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会肖:父权制、祖先崇拜,还是氏族图腾制——梅因、库朗热和涂尔干有关古代亲属制度的争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4 次 更新时间:2020-04-21 01: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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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会肖  

   内容提要:如何认识古代家族和氏族中的亲属制度,始终是古代社会研究的焦点所在。在中西方早期民族学社会学奠基之时出现了三种具有重要影响的亲属制度理论,即梅因的父权制理论、库朗热的家族宗教理论和涂尔干的氏族图腾制理论。三者都认识到,古代家族与氏族中的亲属关系无法单靠自然血缘关系去解释。在梅因那里,家父长统治构成了界定家族亲属关系的基本原则。而库朗热则把家父权追溯到家族宗教,认为共同的祖先祭祀构成了确立亲属关系的依据。基于新的材料和方法,涂尔干试图用图腾崇拜来解释氏族中的亲属关系,并重新厘定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氏族和家族的关系。对这三种理论展开比较将有助于我们揭示古代社会和家族研究面临的理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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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论:古代家族研究的意义

   古代史研究者莫里斯·芬利(M.I.Finely)在其《古代经济》的开篇指出:

   无论是希腊语,还是拉丁语,都缺乏一个词语,用来表达现代最通常意义上的“家庭”。……拉丁语的familia拥有非常广泛的含义:处于paterfamilias或家长权威之下的所有人,不管他是否自由;或源自一个共同祖先的所有后裔;或一个人的所有财产;或一个人所有的奴隶。……至于希腊语的oikos,则非常强调财产的一面……家长不是一个生理学意义上的父亲,而是一个凌驾于家庭(household)之上的权威。罗马法将这个权威划分为三种要素:potestas或者说统治他的孩子(包括被收养的人)、他的孩子的孩子和他的奴隶的权力;manus或者说凌驾于他的妻子和他儿子的妻子之上权力;以及dominium或者说关于他的占有物的权力。①

   这段话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今天人们在研究古代家族时所遇到的困难。现代人所熟悉的“家庭”与古代的“家族”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②。无论是中国,还是希腊、罗马或日尔曼的古代家族都包含了许多今天家庭所缺乏的人际关系和功能。首先,古代家族并不像今天的家庭那样,只是作为一个亲密的私人空间而存在,而首先是一个自足的经济单位,使用奴隶从事生产、满足家族成员的各种需要。其次,中西方的古代家族,通常都包含有数代的血亲关系,而这种血亲关系则超出了现代人所理解的生理性或自然性的血亲关系。因为它不仅包括了家父长亲生的子女,而且还包括了被收养的子女、奴隶和被保护人等与他并不具有自然血缘关系的人。再者,家父长对子女所拥有的权力,并不是今天家庭所理解的那种抚养权利,而是某种涉及生杀予夺的司法权力或统治权力。总之,古代家族中的亲属制度、支配制度和财产制度等,都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今天人们所拥有的家庭生活经验。甚至,后者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构成人们在理解古代家族时的障碍。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去认识这种已经距离我们比较“遥远”的家族呢?不是的。这不仅关涉如何去理解古代家族,也关涉我们如何理解古代社会,乃至当下的社会。与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家庭、社会和国家的三分架构不同,古代家族不仅构成了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而且通常被视为其他社会组织,包括国家的原型。古代的家族伦理和家族关系也不只限于家族内部,而且还以某种方式构成了整个社会中其他伦理和人际关系的原型。正如下文将要看到的,如何理解古代家族涉及我们如何判断古代社会的性质、最初的宗教形态、政治权力的起源和性质、原始的财产制度和婚姻制度等。这些制度并没有随着古代家族和古代社会的瓦解而彻底消失,而是作为一种传统、一种遗迹——不只是精神上的,而且也是制度上的——继续存在于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中。在这种情况下,缺乏对古代家族的认识,也必然影响到我们对当下许多社会现象的理解。

   众所周知,在中国近现代化的过程中,有关中国家族问题的讨论,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还牵涉现实政治层面。在一轮又一轮的社会改革和革命中,家族从来没有置身事外。毋宁说,家族恰恰构成了历次社会变革的关键一环。也正是基于此,中国早期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者都把认识古代家族作为认识中国社会的出发点和关键所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早期学者有关家族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学者有关古代家族和古代社会研究的影响。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法律史、神话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中,涌现了一批著作,力图重新认识古代社会,如梅因的《古代法》(1861)、巴霍芬的《母权论》(1861)、库朗热的《古代城邦》(1864)、麦克伦南的《原始婚姻》(1865)、泰勒的《原始文化》(1871)、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等。这其中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理解古代家族的亲属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家族与氏族乃至古代国家之间的关系。

   笔者在下文将聚焦在对此问题具有代表性并且对当时西方学界,以及中国早期社会学和民族学影响较大的三个理论,即梅因的父权制理论、库朗热的家族宗教理论以及稍后的涂尔干的氏族图腾制理论。实际上,涂尔干正是针对梅因和库朗热的理论来阐发自己对于古代氏族和社会的理解:

   上述定义③与人们长期以来所接受的由梅因和库朗热提出的理论有所不同。根据这些权威们的说法,构成更具有复合色彩社会的是基本社会,基本社会是一种扩大的家族群体,而所有构成家族群体的个体是靠血缘纽带或收养(adaption)纽带联系起来的,这种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是最年长的男性祖先,即家父长。这就是所谓的父权制理论。……所谓政治社会,不过是更大规模的家族而已。④

   涂尔干不仅不赞同根据父权来解释古代家族的组织原则和亲属纽带,而且还反对把家族视为最早的社会组织。在其后期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以下简称为《基本形式》)中,他更是试图借助氏族图腾制理论来提供一个足以将梅因和库朗热的相关理论容纳在内的、对于古代社会更具有解释力的理论。通过分析和比较他们对于家族和氏族的研究,我们将看到他们共同着眼的、富有争议性的解释焦点,以及其中蕴含的困难所在。也许,从今天的研究来看,这些理论的某些主张已经很难再站得住脚,但是他们所着眼的那些问题,这些问题所引发的困难,仍然无法被绕过。我们也只有循着他们的脚步和指引,才有可能在这条荆棘丛生、晦暗不明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偶尔窥到一丝光亮。

  

   梅因:父权作为亲属制度的基础

   在《古代法》中,根据《荷马史诗》《十二铜表法》《摩奴法典》和《旧约》等文献,梅因推断古代印度—欧罗巴民族原初的法律概念反映了一个由“专制的家父长”(a despotic father)⑤所统治的家族时代。因此,在他看来,家族构成了古代社会最早和最基础的社会组织形态:“一个古代社会,据我们所能设想到的,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家族是它的典型。”⑥

   梅因同时强调,我们不能把这里的家族与现代人的家族混淆在一起。古代的家族有两个特点:其一,家族是一个通过收养外人,包括奴隶和被保护人等,而不断扩大的团体。家族成员之间要么具有实际的共同血缘关系,要么借助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建立了一种拟制的血缘关系。后者与真正的血缘关系在亲属之间所负有的权利与义务上没有丝毫差别。其二,所有的家族成员都服从一位家父长的统治。家父长是家族中最高在世的男性尊亲属(ascendant),如父亲、祖父或曾祖父。综上,家族成员之间拥有共同的血缘关系,并且共同服从于一位家父长,这两个要素对于古代家族的建立和维持来说,缺一不可。

   不过,在梅因看来,家父长统治较之于共同的血缘关系在理解古代家族上更为根本。例如,一个人即使与其他家族成员拥有共同的血统,但是如果他在事实上脱离了家父长的统治,那么他也不再属于这个家族;另一方面,一个人即使与其他家族成员缺乏生理上的血缘关系,但如果他与后者处于同一位家父长的统治之下,仍然可以借助法律拟制构建出一种血缘关系。因此,家父长统治对于我们理解古代家族中的亲属关系,以及据此而构建出来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至关重要。

   (一)家父长统治

   梅因指出,原始社会普遍存在着家父长统治。家父长构成了家族中的绝对统治者,“他握有生杀之权,他对待他的子女、他的家庭像对待奴隶一样,不受任何限制”⑦,并且终身拥有对家族成员的财产和人身权利。由于家父长统治在古罗马家族中最为典型,因此,梅因借用罗马人的说法,把这种权力称为“家父权”(Patria Potestas)⑧。

   古代家族正是围绕着上述家父权组织起来的,这尤其体现在家族内部亲属关系的确立上。在古罗马家族中,亲属关系主要有两种:其一是以一对合法夫妇为共同祖先,从而将他们的男女后代都包括在内的血亲(Cognates)关系,其二则是排除他们的女性后代,只包括男性后代在内的父系亲属(Agnates)关系。相比之下,古罗马人更为重视的是父系亲属关系——“亲属关系正是以家父权为其范围的”⑨。也就是说,只有处于同一家父权统治之下的人们才把彼此视为亲属,并彼此负有权利和义务。例如,在古罗马,当夫妻双方按照传统的方式举行婚礼之后,妻子就处于丈夫的统治之下,而不再受原来家族父亲的统治。“在法律上,她成了她丈夫的女儿。她被包括在丈夫的家父权中。”⑩可见,借助父权统治,妻子与丈夫的关系,被拟制成女儿和父亲的关系。同样,奴隶或其他陌生人,也可以借助“收养”,被拟制成父亲的儿子,成为家族的成员。这些例子恰恰表明,在古代社会中,家父权构成了确立亲属关系以及亲属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核心。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到,虽然今天人们习惯于不假思索地把亲子之间的血缘关系和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视为理解亲属关系的关键,但是在梅因所考察的古代家族中,父权优先于生理上的血缘关系和夫妻间的婚姻关系,构成了界定亲属关系的基石。这一点,对于我们把握库朗热、涂尔干与梅因所共同着眼的现象,以及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至关重要。这里的关键在于,古代家族作为一个人员成分复杂,通常包含了几代人生活在一起的结合体,单靠生理上的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都不足以解释其中的“亲属关系”。梅因把解释的重心放在父权以及法律拟制上。我们即将看到,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此后理论家争论的焦点。

   (二)氏族作为扩大了的家族

   从家族出发,梅因解释了氏族的形成:氏族是以家族组织原则为基础的一种同心圆式的扩大:

   罗马人的“家族”“大氏族”和“部落”使我们不得不把它们想象为从同一起点逐渐扩大而形成的一整套同心圆,其基本的集团是“家族”。许多“家族”的集合形成“氏族”或“大氏族”。许多“氏族”的集合形成“部落”。而许多“部落”的集合则构成了“国家”(Commonwealth)。(11)

   从“同心圆”这一形象的比喻中可以看到,氏族与家族的差别似乎仅仅只是规模上的,而不涉及组织方式上的差别。实际上,氏族的组织原则是对家族内部的组织原则的一种模仿。

具体来说,同一氏族内部的所有成员都可以把自己追溯到同一祖先,就此而言,氏族成员看起来是一个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团体。然而,梅因立即指出,这种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血统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虚构的。氏族作为一个扩大了的家族,收养了许多原本并不属于这个家族的成员在内。这些成员只是借助法律拟制,才成为家族的一员,拥有共同的祖先和血统。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法律拟制的基本前提恰恰是所有氏族成员对同一个类似于家父一样的首领的服从:“……由于共同血统而在理论上混合于一个家族中的人们,他们在实际上结合在一起,乃是由于他们共同服从其最高在世的尊亲属如父亲、祖父或曾祖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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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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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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