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平:经济制度变迁和个人储蓄行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17 次 更新时间:2006-12-10 22:2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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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平 (进入专栏)  

  

   现有有关个人收入、消费和储蓄的理论,均没有考虑制度性变量,即在假定制度(如经济体制、市场制度等)不变的条件下,来研究个人储蓄行为。例如每人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先决定消费与储蓄的比例,然后再决定储蓄所分布的金融资产,以期达到生命周期的效用极大化。然而,从中国20年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看,个人的消费行为和储蓄行为出现了一些用新古典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本文旨在把一些制度变量纳入对个人储蓄行为的分析,进而说明,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变量是影响个人预期的重要因素,从而对个人储蓄行为发生着重要的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20年来储蓄的基本情况

  

   中国经济改革20多年来,个人收入增加很快,这是个人储蓄增加的基础。表1给出了中国这段时期个人收入与储蓄增长的基本情况。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储蓄指中国居民个人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储蓄存款,它仅是个人总金融性储蓄的一部分(约占70%),其他个人金融资产还有手持现金、国债、股票等有价证券。因为现有统计文献中对个人储蓄存款的统计比较准确,所以本文以此为主要分析基数,以方便与其他统计指标的对比分析。表2列出了利率水平与储蓄存款的变化情况,表3则列出了居民个人储蓄的增长率与其他相关指标增长率的对比情况。

   表1:1978-1999年:中国居民收入水平与储蓄存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中国统计摘要》,第53页

  

   表2:1978-1999年:存款利率水平与居民储蓄

  

   注:名义存款利率为一年期的储蓄存款利率,1996年为1996年8月底数,1998年为1998年7月底数

   资料来源:《2000中国金融年鉴》

  

   表3:中国储蓄增长率与其他指标的比较

  

   注:除GDP 年增长率按不变价计算外,个人收入和储蓄的年增长率均按现价计算

   资料来源:据《2000中国统计摘要》相关数字计算所得。

  

   对表1、表2和表3的宏观统计数字加以分析,可以发现中国个人储蓄行为有以下特征:

   第一,个人储蓄相对于个人收入水平显著提高。每百元个人当年货币收入的储蓄存款率从1978年的1.8%,上升至1991年的17%,平均储蓄率大幅度提高。如果加上个人手持现金和证券,中国个人储蓄率在1993年就达到24.3%.这在当年人均GDP 仅300美元的中国是令人奇怪的。

   第二,在这20多年中,每年个人储蓄存款年增长率均高于GDP 和个人货币收入的年增长率,这一现象也无法解释。

   第三,1987-1995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9%,其中有6年(1985年、1988年、1989年、1993年、1994年、1995年)通货膨胀率高于10%,大部分年份的储蓄存款率实际利率为负利率,但储蓄存款仍然大幅度增长。

   第四,九十年代以来,储蓄存款一直保持了快速增长,但1999年开始,增长速度开始下降,储蓄存款增速从1999年4月的19.2%,连续13个月下降,至2000年5月共下降了13.7个百分点。2000年5月末,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62195亿元,比上月下降341亿元,成为自1996年实行降息政策以来,居民储蓄下降最多的月份。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个是如何解释90年代以来储蓄存款相对于收入水平的不相称的持续大幅度增长。目前国内理论界对此有两个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个人收入统计不准造成的。储蓄存款增长超过个人收入增长,其原因主要在于大约有相当于可统计收入的50-70%的“非货币收入”或“隐蔽性收入”未统计在个人货币收入之内,如果把这部分货币收入也统计在内,储蓄率就不会这样高了。但这一观点不能成立,因为当时的个人收入已占到GDP 的66%(1990年至1993年),如果个人收入真的存在大幅度低估,那中国GDP 的数量和增长速度就高到无人相信。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因为储蓄存款中有大量机构存款,即“公款储蓄”被统计在内。这个问题确实有,但数量不会很大。机构(法人)出于提现方便,逃避财务监管等因素,把一部分资金存入个人储蓄帐户。但这样做并不会在收益上有任何增加,因为存款利率是一致的;而且还存在一些法律上的风险,如机构的钱必须以个人的名字存款。根据人民银行的典型调查,机构存款占储蓄总量不会超过10%.这两种观点还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通货膨胀率如此高和实际利率如此低的情况下,储蓄还是快速增长。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其他原因。

   另一个问题是,在1999年,在收入无大的变动的情况下,储蓄存款为什么会出现大幅下降?有人认为这是国家自1996年以来7次降息结果的累积反应,这显然不无道理,但是否还有其他制度性因素在起作用呢?

  

   二、制度变迁对个人储蓄行为的影响

  

   我们在假设收入、利率、消费习惯对个人储蓄行为的影响依然成立且不变的条件下,来考察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个人的储蓄行为。

   (一)制度变迁过程中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使人们增加现时储备。

   制度变迁对个人预期最大的影响在于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在原来的计划制度下,就业者不必担心失业,对于自已在退休前的总收入(包括货币收入与非货币福利收入)和退休后的收入是完全可预先计算的,因为有固定的工资增长表和福利待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当期收入较低,所以中国的就业者和农民储蓄很少。从1952年到1977年25年期间,中国个人的平均储蓄率不到2%.在计划体制下,当个人收入完全被计划控制之后,不存在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个人是不倾向于多储蓄的,特别是在消费品比较短缺的情况下,牺性现期消费而储蓄的机会成本太高。

   改革以后,中国个人货币收入绝对值虽然有大幅度增加,但以“恩格尔系数”衡量,中国仍属低收入国家。1993年,中国家庭消费支出中食物性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全国平均为54%,城镇家庭为50.1%;农村家庭为58%,1999年,中国家庭消费支出中食物性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全国平均为47.21%,城镇家庭为41.86%;农村家庭为52.56%.(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资料《中国证券报》1995年5月22日,《2000中国统计摘要》)在这么高的恩格尔系数下,人们还有这么高的储蓄率(1993年约24%,1999年有所下降,但也有11.3%),显然是牺牲了相当大部分的非食物消费。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在制度变迁下,人们对未来的收入水平已无法预期,就选择了增加当期储蓄。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生活中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竞争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加剧,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受到极大抑制,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加速了企业破产、停产和职工下岗分流的过程。就业工人对是否失业预期不明,收入中的对未来生活的保险性储蓄强化。在农村,由于农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大,收入具有不稳定性,再加上我国在转型时期由于制度的不完善使农民不仅承担了过多的社会义务,还承担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义务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等投资和费用,直接限制了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加之农产品市场疲软,价格下跌,乡镇企业效益下滑,农民去外地打工的劳务收入大幅减少等,都造成农民对未来收入的较差预期,从而也增加现时储蓄。2000年5月中旬人民银行对全国50个大、中、小城市城镇居民储蓄问卷调查显示,全国城镇储户增收信心继续减弱,当期收入信心指数为2.5,未来收入信心指数为8.3,分别比一季度下降10.4和3个百分点。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持久收入假定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和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 )中,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基本是确定的,因此人们可以合理的安排现期储蓄和消费,以达到一生的效用极大化。但是,一旦人们对自已末来的收入水平无法确定,为了保证末来的必要消费或保持末来的消费水平,就必然增加当期储蓄,这也是追求一生效用极大化的一种合理安排。在这种状况下,人们的储蓄动机是:为了保证将来也能够保持目前这种消费水平,而目前的消费是一种低水平的消费。这也是我国最近几年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基本原因。

   (二)制度变迁使人们对未来支出更不确定,迫使人们着眼于整个生命周期决定其收入安排,形成应付制度变迁的储备性储蓄。

   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原先由国家统包的一系列福利性制度都将改革。特别是医疗就业、教育、住房、养老金等项改革措施的陆续出台和有关宣传,强化了公众的谨慎动机,预期收入的减少和预期支出的增加,迫使人们着眼于整个生命周期决定其收入安排,将更多的收入份额用于储蓄,增加现期的储备性储蓄。

   对以上假说的论证可根据以下三项事实:

   第一,中国人民银行2000年5月中旬在50个大、中、小城市进行的储蓄问卷调查中,城镇居民储蓄目的和用途中位居前三位的分别是“教育费”、“买(建)房或装修”、“养老”。而在1980年以前,人们储蓄动机主要是“为孩子结婚、待购耐用消费品”。这显然显示出人们是以储备性动机为主。

   第二,储备性动机促使人们把收入增加部分几乎全用于储蓄。中国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元上升到1999年的2210元,增长15.6倍;城镇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316元上升到1999年的5854元,增长16.1倍。但这段时期,城乡个人储蓄总量增长214.6倍。

   第三,上述几项制度改革,显然对城市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农村人口的影响。因为农村原来这些(教育、就业、住房、养老等)福利就是以自已支付为主的,所以,当上述制度开始改革时,城市人均储蓄增长幅度要远大于农村人均储蓄增长幅度。因为就农村人口而言,他们对上述制度性改革的预期基本是固定的。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使制度变迁的进程十分缓慢,人们在这样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中一直处于对制度变迁预期的不确定状态,使他们更难以确定制度定型的时期,这就更加大了储备性储蓄的倾向。

   (三)制度变迁预期、通货膨胀预期与储蓄

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由此必然形成一定的通货膨胀预期。按照标准理论,在高通货膨胀时期,人们的预期通膨胀率也高,从而当年或几年的储蓄会减少。但中国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高通货膨胀年份也正是储蓄大幅度增长的年份(见表2)。解释这一现象的关键是要引入“制度变迁预期”范畴。1985年、1988年和1994年都是高通货膨胀年份,同时也正是出台或宣传改革举措最多的年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形成了更强的制度变迁预期,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储蓄倾向。这一现象在1994年尤为明显。由此,我们可以把体制转轨中的个人储蓄行为描述成以下的函数关系公式: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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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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