立法所取代。”(38)英格兰的普通法虽然没有像大陆法那样被改造,但也深受罗马法影响。

   正是在12世纪和此后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古希腊的哲学理论体系才开始对西方文化的形成产生影响。熊彼特指出:“欧洲在一连几个世纪遭受野蛮部落的蹂躏之后,必须重建自己的文化,在缓慢而艰苦地重建文化的过程中,残留的古代文献自然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残留的文献大都直到十二世纪人们才能得到,能够得到的又有许多当时的学者看不懂,或者保有很糟糕的译文。”(39)但从12世纪开始,特别是在13世纪,借助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经院哲学家们重构了他们的理论体系,形成了新的理性思辨模式。这一思辨模式在阿伯拉尔的《是与否》和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里得到了清晰完整的体现。(40)

在11~12世纪和此后的时间里,日耳曼的制度因素通过处理税收、日常管理等方面与法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民主共和制度。向荣教授指出:“中世纪欧洲的政治传统对近代民主有重要的孕育作用,事实上,近代民主最基本的原则和特点,如地方自治,代表制和选举制就是在中世纪基础上直接发展起来的。中世纪欧洲的民主因素有些可以追溯到更为古老的日耳曼部落民主制传统,如‘民会’,‘贤人会议’,但有些是在中世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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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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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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