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红忠:本位与信用:近代中国白银货币制度及其变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 次 更新时间:2020-04-12 22: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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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红忠  

   摘    要:

   从明代中叶起,白银逐渐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与货币制度中最主要的货币形态。文章从货币供给和信用扩展的机制出发,探讨了近代中国白银货币制度的发展过程及其主要特点,以及由政府主导的币制改革的路径及特点。研究表明:由于政府信用渗透和管理货币的激励不足,白银的货币供给与信用创造主要由民间机构主导,其信用扩张机制包括发行私人银钱票、使用记账与信用货币,以及发展信用票据等途径,进而导致中国逐步形成了由多种不同货币形态和信用层级构筑而成的分散化、区域化的货币体系。在这一背景下,近代中国的币制变革,本质上是将货币主导权从民间商人手中收归政府,确立国家的垄断发行权和公共信用。金银货币本位选择的争论,反映了中央政府、外国列强和地方政府在主导或分享货币发行权方面的博弈;而两元之争和废两改元则是政府与传统民间金融势力之间对货币主导权的争夺。法币改革标志着中国的货币制度由金属货币转变为信用货币,国家在货币发行和管理中的职能进一步强化,随之而来的战争及通货膨胀则对政府的公共信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关键词:白银; 货币信用; 货币本位; 货币制度; 近代中国;

  

   一、引言

  

   不同于古代的简单经济,近代货币制度不仅需要提供基本的交易媒介,而且必须满足经济发展中的信用基础。自中世纪以来,欧洲各王国的铸币厂主要由政府部门或贵族掌控,政府在货币铸造和发行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至18世纪,英国为解决小额硬币短缺,统一铸造小额辅币,并将其名目化,最终于1816年确立金本位货币制度。英国政府将金本位制与英格兰银行相结合,逐渐形成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下的货币与信用创造机制。这种机制不仅有助于货币发行的统一,而且以黄金储备为锚,限制银行券的过度发行,使货币供给兼具稳定性和伸缩性。金本位制建立后,英国的货币结构逐渐发生变化,通过银行体系所创造的银行券、存款所占比重逐渐上升,货币及信用创造的规模逐步扩大。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中,由于政府在白银供给中的缺位,使白银的货币供给与信用创造主要由民间机构所主导;铜钱虽然由政府铸造和管理,但一直未能形成全国一致的标准,民间私铸难以禁绝。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近代中国逐渐形成一系列以民间机构为主导的区域性记账和信用货币,由此形成有别于西方的分散化货币供给和信用创造机制。在此背景下,近代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主要货币问题,一是币制改革和货币统一,即保证货币发行权的集中;二是从金属货币向信用货币转化,即确立国家在货币发行和管理中的公共信用。

   由于本位制度构成了近代货币制度的核心内容,且与币制改革的目标密切相关,因此也是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国货币制度讨论的主要内容之一。赵兰坪认为在1933年币制改革之前,中国货币制度中并无本位制。1周伯棣在其所译的《中国货币史纲》的“译序”中也认为中国只有货币单位,并无货币本位,铜钱仅是最小的货币单位,并无辅币,故无所谓本位币与辅币。2杨端六认为从严格意义上的本位概念出发,中国无本位币与辅币之区分,因此无所谓本位制度。3但在其具体论述清代货币体系时,又认为清代的货币制度是一种不完整的银铜平行本位制。4彭信威认为清代的币制,大体上是银钱平行本位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只是白银的地位更加重要。5魏建猷主张不应依据现代货币理论,而是应该从实际流通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的货币制度进行考察。他认为银两实际上已经取得本位币的地位,近代中国的货币制度可称为银本位制。其理由主要是:第一,政府收税在一两以上以银两支付,一两以下则银钱皆可;第二,规定了银钱的法定比价;第三,政府规定了纹银的标准成色;第四,政府以银两作为记账货币。6王业键和郝延平则认为清代银钱并用的货币制度是一种复本位制度,但并没有对复本位制与平行本位制进行明确区分。7戴建兵从银钱是否自由铸造的角度,认为近代中国的货币制度较接近于跛行本位制。跛行本位制与复本位制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有一种本位币不可自由铸造,而铜钱为官方铸造,民间不可私铸,因此近代中国的货币制度可勉强称为跛行本位制。8

   在近代中国本位制的讨论中,之所以会形成各种不同的观点,其主要原因在于对货币本位制度的不同理解。持无本位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以西方国家的本位制为参照,其本位制的核心在于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重量和成色的金属货币单位,“就是把理想的货币作为一种含金(或银)充足的货币来铸造,并将其重量和纯度加以颁布,这样,这种铸币就成为国家货币制度的本位。”9通过确立一个标准重量和成色的货币单位,可以限制政府为获取铸币收益,或弥补财政支出的不足,降低货币成色和重量的行为。根据这种货币本位的定义,本位概念实际上是在国家统一铸币权条件下的产物,而在货币铸造和发行分散化的体系下,货币本位便无从谈起。从这个层面上而言,近代中国在1933年废两改元之前,便不存在货币本位制度。而且西方国家所实行的本位制度,实际上是以金属货币为准备,发行兑换券,流通中大多使用的是银行兑换券,而金属货币主要作为确定兑换券价值的锚,维持币值稳定。

   如果放松国家掌控铸币权这个前提条件,从更广义上理解本位制,则中国的货币本位问题才存在讨论的空间。本位币是用衡量价值标准的物品,若以金作为衡量整个社会各种物品价值的标准,则货币本位即是金。但这不等于说,使用某种金属作为货币,即是何种本位,关键在于这种货币是否作为一般性的价值标准。就近代中国的货币流通而言,银和铜都作为货币使用,但有各自的流通区域和层级,两者都是在某些区域或某个层级上作为部分商品的价值标准。因此,银铜两种货币仅在各自的流通区域中可称为本位币,银铜两种金属同时并用,这近似于平行本位制。而银本位的观点则过于强调银的作用,忽略了铜钱及铜元在小额交易中的作用。虽然清末及民国初年,白银已在流通中占据主导地位,但银两、银元和铜钱、铜元之间不存在主辅币的关系,尚未形成完全的银本位制度。跛行本位制的观点实际上忽略了铜钱的私铸、私销也形成了铜钱的自由铸造,并不符合跛行本位制的基本定义。

   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主要从货币供给和信用扩展的机制出发,探讨近代中国白银货币制度的发展过程及其主要特点,以及由政府主导的币制改革的路径及特点。为理解近代中国货币制度的性质及演变机制提供一些新的看法和认识。

  

   二、货币供给制度及其特点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但纸币的使用却未一直延续下来,而是出现纸币与金属货币反复交替使用的局面。从两宋时期的交子和会子,到元代和明代的宝钞,再到清代咸丰年间的官票和宝钞,这些纸币都在一定时期内使用,但最终都因过度发行,纸币贬值,信用丧失,难以通行。纸币发行失败的关键在于政府仅将其作为一种财政工具,而未能建立纸币流通的信用基础,以稳定纸币的价值。政府信用的缺失,使得民间即使使用官方铸造的制钱,也通常作为商品货币使用,并通过私铸和私销调节货币供需。这种民间自治的商品货币体系伴随着白银货币的兴起,其特征日益显著。

   自明中期以后,随着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逐渐形成了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虽然政府通过税收获取了大量白银,并逐渐认可了白银的货币地位,但并未在白银的货币供给方面发挥实质性作用。首先,由于信用不足,很难直接从铸币中获取收益,因而政府长期以来没有尝试铸造银币;其次,政府也没有在白银的重量和成色鉴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些职能大多由民间机构承担;再次,明清政府曾多次采取措施限制银矿开采或收取银课及关税,反而阻碍了白银供给的增加;最后,铜钱虽然名义上是官方垄断铸造,但实际上全国所铸的铜钱不仅不能一律,而且私铸盛行,民间机构在铜钱的供给上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因此,政府在银钱两种金属货币的供给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缺位,这也是此后逐渐形成不同于西方的货币与信用扩张机制的重要原因。

   (一)白银货币的供给

   16世纪以前,白银很少作为完整形态的货币使用。自16世纪开始,随着明朝宝钞与制钱体系的破坏,银锭逐渐被广泛应用于商业交易与税收缴纳。明代税收以银征收的记载可追溯至洪武年间,从洪武至正统年间,皆出现过赋税折银。但这一时期赋税征收仍以实物为主,折银征收数量并不多。直到嘉靖万历年时期实行一条鞭法后,田赋的缴纳才转变为以白银为主。一条鞭法的实行,将各类差役赋税合并以银征收,实现了税收的货币化。为了储藏所收纳的白银,正统七年(1442)户部设立太仓库,专门用于贮藏各地上缴的银两。各府库每年用剩下的银两,送至太仓库贮藏。在设立初期,即成化(1465—1487)之前,太仓库的存银数约200万至400万两,最高纪录达800万两。自嘉靖以后,太仓库每年收入的银两数量逐渐增加,从100多万两增加到明末的2 000多万两,白银在税收中的地位逐渐上升。10清初规定各项税收缴纳以银七成、铜钱三成的比例收取。雍正十一年(1733)之后,除小户零星及大户尾数的缴纳,仍可使用铜钱支付外,各省的赋税缴纳基本都使用白银。11

   明清以降,虽然白银在税收及市场流通中的地位逐渐上升,但从货币性质而言,白银都是作为商品货币使用,其信用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内在价值。正是由于白银的这种特性,清政府一般都将进口白银完全等同于商品。正如19世纪旅居广州的美国人亨特(William C.Hunter)所观察:“洋钱与银块在入库前必经鉴定过称,这手续作完之后,洋钱便失掉了单独的存在,因为在商业上,中国人对金银或铜铁锡是同样当作货品来看待的。”12这种商品货币的特点使白银的供给与普通商品类似,主要来自于分散化的民间市场,虽然政府通过税收获取了部分白银,但并未真正对白银进行货币化的铸造和管理。明清政府长期以来没有主导银币的铸造,也就意味着无法通过银币的名目化,来增加货币的供给。

   西方国家通常以金银铸造大额硬币,而成本相对较高的小额硬币则常常铸造不足。中国的情形则恰恰相反,在清末铸造银币之前,铸币基本只有面额较小的铜钱。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铸造铜钱并不是为了获取铸币税,只是为了满足公众的交易需求,以及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13但这无法解释中国政府不铸造银币的根本原因,因为铸造银币也可满足公众的交易需求,并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政府又何以不为?铸币既可视为商品货币,也可视为符号货币,若要成为符号货币,则必须暗含一定的信用成分,即铸币面值与实际内在价值的差额,可视为以发行者的信用作担保的价值。虽然铜钱一直是传统中国历代政府所铸的国家铸币,但也没有真正发展成为名目化的铸币。当铜钱价格偏离生铜价格时,私铸和私销便随之而起,直到两者价格趋于一致为止。在改朝换代后,前朝的铜钱通常无需改铸,就可以继续流通。这说明铜钱的价值几乎不包含发行者的信用成分,而且宋、元、明三朝纸币发行的中断,以及咸丰时期官票、宝钞、大钱发行的失败,也足以说明以政府信用作担保,发行名目化货币,难以持久通行。因此,明清政府没有铸造银币,并非政府缺乏获取铸币税的动力,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政府信用的不足,使之难以获得铸币税,故而缺乏铸币的动力。

政府在白银铸造和信用管理上的缺位,使货币的供给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于商业行会和民间金融机构的地区性货币发行和信用管理。“吾国银锭之铸造,历代相沿,皆听民便”,银两的改铸和成色鉴定主要由民间机构来承担,其重量、成色、大小及名称,也“各随其地,各因其用,而自成其一种之名称,之重量,之成色”。这种听民自便的白银铸造体制,使白银的货币供给基本由民间掌控,根据市场的供需变化而伸缩,“生长消灭,民自为之,几与国家无所系焉。”14在此基础上,各地逐渐演生出各自不同的平砝和成色标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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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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