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胜利:训诂的属类与体系——论经学训诂、子学训诂、史学训诂、文学训诂的独立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4 次 更新时间:2020-04-16 16: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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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胜利  

   内容提要:本文在前人训诂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今日之训诂学虽经古今学者筚路草创,系统井然,仍非古人训诂实践之全部。秦汉以来之训诂范围,除了字词语法以外,尚有经学训诂、子学(玄学或哲学)训诂、史学训诂、文学训诂之不同属类与体系。文章指出:这些传统训诂学家所实践但至今未能明确立科的不同体系,均有其相对独立的训诂对象、训诂原则和训诂方法。本文发凡起例,为上述不同属类的训诂体系做一尝试性的定性研究。

   关 键 词:字词训诂;经学训诂;子学训诂史学训诂;文学训诂

   作者简介:冯胜利,男,语言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韵律句法学、语体语法学、韵律诗体学、训诂学、古代思想史及汉语二语教学法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乾嘉学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的科学方法和理念研究”(项目批准号15AYY009)。

   训诂或训诂学一向被人看作饾饤之学,琐碎于字词之间,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然而,从古至今,“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戴震语),舍训诂则无以明道。治训诂,“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戴震语)。古代之文献典籍,未有不通训诂而能求其谛解者。是以训诂之义,亦大矣哉!尽管如此,今日之训诂学虽经古圣今贤筚路蓝缕以辟体系,①而井井然有序矣,其所涵括者仍非古人训诂实践之全部。纵观秦汉以来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无不有其独立之训诂而至今未能董理成体,以见古人苦心孤诣、以示后生治学之道。故而不揣梼昧,冒为古人立言、立科,于语言文字名物训诂之外,别立经学训诂、子学训诂、史学训诂、文学训诂之不同属类与体系,②进而指出:上述古代训诂学家实践但至今未能明确立科之四大体系,均有其相对独立之训诂对象、训诂原则及训诂方法。③下面发凡起例,依次而试论之。

  

   一、训诂及训诂学简述

  

   1.1 何谓训诂

   何谓训诂?唐孔颖达曰:“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又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所以训诂(或诂训)就是“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黄季刚先生(1983:181)在古训之上又推进一步,他说:“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④……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解释语言就要调动一切可供使用的工具,因此“文字、声韵为训诂之资粮,训诂学为文字、声韵之蕲向。”(黄侃1983:181)有了宗旨、目标、手段和方法,黄季刚先生因此而创建了一套训诂学的理论。何九盈先生(1995:251)说:“古代训诂学几乎没有理论可言,所以也很难称之为‘学’。训诂学真正成为‘学’是从黄侃开始的。”

   谈训诂不能不知训诂学,谈训诂学,不能不知训诂之缘起。“训诂”这一术语在西方语文学(philology)里叫做exegesis,它是解释圣经词语意义的一门学问。这和汉语“训诂”的意思和来源,基本一致;就是说,我们的“训诂”,也起源于解经。⑤最早使用“训诂”二字的是解释《诗经》的《毛诗故训传》。

   1.2 当代训诂学的新发展

   训诂学研究到了当代,在陆宗达和王宁两位先生的领航研究下,得到了新的开掘和发展。传统训诂学最关心的是“词语的含义及其解释”,因此词的“本义”和“引申义”从段玉裁以来就成了训诂学的核心议题。然而,从陆宗达先生提出文献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探索词义使用和演变的规律,是训诂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换言之,赋予训诂学以语言学的性质、探讨训诂原理、方法和规律,就成了训诂学当代的新发展。

   首先,陆先生在《训诂浅谈》(1964:2-3)中明确指出:“训诂学就是以语义的分析、组合和语义的体系,以及解释语义的方法为研究的内容,尤其是研究汉语的历史语言。”又说:“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里研究语言思想内容的一门科学,也就是语义学。”这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把训诂学定义为语义学。

   不仅如此,在陆宗达和王宁先生协力推进的训诂学现代化进程中,他们根据训诂的对象及其性质的不同,将训诂分为两大类型:一种研究的是实际语言材料里随文而释的词义;一种关注的是词典、辞书中综合概括的词义解释。前者王宁先生称之为“使用义”,后者称之为“储存义”。使用义和储存义的规律,二者独立分科以后得到了充分和深入的研究,其互动规律的探索也硕果累累。陆、王的开拓与研究,可以说改写了近代训诂学的历史,不仅创造出大量的突破性成果,而且培养出大批的年轻训诂学家。

  

   二、训诂的属类与原理

  

   如上所述,传统和当代训诂学的研究,一般侧重于字词名物方面的语义阐释,语言之外的训诂问题,譬如经文的理义、词语的哲理、事件的来由、清词隽语的文学效应等方面的诠释,则不在其范围之内,至今也无人问津。然而,这些和字词训诂不同属类的训诂实践和内容,不仅自古就不乏其例,而且自成体系。它们相对独立于字词训诂,既是字词训诂的延伸,又是独立发展的结果;但长期以来学界没有给予它们独立的地位(它们没有自己独立的领域、原则和理论)从而混同或掩埋于字词训诂之中而倍遭冷遇;不仅影响着词义训诂的判定(把不是词义的训诂混同于词义),更重要的是忽视了其他训诂属类和系统的存在。具体而言,字词训诂之外,传统训诂的全部实践之中,还有经学训诂、子学(玄学或哲学)训诂、史学训诂和文学训诂四大门类。这四个类别的训诂实践都亟待系统的整理和研究,需要以当代训诂学的理论为基础,根据它们各自所属领域的原则和原理,建立一个彼此相关但又各自独立的“广义训诂学”的理论体系。毫无疑问,这应该说是当代训诂学家的一个时代使命。“非曰能之,愿学焉”,故而不揣梼昧,抛砖引玉,分别而试论之。

   2.1 经学训诂的对象与原理

   2.1.1 什么是经学

   经学是研究六经的学问。什么是六经之学?《汉书·儒林传》有言曰:“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据此,经是“先王”用来教戒臣民的“典籍”,经学是“明天道”“正人伦”的治世之“法”。黄季刚先生在《论治经》一文中重申这一重要观点,并用之纠正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他说:“《汉书·艺文志》谓六经者王教之典籍,章实斋本之,因有六经皆史之说。惟章语实有未合处。史学只是经学之一部分,经学于垂世立教大有功焉,故经学为为人之学。”(《黄侃先生语录·论治经》)可见,经学是“垂世立教”的“为人之学”。徐复观在《中国经学史的基础》里更具体地发挥了经学垂世立教之“人学”观。他说:

   “《诗》《书》的成立,其目的在由义理而来的教戒。”“为了教戒的目的,在编纂(指《诗》《书》——编者)时作了很大的选择。当然,这些被选择、编纂而遗留下来的教材,同时即是历史中的重要资料,并能给历史以照明的作用;但就选择、编纂的动机与目的言,这只能算是副次作用。所以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歪曲了经之所以为经的基本意义,把经的副次作用,代替了主要作用。”(徐复观1982:2)

   综上所述,经学是维系传统社会教义的理论和原则。因此,所谓六经都是“教经”。纵然六经之中有记载历史的典籍(如《春秋经》),也是“以史为教”的经典。经学中的历史严格地说不是“西方所谓历史学的历史(史学historiography或历史性historicity)”,⑥而是明天道、正人伦的“史教”之学(=经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复观谓“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歪曲了经之所以为经的基本意义”,良有以也。

   2.1.2 什么是经学训诂

   了解了什么是经学,就不难理解“经学训诂”在传统训诂学里的地位和作用了。然而,长期以来人们一般都用“经学训诂”来说明经典中的文字训诂。最要区分的是黄季刚先生在《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中使用的“经学训诂”的概念。先看下面的论述:

   “说字之训诂与解文之训诂不同。小学家之训诂与经学家之训诂不同。盖小学家之说字,往往将一切义包括无遗。而经学家之解文,则只能取字义中之一部分。”“小学之训诂贵圆,经学之训诂贵专。”(黄侃1983:192、219)

   这里“经学家之训诂”指的是“解文之训诂”,而不专指“解经义之训诂”。事实上,尽管在传统经学里,很多学者有感于“经文训诂”与“经义训诂”之不同,⑦但却很少或至今没有只针对“经学义理”的训诂属性进行的专门研究,更遑论独立研究“经义训诂”之方法、原则和原理了。本文冒天下之大不韪,尝试发凡起例,赋予“经学训诂”以新的概念,使之独立于传统字词之解文训诂。

   什么是我们理解的经学训诂?从传统上说,公羊高、穀梁赤、毛亨、郑玄等,都是经学训诂之大师,故而经学训诂,由来久矣。但经学训诂不是字词训诂,公羊高、穀梁赤、毛亨、郑玄等尽管使用了大量的字词训诂同时有的也很难分辨,但是他们作经学训诂的时候,使用的原则和方式,与字词训诂迥然有别。譬如《春秋公羊传注疏》有云:

   《春秋经》: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公羊传》:新延廐者何?修旧也。旧,故也。缮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筑。修旧不书,此何以书?据新宫灾后修不书。讥。何讥尔?凶年不修。不讳者,缮故功费差轻于造邑。

   徐彦《疏》:上“二十八年筑微之事”实在“大无麦禾”后,而在前言之者,讳以凶年造邑故也。然则去年无麦禾,今兹凶岁而修廐,不讳者正以功费轻也。

   《传》与《疏》均为解经而作。首先,经文依例要为鲁君讳大恶,但是,这里不但不讳反而“讥之”。《公羊传》曰:“何讥尔?”回答是因为依例凶年不修,但“今兹凶岁而修廏”,是违常规,所以要“书”。然而,去岁禾麦无收,新宫失火而重修之,但却不书。何以如今要“书”?公羊说“不讳者正以功费轻也”!就是说,修马厩比造宫殿的罪过轻。

   这可谓经学训诂的一般方式。《公羊传》解释的是“新延廐者何、何以书、何讥尔、不讳者何”等问题,都是经义问题,其目的在于揭示《春秋经》作者写作的用意。即通过叙事内容的书与不书,揭示《春秋》作者的“微言大义”,揭示春秋笔法的“教讽”之旨。《公羊传》的训诂是通过《春秋》的书写体例中“无需书写的事件”来表达对庄公的谴责和讥讽。

   如上所示,“经学训诂”由来已久,但何以是一个新的概念?这是因为在训诂学史上,似乎还没有把古人解经实践中有关的“经学”属性的训诂原理和方式离析出来,使之独立成科、或独立成为训诂的一个门类。正因如此,经学训诂和字词训诂常常混在一起,无法辨别,不仅困惑后来的语言研究者,同时也影响着后来的经学研究者。举例而言:

   《诗·国风·邶风·柏舟》:日居月诸,胡迭而微。

   郑笺云:“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谓亏伤也。君道当常明如日,而月有亏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专恣,则日如月然。”

   黄焯先生《毛诗郑笺平议》云:“焯案:范家相《诗渖》云:‘胡常而微,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时而微,不照见我之忧思。’此解颇直截。盖诗意或为呼日月而诉之之辞,犹屈子问天之类也。《诗经·邶风·日月》‘日居月诸,照临下土’,笺亦以日月喻国君与夫人,似皆失之。”(黄焯1985:27)

这里郑笺以“日月”为“君臣”同时又“以日月喻国君与夫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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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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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古汉语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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