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启宏:安妮·冈特案与近代早期英格兰的社会、宗教和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7 次 更新时间:2020-04-14 20: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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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启宏  

  

  

   摘    要:

   1604年,英格兰伯克郡北莫顿一位20岁的少女安妮·冈特病倒,她的父亲布赖恩认为疾病由着魔引起,并指控当地三名妇女为女巫。败诉后,布赖恩向国王詹姆士一世申诉。最终,安妮承认她的症状是伪装的。这一案件背后所反映的近代早期英格兰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包括以下几个层面:在乡村社会层面,此案反映了近代早期英格兰乡村贫富冲突和上层家族之间的冲突;在上层政治层面,社会精英和国王对于巫术案件的态度不仅基于其自身对于巫术的态度,同时也基于政治的考量;在宗教和政治层面,可以将此案视为近代早期英格兰国教与清教之间一系列冲突的反映。

   关键词:英格兰; 宗教; 国教会; 清教; 巫术;

  

   1604年,位于牛津以南约12英里的北莫顿(North Moreton,伯克郡),一位20岁的少女安妮·冈特(Anne Gunter)病倒。最初,安妮的家人并没有将着魔和巫术视为病因,而是归之为歇斯底里或癫痫。但很快安妮的病情恶化为一系列的发作,包括身体扭曲、口中流沫、知觉丧失、口吐异物(如针)等。安妮的父亲布赖恩·冈特(Brian Gunter)请来术士、医生和专家,他们暗示安妮的病并不是自然原因引起的,而是超自然原因(着魔)引起的。1

   一旦病人的病症被认定为着魔的结果,首先需要做的是驱魔。英格兰新教徒反对天主教的驱魔仪式,因而他们按照《圣经》中的话语,通过祈祷和禁食来驱魔。2在安妮·冈特案中,布赖恩·冈特就请来三位神职人员用“禁食和祈祷的方式”帮助安妮。当然,除了“合法的方式和方法”外,人们有时也会采用一些民间的方式驱魔。布赖恩·冈特就试图用焚烧女巫嫌疑人家屋顶的茅草来治愈安妮,此外他还采用如下方式为安妮驱魔:“将她的头置于燃烧硫磺产生的烟雾之中,让她喝有毒的饮料,强迫她吞食色拉油以呕吐,打她,以及在她睡着时用针刺她”。3

   其次,需要找出施行巫术的人,对其进行审判和惩罚。人们认为巫觋的监禁或死亡可以治愈着魔;反过来,着魔的终止也印证了判决的正确性。因此,“对巫觋的处决既作为一种司法的驱魔,也印证了着魔的真实性”。4在安妮·冈特案中,安妮指认了当地三名妇女为女巫,她们是伊丽莎白·格雷戈里(Elizabeth Gregory)、阿格尼丝·佩普韦尔(Agnes Pepwell)以及阿格尼丝的女儿玛丽·佩普韦尔(Mary Pepwell)。1605年3月,伊丽莎白·格雷戈里和玛丽·佩普韦尔在阿宾登(Abingdon)举行的巡回法庭上遭到起诉,但法庭宣判她们无罪。5

   审讯后,布赖恩·冈特决定趁国王詹姆士一世8月访问牛津的机会,向国王申诉。最终,安妮承认她的着魔症状是父亲强迫她伪装的。1606年,总检察长(Attorney General)爱德华·科克爵士(Sir Edward Coke)在星室法庭对冈特父女提起诉讼,由于材料缺失,审讯结果不明。6

   由于安妮·冈特案没有留下相关小册子,因此与近代早期英格兰很多巫术案件相比并不是很有名。7尽管塞西尔·尤恩(C.L’Estrange Ewen)早在1938年的《星室法庭中的巫术》(Witchcraft in the Star Chamber)中就对安妮·冈特案作了简要叙述,但学术界对此案一直关注不够,也没有相关研究,甚至连早期的巫术史研究都很少提及它。82000年,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夏普(James Sharpe)对安妮·冈特一案作了梳理和叙述。夏普根据星室法庭的记录以及其他一些档案(主要是个人的受洗记录、赋税记录和遗嘱等)复原了案件的大致情况和背景。尽管夏普的著作主要以叙述为主,但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之后的学者在研究安妮·冈特案时都以此书作为基础,但专门的分析仍阙如。9

   近年来,一些巫术史研究者摆脱长期以来的社会文化史视角,转向政治史视角。英国学者彼得·埃尔默(Peter Elmer)提出了“巫术政治”(politics of witchcraft)概念。“巫术政治”主要用于分析特定时空范围内精英阶层对于巫术的态度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巫术政治”为近代早期巫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使我们关注巫术案件背后的社会、政治和宗教背景以及精英阶层对于巫术的态度与国家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

   传统巫术史研究将近代早期精英阶层简单划分为支持猎巫者和对巫术持怀疑态度者,而事实上精英阶层对于巫术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受当时政治环境左右,并根据具体情形作出相应的反应。巫术案件的出现与当地的社会、政治和宗教背景有着密切关系,而当地精英阶层的态度也决定了巫术案件的进展。一个共同体的政治分化和宗教冲突越是激烈,精英阶层越会支持巫术案件;相反,在政治和宗教平静时期,巫术案件通常不会获得精英阶层的支持。例如,在英格兰,巫术案件主要出现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内战时期和复辟时期,这些时期由于宗教冲突而引发的政治冲突十分激烈。这些宗教和政治冲突显然影响了精英阶层对于巫术的态度,进而左右了巫术案件的审判。在这些案件中,巫术成了“政治的隐喻”;而政治冲突则成了组织了巫术案件的“词汇”。

   同时,巫术引发了人们对无序的恐惧,因此地方官员必须根除它;而对抗巫术这一威胁的能力也证明了统治者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对巫术的惩罚能够增强共同体的凝聚力,加强统治集团的主流政治价值。对历史学家而言,巫术案件的分布提供了一种反映当时社会、政治和宗教环境的有价值的指标。10

   随着巫术史研究由社会文化史视角转向政治史视角,安妮·冈特案作为詹姆士一世即位后,以及根据1604年新巫术法令审理的第一批巫术案件,日益得到学界的重视。11本文运用“巫术政治”的概念分析这一案件背后所反映的近代早期(尤其是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英格兰的社会和政治状况。

  

   一、安妮·冈特案与近代早期英格兰的乡村社会

   北莫顿在17世纪初是一个典型的近代早期英格兰小村庄,人口约二三百人,与周围的大城镇(尤其是牛津)有着紧密联系。安妮·冈特案反映了北莫顿以及近代早期英格兰村庄的社会等级和社会冲突。

   近代早期英格兰乡村社会的等级如下(自上而下):贵族;绅士(从男爵、骑士、准骑士[squire]、士绅[gentleman]);自耕农(约曼农[yeoman]、农夫[husbandman]);工资劳动者(茅舍农[cottager]、农业工人);依靠他人或接受救济的人(学徒、仆役、教区济贫对象、流民)。12

   北莫顿当地的领主是邓奇(Dunch)家族,但他们居住在北莫顿以北二三英里远的小威滕汉(Little Wittenham),因此并不直接介入北莫顿事务。如同其他英格兰村庄,北莫顿在近代早期见证了约曼农的兴盛。北莫顿的社会上层是约曼农,包括菲尔德(Field)家族、格雷戈里(Gregory)家族、利弗(Leaver)家族以及萨德伯里(Sudbury)家族等。邓奇家族在当地的代表是一名叫托马斯·斯坦普(Thomas Stampe)的士绅,斯坦普与庄园陪审团共同处理乡村事务。庄园陪审团的成员来自几个大的家族,可见村庄事务掌握在几个富裕农民手中。13

   安妮·冈特指控的女巫是伊丽莎白·格雷戈里、阿格尼丝·佩普韦尔和玛丽·佩普韦尔,而这正折射出北莫顿以及近代早期英格兰乡村的两种社会冲突。

   一是上层之间的冲突。近代早期英格兰乡村并不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和谐共同体,它充斥着各种社会冲突,即使是社会上层之间也有着各种矛盾。詹姆斯·夏普向我们展现了17世纪初北莫顿的社会冲突。安妮·冈特的父亲布赖恩·冈特是当地的士绅,他1587年才来到北莫顿。冈特家与当地约曼农家族有着各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冲突,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1598年5月举行的一场足球比赛。在足球比赛引发的冲突中,布赖恩杀死了格雷戈里家族的两名年轻人理查德·格雷戈里(Richard Gregory)和约翰·格雷戈里(John Gregory)。而安妮·冈特指控的三位女巫之一伊丽莎白·格雷戈里则是格雷戈里家族另一成员沃尔特·格雷戈里(Walter Gregory)的妻子。与冈特家一起提起巫术指控的是尼古拉斯·柯弗特(Nicholas Kirfoote)和他的妻子艾丽斯·柯弗特(Alice Kirfoote),他们也是新来者。冈特家和柯弗特家与格雷戈里家的冲突,折射出当地一些传统的约曼农家庭(如格雷戈里家)受到新兴的或新来的更为成功的约曼农家庭或绅士家庭的压力,并逐渐被排除在当地权力和社会结构之外。14

   在1593年的沃博伊斯巫术案(Warboys Witches)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情况。1593年亨廷顿郡属于约曼农的塞缪尔一家三口:艾丽斯·塞缪尔(Alice Samuel)、约翰·塞缪尔(John Samuel)以及他们的女儿阿格尼丝·塞缪尔(Agnes Samuel),他们三人被控施巫术使得斯罗克莫顿(Throckmorton)家的五个女儿着魔,并派精灵致使克伦威尔夫人(Lady Cromwell)死亡,最终三人被处以死刑。沃博伊斯案与安妮·冈特案有一些相似之处,斯罗克莫顿家也属于绅士阶层(gentry),不久前才回到沃博伊斯。16、17世纪之交的英格兰有一个历史现象,即小乡绅不断增多:“在16世纪时,1/2以上的英格兰村庄没有长期定居的绅士,到了17世纪下半叶,3/4的村庄已有了长期定居的绅士”。15斯罗克莫顿家借巫术诉讼引入外来势力(主教、治安法官),试图打破当地的自治传统,插手地方事务。另一方面,斯罗克莫顿家族是清教徒,他们觉得应对当地人们的灵魂负责,消除当地的罪恶,他们试图在当地建立一个“公众服从和道德一致”的理想乡村社会。这种清教的理想引起了与塞缪尔家的冲突。16

   二是贫富冲突。近代早期不仅见证了社会上层财富的增加,也见证了社会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导致贫富分化的原因有如下几点。其一,人口的急剧增加。据估计,1530年英格兰人口约250万,到了1630年则增加近一倍。例如,在兰开郡的彭德尔森林地区,过去只有2个佃农的土地上现在有13个佃农。人口的增加并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贫困人群的增加。其二,传统救济方式的消失。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后,大量良田从教会手中转移到贵族手中。过去,教会保有的公地一部分用以慈善事业,以救济穷人;而到了16世纪末,英格兰的公地数量已大量减少。农民根据传统可以使用公地放牧,而现在他们不得不付费才能放牧,很多农民因此陷入贫穷。其三,地主征收沉重的新赋税。例如,在兰开郡的一个城镇,16世纪时承租人需付一年地租的费用才能继承父辈的租地,而到了1608年这项费用增加到12年的地租。17英国历史学家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和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的著作已经表明乡村贫困问题与巫术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近代早期英格兰特殊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导致了社会紧张局势,并以巫术诉讼的形式表现出来。18在安妮·冈特一案中,根据证词,阿格尼丝·佩普韦尔和玛丽·佩普韦尔母女是典型的社会底层;阿格尼丝是无业游民,而玛丽是她和一个瘸腿流民所生的女儿。19可见,在1600年左右,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在北莫顿已经很明显。

我们可以将巫术诉讼看作一种集体行为。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尔瑟(Smelser)为集体行为确定了六个充要条件:结构性助长、结构性紧张、概念化信念、催发因素、行动动员及社会控制机制。在巫术诉讼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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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2019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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