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萱 刘玺鸿:当代西方批判边界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 次 更新时间:2020-04-21 01: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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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萱   刘玺鸿  

   摘要:20世纪90年代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出现的重大变革对西方边界研究造成了巨大冲击,由此兴起的批判边界研究在“流动”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生命政治边界”的理论取向,开创了全球化时代边界研究的新路径,继而确立了民族志在边界研究中的方法论地位。本文对批判边界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并以西方学者关于美国-墨西哥边界以及加纳边界的实证研究为例,呈现批判边界研究的应用与特点,由此提出西方批判边界研究对于中国边疆研究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边界;批判边界研究;全球流动;生命政治

   作者简介:赵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刘玺鸿,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1。

   20世纪90年代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出现重大变革:苏联解体催生了众多新兴民族国家;以欧洲为代表的、不断加速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对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发出挑战。在此相向的双重趋势下,民族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最重要的权力组织形式和基本单位面临新的转型机遇。围绕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角色和地位,西方学术界形成了诸多讨论,其中一大议题是民族国家的边界将会走向“消亡”还是“强化”。

   20世纪末,试图走出这种二元化框架的西方边界研究者展开了一系列被称为批判边界研究(critical border studies)的尝试:基于“边界”本身的现象转变和内涵变迁,从空间、时间、实践、视角以及主体等多个维度发展新的边界研究框架,明确将全球流动作为边界的内生动力而非外在的对抗要素,最终对民族国家边界进行重新界定,提出以一种“拓扑学”(topological)而非“地形学”(topographical)的空间架构把握边界的时空维度。在此过程中,作为边界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民族志不仅把符号建构和日常生活与边界相联系,更是从多主体实践和主体性塑造的角度将边界重新界定为一种自局部展开的、流动的和竞争的“权力关系”实践,从而为理解全球流动时代的民族国家转型提供依据。对于中国知识界而言,如何在极具中国主体性的边疆学建构基础上批判吸收西方批判边界研究成果,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批判边界研究的转向过程、理论取向和方法论选择进行梳理,旨在说明边界概念如何从“边界”(border)向“边界化”(bordering),并进一步向“边景”(borderscape)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边界内涵改变和以民族志为标志的方法论革新。第二部分依托由国外批判边界研究者所完成的民族志案例(美国-墨西哥边界、加纳海关),展现边界研究的具体应用与特点。第三部分回归中国语境,尝试指出西方批判边界研究对于中国边疆学建设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理论与方法革新:西方批判边界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一)边界研究的转向

   现代意义的边界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末弗雷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对“国家有机体”的讨论及乔治·寇松(George Curzon)围绕帝国边疆的思考。按照大卫·纽曼(David Newman)和安西·帕西(Anssi Paasi)的解释,该时期的边界研究在现实层面直接受到殖民帝国之间疆域划定的影响,在观念层面指向了“国家之间的边界为政治和地理之间的大范围联系提供了一种最为明确的显现方式”;换言之,边界往往被视为国家之间静态的、稳定的界线,是“国家领土权力‘结束’的地方”。二战结束,现代领土边界由“扩张”转向“内收”。无论是此前源于帝国扩张而形成的具有“离心性”、作为“生存空间”的边界,还是战后以稳定的国家间关系为基础、具有“向心性”的、作为“权力集装器”(power?container)的边界,本质上皆建基于民族国家主权-领土-人口三者之间的一致性,前者以殖民经济和领土控制为目标;后者以国民经济和国家治理为主旨。在此共识之下,以明确主权国家地理界限为目标、以军事和政治防卫为职能的边界及研究路径被归纳为“地缘政治路径”或者“领土主义”路径。

   随着20世纪90年代地缘政治的剧烈变动以及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的传播,边界研究者开始注意到传统的地缘政治边界在时空层面的改变:一方面,边界可以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以各类文化符号的形式出现在非边境地带,例如学校课堂、电视传媒以及文学作品中;另一方面,随着生物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边界所承载的安全功能广泛地在非边境地区展开,比如机场、车站甚至是网络登录端口;因而也生产出“处处是边界”(everywhere is border)的激进认知。但批判边界研究者并不认为边界的扩散现象是对领土边界的复制,也不强调边界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转而关注边界的暂时性和非连续性;在功能上不再聚焦于我者与他者的绝对区隔,而是关注潜在风险的筛选、评估和预判。在此语境下,一些批判边界研究者为了突出边界时空扩散的复杂性,采用了“组装”(assemblage)这一概念,认为边界一方面是国家治理装置的一部分,以符号和象征的形式在非边界地区出现并发挥作用;同时,人口流动以及流动治理的需求使得边界的时空形态和内涵不断发生移动和变化,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尼克·范霍-威廉姆斯(Nick Vaughan?Williams)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从固定领土向人口流动的转向,明确提出边界研究应从“地缘政治”向“生命政治”(bio?politics)转型,这一类型的边界和边界视角可命名为“生命政治边界”。

   总的来说,西方学界对以领土为中心的传统边界研究路径展开了普遍反思,边界研究因此开始从地缘政治边界转向生命政治边界,批判边界研究的理论起点由此构成。边界不再是地理上区分国家的界线,而是随着人口流动及其治理需求不断出现,由符号、话语、装置和技术所“组装”而成的知识与实践体系。批判边界研究的时间节点基本上被学者们划定于20世纪90年代,是为了强调苏联解体以及加速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对知识界在边界观念和研究路径上促成的根本性转型:边界的界定与研究从以领土划分为基础转变为以人口流动为中心。

   (二)流动:批判边界研究的理论基石

   从地缘政治到生命政治,从领土到人口,反映出流动概念在批判边界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流动与边界两者之间关系得到了新的解读,其重点在于流动不再是边界的对立面,反而是边界不断再生产的动力,甚至是边界得以“批判”的关键。

   首先,在现象层面,流动本身已经成为边界现象的基本特征。边界不再处于某种稳定而静止的状态,相反,边界在不同时空范畴内不断“涌现”和弥散。学者们注意到在空间上,通过国家间协定、职能外包和执法裁量权下沉等形式促成了“离岸边界”(off?shore border)的形成,边界扩展到领土界限之外;同样,凭借移民治理的罪犯化(criminalized)、“公民侦探”(citizen?detectives)的动员以及“驱逐性”(deportability)而非驱逐的内化等手段,边界深入到移民在领土内部的日常生活中。此外,流动也在时间上受到重视。针对在边界治理中生物识别技术和信息技术愈发受到依赖的现象,“电子边界”(iborder)概念被提出,强调“算法”而非“法律”构成边界治理技艺的转移:不再“应对”而是在既有数据的基础上对未来进行预测,关注边界在时间上的前后延展。

   其次,在驱动力层面,边界的流动性并非来自边界自身,而是人口的流动促成边界的流动。批判边界研究者不认为边界是先在的,而将其看作流动的“效果”。迪迪埃·法辛(Didier Fassin)指出流动的意义不在于管治边界(policing boundary),而在于生产边界(producing boundary)。德·杰诺瓦(Nicholas De Genova)直接将边界比作是“一个动词,标志着一个边界生产过程……涉及生产性的活动、工作以及劳动”。乔西·沃特金斯(Josh Watkins)认为此类边界的生产与建构因流动主体及治理方式上的差异而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并非某种单一的流动或治理造就了边界流动,而是在多元主体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一个具有张力、矛盾和竞争的生产性过程。批判边界研究的重心由此也从“空间问题”进一步过渡到“主体性问题”。在笔者看来,他们所要追问与解答的是:什么样的主体以怎样的流动方式生产出不同的边界。

   最后,作为主体性问题的延伸,在规范和价值层面,全球范围的人口流动既表现为一个不断合法化的过程,也同时不断被问题化。在批判边界研究者看来,全球化不应被简单理解为流动性的释放,而是一个全球范围内流动能力分化的过程,一部分群体享受到了全球流动带来的福祉,另一部分群体却遭到“圈定”(enclosed);那些流动能力受限的群体所面对的显然不是所谓的去边界化(debordering),而是安全化(securitization)和军事化(militarisation)。一个依循群体差异而非空间一体化的“全球流动体制”(mobility regime)出现了。在此基础上,批判边界研究对全球化带来的差异性结果进行反思和批判,关注全球流动如何造就了全球性区隔,关注流动性在世界范围内的释放如何相反地促成了流动限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针对全球化时代的流动,持批判态度的学者愈发重视流动治理如何被嵌入政治经济学之中,沦为制造“非法性”(illegality)以实现劳动力剥削的工具;持积极态度的学者则建基于对国家中心论的超越,将流动处理为一个竞争性因素,尝试揭示全球化时代“图绘”(mapping)与“反图绘”(anti?mapping)之间的主体性竞争。简言之,面对国家日益灵活的边界治理,民众并非完全被动接受,而是发挥着自身能动性,边界成为一种“竞争性的边界”(contest borders)。

   不难看出,流动与边界在关系上的转变激发了西方边界研究的再次发展,围绕以人口为中心的生命政治边界,批判边界研究在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逐步走向成熟。这些学者不再使用某种“领土主义的认识论”(territorialist epistemology),而是寻求在拓扑空间中的“关系性理解”(relational understanding),提倡一套“替代性本体论表达”(alternative ontological registers)。这一立场最终集中体现在批判边界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革新,强调在规律、类型、模式和社会过程等四种研究路径之上形成“边界志”(border biography)研究,即民族志与批判边界研究的结合。众多批判边界研究者已经认识到,民族志方法的运用使边界真正成为一种“实践效果”而非“先在事物”,边界作为一类从局部、边缘和具体场景中展开的策略与技术得以摆脱“方法论上的国家中心主义”,进而为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权力组织形态与运行逻辑提供新的见解。

   (三)民族志:批判边界研究的方法论

批判边界研究者在方法论上的选择和创新过程中有两次重要的关注点转向:“过程转向”(processual shift)与“实践转向”(practice turn),用以修正传统的国家边界研究,而正是这两次转向将批判边界研究推向了民族志方法论。早期的批判边界研究者已经定义边界不再是一个地理事物,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安西·帕西(Anssi Paasi)是最早将边界定义为建构过程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政治边界是一个过程,它出现并存在于边界生产的实践和话语中,可以在不同层面被具体化和象征化”。在相关学者看来,边界在空间层面不再是预先固定于地理边缘,而是生成于领土边界内外的各个区域;在时间层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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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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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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