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民意谓之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39 次 更新时间:2020-04-15 11: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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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 (进入专栏)  
这简单八个字恰好投合了老子“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本意,也印证了我关于“民意谓之道”的揣想——在人类历史的江河中,还有什么东西比水与舟的关系更重要?因此我确信,道可道,民意谓之道,从逻辑上是可以被打通的,是可以做如此立论的。

   如果仅因为如此,我或许还不那么自信,这里还有可以见到的人类精神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发展轨迹作为佐证:人类所有已经存在的理论,包括古希腊哲学,包括印度哲学,包括中国哲学乃至于更微观的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的“百家之言”,无论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还是杂家、农家、小说家、方技家,事实上都是把民意作为立论根基的,虽然免不了芜杂,但基本上可以梳理或者归纳成两条线:凡是尊崇并顺应民意的导致的都是社会发展,凡是轻视逆拂民意的导致的都是社会凝滞。“凝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壅塞。而壅塞,用顾准的话说,离革命仅一步之遥:“人世间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引文自《顾准文集》),这意味着如果一味拂逆民意,必然导致社会壅塞,而社会壅塞到一定程度,不可避免的社会动荡也就随之而来了。

   儒学之“仁”将“尊君”作为社会发展的限定与前提,客观上是轻视乃至于逆拂民意的,因此,它在中国专制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承担着几乎全部的罪责;法家之“法”由于以“君意”为其根本,故意撤除了“民意”根基,“法”也就只能沦为“君”治“民”的技艺,与以尊崇并顺从民意为基础的“法治”背道而驰,两千多年以来成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皇权专制主义的支撑和骨架,成为了皇权专制主义的凶恶帮凶。无独有偶,欧洲神学强调“神”的意志而非“民”的意志,即以神意对抗和消泯民意之时,自然导致专制主义的“中世纪黑暗”长期蔓延;而西方工业革命兴起,“人”堂而皇之登上历史舞台取代神成为“衡量万物的尺度”之后,哲学上的自由主义自然也就产生了。“主义”对应着一整套社会运行机制,对应着相应的政治伦理和道德伦理,所以,近代以来才有了以权力产生权力为其标识的“极权主义”和以人民凭借自己的意志实行自由选举产生权力为其标识的“自由主义”的两种国家形态,这种情形或者说这种格局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发生改变。

   我尊崇老子,最重要原因是,他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现实当中保持着难得的清醒,在《道德经》中,虽然他也有关于“君”的言论点缀,但是他事实上是把“民”而非“君”作为着眼点和立论根基的。仔细琢磨就不难发现,老子的那个“道”绝非“君道”,而是“民道”,无论“可道”还是“不可道”,他所“道”的都是一种民意趋势,而他对这种趋势是敬畏的,是顺应的,他也是这样或者明示或者暗示给人们的。老子哲学之所以不同于诸子百家中任何一家,最根本的区别就在这里。

   于是这里产生出一个问题:身处同样的时代、同样的现实之中,老子的道家与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人和人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他们之间到底有哪些分别呢?老子究竟是怎么成其为老子的呢?他那旷达深远的学说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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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人的知识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阅世(包括阅人),一个是阅读。

   关于阅世,我前面说过,一个有能力也有条件回望前500年周朝历史(就好比我们有能力也有条件回望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的人,足以形成独特而厚重的社会经验与政治洞见了,老子之所以成为老子,既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有关,又与他对历史、对世事的独特感应有关,此点别人——尤其是孔子、孟子两位先生——是没办法与之相比的。

   孔孟与老子的分别到底在哪里呢?我在《孟子很幸运》(2020-1-27)一文中说过,儒家有为江山社稷殚精竭虑的情怀,都怀着“经世”、“致用”的信念,不约而同要凭着这种信念解释世界和影响世界,而影响世界的方式,则想方设法向君主说出主张,期待“君”采纳他们的治国理政建议,所以孔子周游列国去了,孟子也周游列国去了。这就是说,中国这些最聪明的人“经世”的路数不同,“致用”的程度不一,但在对君主循循善诱方面,都不约而同操碎了心,说了无数该如何如何,不如何就会如何的话。

   孔老人家率领弟子周游列国,锲而不舍地宣传他的“治国之道”,也可谓是感天动地了。然而知识分子永远揣摩不到“王”的心思,“士为知己者死”的愿望是挺好的,然而你到哪里去寻找“知己”的人呢?周游列国十四载而未见任何成效,不得不返回鲁国的孔子难免灰心丧气。有一天,他老人家无奈地感叹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意思是:“如果他们都不听我的,我就只好乘一只小船到海里浮荡去了。”这虽然应和了他“天下无道则隐”的一惯主张,然而这里面的凄凉况味,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啊!

   遭遇到同样尴尬的孟子则很不服气,曾经语气铿锵地说:“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孟子·尽心上》)有一点儿赌气的意思。很显然,他是做了两手准备的:“你丫要是听我的,我跟你继续讨论,你丫要是不听,我他妈的就走呀!”其最终结果,也正是不得不结束周游列国,回家乡聚众讲学、专心著书立说去了。

   两相比较,老子就比孔、孟两位先生明白多了。至少表面上,老子离政治很远,他不像孔孟热心于将“道”附着在“礼”上——儒家所谓“道从势”,“势”就是“礼”,就是社会等级秩序,这样,两位就给“道”赋予了明确的政治功能。同样是“阅世”,与老子相比,孔、孟在气象格局上很显然小了很多,局促了很多。这种区别和差异,不仅仅是数量级的,更是质量级的。正是这种区别和差异,在随后两千多年里,以西汉董仲舒倡导“罢戳百家,独尊儒术”为阶段性标记,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命运遭际。这已经是题外话了,就此打住。

   阅读与阅世是难以区割的,这一点同样体现在老子身上。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老子当过“周守藏室之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当过周朝国家图书馆馆长,我相信司马迁不是妄言。有人考据说老子同志当的不是馆长,而是党委书记,一把手,副部级,但是司马迁以及后来的史学家都没有具体说明过他的职务和职级,已“无籍可考”,好在这件事在我们的话题中不甚重要,我们姑且作“存疑”处理吧!

   即便是这样,我们也完全有理由推断,在阅读方面,老子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定是读了很多很多书籍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周朝守藏室收藏了大量自殷商以来直至本朝的政治文化典籍,其次,老子所处时代距离发生秦始皇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公元前212年)还有三百多年距离,那些典籍都还好好地保存在书库里,整齐地码放在书架上,这就决定了老子可以安享他的读书生活,他的阅读量必定是巨大的,是我们这些身为秦始皇后人的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让老子不成其为老子都难啊!我们就连当老子的孙子的资格都没有啊!

   那么我们不禁就要问了:如果老子活着,他会赞同“民意谓之道”对“道”的解读吗?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如上所述,老子是不会就这样的问题做出解答的,他笑而不语,骑着他那头著名的青牛,出函谷关而去,我们仍旧一头雾水,不得要领。

   难道真没办法得到老子的见解了吗?我不这样认为。那我们就采用一个笨办法,进入到老子必定阅读过的一个历史故事,去寻找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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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叫“杀人止谤”,中国成语“道路以目”说的也是这件事情。

   说,西周的第十位国君姓姬名胡,史称周厉王。周厉王的生卒年月是前890年-前828年,是在老子之前大约二百年的光景,相当于我们之于清朝嘉庆年间,欧洲发生启蒙运动期间,时间并不太久远。和我们一样,老子面对二百年前发生的事件,除了历史感之外,一定还有现实感,从而给历史事件赋予一种解释和启示现实的功能,藉此说来,“周厉王杀人止谤”的故事,对于老子的触动,一定比对我们的触动更加直接和骤烈,这种触动必将反映在他的学说上。

   这位周厉王在位37年(约前877年-前841年),时间挺长的。可以想见,一个国家的君主在长达37年时间里一定做过很多很多事情,有好事也有坏事,“三七开”之类,你很难想象丫刚坐到“王”的宝座上就已经是不是玩意儿的玩意儿了。人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即使是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刚出娘胎时也会是赤条条的与其他娃娃没有什么分别,也会攥着小手咿咿呀呀看上去挺可爱的,娃娃不可能拿着杀人的刀子或者板斧来到人间,刚一落草就要杀人,一定是社会毒害了他,丫才成为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的。

   皇帝宝座对人的毒害远比社会来得更剧烈,更不可抗拒,它是可以改变人性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找到无数例子。比方说,一个人平时好好的,也很勤勉,很谦和,挺能干活儿,自从当上皇帝,整个人就都不好了,骄奢淫逸,奢靡浮华,唯我独尊,视人命如草芥……直到把大好江山折腾个底儿掉,死于非命,不得不让位给另一个朝廷和另一个皇帝。可见皇权具有强烈的腐蚀性,就像强酸一样,足以将健全的人性腐蚀得千疮百孔,七零八落。皇权是产生昏君、暴君的肥沃土壤。中国历史上,昏君导致的国家暗弱、民生凋敝并不比暴君来得少,更何况昏君到头来往往都会成为暴君,我们是无法在两者间做出区割的。周厉王也步入了这个窠臼。

   厉王一定不傻,在绞肉机一般的国家权力倾轧中,不大可能任由一个流着哈喇子成天胡咧咧的傻子脱颖而出,坐上王位并且一直坐下来。是的,西周实行的是王族贵族以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进行世袭统治的宗法制度,谁当“天子”未必非得要经过你死我活的宫廷争斗,就连他爹也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只能由嫡长子接班,从这个角度说,厉王与其说优秀毋宁说幸运,这里没有什么聪明不聪明、够不够资格当“王”的问题。然而“王”的内在品性、才智禀赋如何,却与丫能不能成为一个好君主息息相关。不幸的是,周厉王恰好不是一个具备君王素养的人,换一句话说,丫才智禀赋不怎么样,内在品性也实在是差了些,这样的“王”是当不出什么名堂的。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描述了厉王由盛而衰的过程。

   我们先看他是怎么“作”(平声,作死之意)的——

  

   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

  

   我用自己的话把这段话复述一遍。

   周夷王驾崩,其子姬胡继承王位,为周厉王。厉王喜欢逢迎谄媚之人,在众多朝廷众臣中,独独重用了名声很不怎么样的荣夷公。一个叫芮良夫的大夫看不过眼,就劝谏厉王说:“您难道不知道荣夷公是什么人吗?丫一贯贪财好利,为了利连命都可以不要,您这么重用他,岂不是在酿祸吗?如此下去,咱周王室恐怕要衰微下去的呀!”

   厉王很不高兴,却也不好发作,冷冷地说:“你有什么话直说。”

正直的芮良夫接着说:“这世间的财富利益,全都是拜自然所赐,既然是自然所赐,那么它就属于天底下的所有人,如果有人老想着独占它,必然包藏着祸患。我不是说荣夷公这位同志不好,我是说他不该投您所好逢迎您、迷惑您,由着他的心愿操控您,这绝对不是好事情呀!您作为君王,应该一碗水端平,尽可能公平分配财富和利益,让群臣百姓都能享受您的恩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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