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渭:《晋书》的评价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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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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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史学的核心是考信求实, 要求撰史者有考求信史和实录的识断。《晋书》在这方面也出现不少错误。如《皇甫方回传》载王敦遣从弟代陶侃, “既至荆州, 大失物情, 百姓叛迎杜?。”据陶侃、王、杜曾三传记载, 荆州将吏拒王, 乃在未到荆州之前。且所迎者为杜曾, 而非杜?。《孝武帝纪》记太元十四年 (389年) 六月, “荆州刺史恒石虔卒。”本传云石虔监豫州、扬州五郡军事、豫州刺史, 不为荆州刺史。另据《恒石民传》载, 石民为监荆州军事、荆州刺史。石虔当为石民之误。恒温北伐“金城泣柳”事, 本在东晋太和四年 (369年) 第3次北伐, 由姑孰赴广陵, 必经琅邪侨郡治所金城。《恒温传》误移于永和十二年 (356年) 第二次北伐。此次北伐姚襄, 由江陵赴洛阳, 不得经金城。《王羲之传》记、“王敦尝谓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 当不减阮主簿。’ (阮) 裕亦目羲之与王承、王悦为王氏三少。”此事采自《世说·赏誉篇》阮光禄云条:“王家有三年少, 右军、安期、长豫。”刘孝标注称:光禄为阮裕、右军乃羲之, 长豫乃王悦, 即王导长子, 安期指王应, 王导兄王含之子。而王承也字安期, 乃太原王湛之子, 他卒于元帝渡江之初, 不得入琅邪王氏“三少”。上面两条均为采《世说》资料, 未加深究而致误。《王羲之传》云:羲之为会稽内史时, “又遗尚书仆射谢安书”。按羲之为会稽内史时, 谢安尚未出仕。永和九年 (353年) 夏四月, 谢尚为尚书仆射。此时王羲之正为会稽内史。故谢安当为谢尚之误。《天文志》下载:义熙七年 (411年) 七月, 朱龄石克蜀。据《安帝纪》, 龄石以义熙八年 (412年) 十二月西征, 九年 (413年) 七月平蜀。显然前者为误。《天文》、《五行》二志, 虽出自名家李淳风之手, 仍存在着纰谬。如日蚀由于太阴之交, 约一百七十三日一交, 故未有不逾五月而再蚀者。《天文志》中载:武帝泰始二年 (266年) 七月丙午, 十月丙午;泰始九年 (273年) 四月戊辰, 七月丁酉;十年 (274年) 正月乙未, 三月癸亥;惠帝永康元年 (300年) 正月己卯, 四月辛卯等皆有日蚀:并不满一百五十天。以《宋书·五行志》五相较, 则泰始二年唯有七月丙午日蚀, 九年唯四月戊辰日蚀, 十年唯三月癸未日蚀, 惠帝永康元年唯四月辛卯日蚀。沈约据两晋实录, 又合日蚀常规, 必可据信。《晋书·天文志》中所载其他四处日蚀, 当为误记。《地理志》缺漏尤多。如太康三年 (282年) 以后逮怀、愍两朝34年, 郡县沿革, 概从阙佚。东晋地理沿革全无, 其中侨州郡县及十六国疆域志, 与当时政治军事斗争关系密切, 《地理志》却全然遗漏。

第三、《晋书》中封建迷信色彩比较浓厚。如《杜皇后传》记“长又无齿, 有来求婚者辄中止。及 (成) 帝纳采之日, 一夜齿尽生。”《干宝传》载, 其父宠侍婢, 其母妒忌, “及父亡, 母乃生推婢于墓中”, “后十余年母丧, 开墓, 而婢伏棺如生……既而嫁之, 生子。”《苻丕载记》云:“前秦右丞相徐义为慕容永所俘, “械埋其足, 将杀之。义诵《观世音经》, 至夜中, 土开械脱, 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导之者”, 遂南奔。《刘聪载记》载:刘聪死前, “鬼哭于光极殿”, 其“子约已死, 至是昼见”。《艺术·吴猛传》说他有“神方”, 还豫章时“江波甚急, 猛不假舟楫, 以白羽扇划水而渡, 观者异之。”《艺术·佛图澄传》称他“能役使鬼神”, 石勒爱子斌暴死后, 澄“取杨枝沾水, 洒而咒之”, 斌又复生。《桓温传》记方士比丘尼有道术, 于别室浴时, “倮身先以刀自破腹, 决断两足”, 浴后身体完好如初等等。应当指出, 《晋书》中的鬼神荒诞不经之说比较浓, 既因采自当时鬼神志怪之书的资料, 又受王隐、何法盛晋史中《鬼神录》的影响。虽说此为败笔, 但也反映了当时人普遍崇拜宗教鬼神的文化风尚, 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人文化心态的素材, 未可一概否定。

尽管《晋书》存在着上述三点缺陷, 但从全面考察, 其资料十分丰富, 体例较完备而有创新, 史事叙述头绪清楚, 处理东晋十六国的复杂关系较为得体, 行文简洁遒炼而具有文学风采, 且包含着某些古典史学的进步观点, 它基本上反映了两晋十六国156年历史的全貌, 而且是记述这段历史最为完整的唯一一部史著。因此, 我们认为:南宋史家叶适在全面论述《晋书》时指出, 其“得”占七、八成, 其“失”占二、三成, 3乃是较为公允的评价, 因为它完全符合《晋书》内容的实际。关于对《晋书》的肯定评价, 如李宗邺《中国历史要籍介绍》, 基本采用赵翼说。刘节《中国史学史稿》认为“现在晋史算是一部好的正史”。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 除对《晋书》某些观点批判外, 对《晋书》本纪、传、载记的编排叙述, 基本上作了全面肯定。瞿林东在《中华文明史》第五卷第十一章第一节对《晋书》的优缺点作了全面的论述, 同意叶适的评价。台湾学者廖吉郎在《六十年来晋书之研究》中指出:唐修《晋书》“虽不及史汉三国诸书, 然以视唐宋以下诸史, 犹当较胜一筹, 其搜讨之博, 包罗之富, 诚汉以后一伟大著作也。”李培栋《晋书研究》, 对历代贬斥《晋书》的不实之词, 作了全面有力的批评。

二、关于《晋书》的研究

《晋书》修成后, 唐何超撰有《音义》5卷。刘知几《史通》对《晋书》进行评价, 贬多于褒。唐宋时期的《通典》、《通志》、《通考》, 以及《通鉴》两晋部分的《考异》和胡三省《注》, 对《晋书》的典章制度和史实内容, 有所补阙正误。但真正在《晋书》的文字校勘、编纂内容和典章制度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就者, 当推清代、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清代学者有20余人用较大的精力, 对《晋书》作了校勘、补正、考异、商榷等工作。其中成绩显著者, 有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记》、卢文     进入专题: 《晋书》   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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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 200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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