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拿什么来拯救中国经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09 次 更新时间:2020-04-21 16:5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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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进入专栏)  

  

   冠状病毒疫情在世界各国扩散,没有人知道对各国经济打击到底会有多大,但越来越多经验证据指向这次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甚至远超1930年代的大萧条。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只是局部的金融和经济领域危机,但这次危机是全方位的,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治理危机和国际秩序危机的“综合症”。如果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导致各国危机加深,社会大恐慌,更会导致战争风险的剧增。在历史上,瘟疫和战争一直是一对孪生兄弟。

   正因为这样,各国尤其是西方诸国都出台了庞大的经济救助计划。总体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助计划表现出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实际上,越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和英国,救助计划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德法等欧洲大陆国家本来社会主义成分就已经很高了。

   美国最为典型。“如果美国经济崩溃,谁来负责?”这是前段时间美国举国讨论的问题。为了防止美国经济与各级企业、劳工与一般家庭,不至于在冠病的威胁下,陷入大规模破产的绝境,美国国会、联邦财政部与白宫,全速推动《防疫期间刺激经济方案》。随着疫情的高速飙升,振兴预算也从原本的8000亿美元,一路膨胀成2万亿美元的天价规模。

   尽管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就这个救助计划有党派争论,但这是一次非常有效的争论。民主党对于共和党预算的质疑主要在于“黑箱作业”和“渔利财团”。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美国政府出台的救助计划,结果是“财团负债全民买单”,大企业的大股东与领导层荷包满满全身而退,受创最深但获得支援最少的基层民众,却反而得承担政府财务紧缩的长期后果。

   因此为了避免“救富不救穷”的状况出现,民主党强硬要求在法案中追加限制条文,包括申请纾困的大企业不得回购股权、必须严格限制高管薪酬,设下纾困预算的审查门槛,以透明化财政部所释出的纾困金流向,避免“黑箱纾困”再次引爆国民对于政府的不信任与怨怼。救助方案最终在国会通过。曾经谴责美国在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特朗普签署了这项法案,其中包括向除最富裕的美国成年人外的所有人提供1200美元的支票。

   中国需要什么拯救方案

   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疫情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毋庸置疑。封村、封小区、封城、封省、断航,这些都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但中国领导层把老百姓的生命置于第一位,断然作出封城、断航的决策。

   类似美国那样的“人命重要”还是“经济重要”的争议并没有、也不会出现在中国。封城这样的被西方视为是“极端”的举措,不仅在武汉(湖北)采用,而且也延伸到中国的其他省份。尽管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但整个国家第一季度的经济基本上也消失了。

   原来人们以为疫情被控制之后,各地会尽快复工复产,经济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弹,但现在看来,情况并不乐观。很多疫情因素继续深刻地影响着经济活动。

   第一,疫情被控制下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消失了。现在人们担忧的是第二波疫情会不会发生。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在全球转了三圈才被控制下来。在能够发明和生产疫苗之前,这种不确定性一直会游荡在社会之中。

   第二,疫情控制下来了,但人们的心理恢复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要马上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似乎并不现实。

   第三,即使国内可以复工了,但来自欧美的需求则大大下降,甚至停止了。作为制造业基地的中国,尤其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很多企业都是组装或者加工企业,没来来自欧美的订单,企业也难以复工复产。很多企业要不倒闭,要不无限期延期放假。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时,尽管中国本身并没有危机,但中国政府果断地推出了一个4万亿元人民币的拯救方案,对预防危机延伸到中国起到了有效的防御作用。

   这次危机如此深刻,中国政府是否需要更大、更有效的经济拯救方案?至少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没有出台这样的方案。这或许是因为历史的教训所致。上次4万亿元人民币的拯救方案,尽管阻止经济危机延伸到中国,但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果,即内部产业结构的恶化。4万亿进入国有企业,没有进入民营部门,结果导致了“国进民退”的局面。国有企业本来就强大,现在更加强大了。

   再者,很多国有企业开始大举进入房地产领域,和民营部门一起把中国的房地产推到了历史最高峰,中国的房价从此就降不下来了。这些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消化掉。这次政府变得“保守”或者审慎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问题可能并非那么简单。中国政府拯救经济的决心可能比任何政府更强大,同时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今天的中国也更具有能力来拯救经济。问题在于中国不缺钱,缺的是思想,即如何用钱。

   无论从政府还是主流学者对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国所采取的路径恰恰和西方相反,即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行的是社会主义路线;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反而行的是市场路线。在中国的拯救经济方案中,人们几乎看不到社会主义的成分,资本的分量(或者说市场的分量)却得到张扬。

   这可能和1980年代以来久盛不衰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有关。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早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功不可没,但也正因为变得根深蒂固,影响着人们的思考和决策行为。在中国,最明显的就是GDP主义,即经济本身变成了独立的单元,一切经济活动的意义在于GDP。GDP主义直接地表现在今天的经济政策争论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要不要直接给老百姓发钱?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直接给老百姓发钱了,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呢?至少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呢,发钱的声音也有,但非常小声,人们听不到。主流经济学家不主张发钱,但主张发消费券。因为主流考虑的是GDP,是要通过消费券来刺激消费,激活交易,产生GDP。

   钱和消费券的区别在于,钱没有使用的截止期,而消费券则有。消费券必须限时消费掉,否则会过期,而钱不一样,老百姓得到了钱之后可以不消费而存入银行。因为恐惧于老百姓不消费,转化不了GDP,因此主张发消费券。

   这便是资本的逻辑,不是社会的逻辑。很多人都承认,今天或许更长时间里的经济不再是GDP经济,而是活着经济或者生存经济。考虑到中国社会大部分还是穷人,而这次受疫情影响最重的也是社会底层,直接发钱的理由就更充分了。在中国的舆论市场上那些叫得很响亮的企业,其实还是有能力活着的,那些没有能力活下去的企业、家庭和个人,连发声的机会和能力都没有了。

   发钱不见得能够马上产生GDP,但可以对社会稳定起到正面作用。社会底层老百姓有点钱放在家里,就不会担心明天会不会有饭吃,省吃俭用,就有助于产生稳定感。如果社会底层的40%稳定了,总体社会就不会有问题。只要社会是稳定的,发展只是快慢而已。但如果发消费券,或许能够产生GDP,但更有可能因为强制消费造成社会恐慌。发消费券而不发钱,要不就是对中国社会底层不了解,要不就是GDP主义在作崇。

   第二,生产要素流动自由能否促进GDP增长?

   生产要素流动自由促进经济增长,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没有人会怀疑。但这里仍然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须要回答。首先,要素流动从长远来看,促进经济增长没有问题,但还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社会需要拯救,要素流动拯救不了社会。其次,更重要的是什么样的要素流动?人们对此没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从前几次危机都是通过牺牲社会来拯救经济的。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通过教育的产业化来促进GDP的增长的;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则导致了房地产成为暴富产业。教育和房地产,加上之前的医疗领域的产业化,导致了今天中国社会的局面。严格说来,这些都是社会领域,并非经济领域,须要国家的大力投入。但在中国,不仅没有国家的大力投入,反而产业化了,因此社会没有了制度基础,社会稳定也就没有了基础。

   如果要通过要素流动来促进经济增长,这次会牺牲掉哪个社会部门呢?人们想到的是农村的土地。对数亿农民来说,土地就是他们的基本保障。农村的土地一直以来也是各方(尤其是资本和地方政府)紧盯着的潜在财富。这些年,人们讨论宅基地的流转问题,这主要是为了平衡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平衡问题。农村很长时间以来,只有流出,没有流入。

   农民一富裕就到城市里面购置房屋,送小孩到城市就学。广大的农村只有政府的有限投入,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大问题。并且,很多农民进城之后,宅基地抛荒,没人管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容许城市居民到农村盖房、居住,并在此基础之上引入必要的服务业,也是平衡城乡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不过,这次所讨论的要素,却不是这样的概念了,而是大规模的土地流动,并且要把原先中央政府掌握的土地权下放给省级政府。

   历史地看,这一个政策的结果是可预测的。地方官员感兴趣的只是土地所能产出的GDP,而非土地上的人口。农民一旦失去土地,或者国家一旦大量失去耕地,就会造成不可收拾的结局。近年来,户口制度已经松动,但对进了城的农民来说,户口仅仅是一张纸,毫无意义。

   城市户口的核心问题就是社会制度,但这方面没有人关心。土地制度激进变化的结果,便是底层问题很快就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在没有足够社会保障的城市,这类基层问题所能产生的政治能量,不知道要比农村强多少倍。

   第三,新基建能够救经济吗?

   “新基建”最近急速流行起来。如果老基建投资在高铁、港口、航空港、高速公路等项目上,新基建就是投资在技术上如5G,尤其是人们称之为A(AI,人工智能)、B(block chain,区块链)、C(computing cloud,云计算)和D(big data,大数据)上。据报道,中央政府未来几年有3.5万亿人民币,13个省市有34万亿人民币的资金要投入到新基建。

   这些技术对未来经济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第一,这些方面的投入能够支撑得起第二大经济体量的增长吗?一些观察家已经提出,新基建不可能达到GDP主义者所预设的目标,他们因此主张老基建复苏、新基建加力。也应当指出的是,除了少数地方,老基建已经充分甚至过度了。第二,如果过度强调新基建的作用,就会导致技术乌托邦主义。

   哪一个国家不想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可求不可得,没有人会知道新技术什么时候才会出现。有时候,巨量的投入也不见得会导致技术创新。第三,正因为技术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能从长期的角度来考量,不能夸大其对拯救因为疫情而造成的经济危机的作用。

   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客观上已经要求人们超越旧的GDP主义,而须要一种新的思维和思路。这个新思维可以被称之为“软基建”,意在通过社会制度建设来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保卫社会,在底层脱贫的基础上,做大做强中产阶层,再在此基础之上追求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如果把“新基建”的内容置于“软基建”的构架中,其对经济和社会的意义就更清楚了。

   经济属于社会,社会被破坏掉了,最高速的经济增长也会变得毫无意义。GDP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发展,经常本末倒置,破坏了社会,不仅增张不可持续,更会酿成巨大的社会危机。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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