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渭:《晋书》的评价与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4 次 更新时间:2020-04-09 22:4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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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渭  
此外, 像《裴秀传》载《禹贡地域图序》, 保存了我国最早的地图绘制法, 《束皙传》记录了《汲冢书》发现和整理经过等, 都是有关文物、文献的重要史料。同时, 在最高统治集团的有关列传中, 还真实地揭露了其凶残、篡夺、贪婪、斗富、荒淫等卑劣行径。列传最后一卷, 集中记述了西晋末和东晋末大规模流民和农民起义, 给王弥、张昌、王如、杜?、孙恩、卢循等6位农民起义领袖立传, 对起义原因和斗争过程记述之详, 在正史中算是最突出的。《晋书》志的内容也很丰富。其十志不仅从汉末写起,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的缺陷, 而且对晋以前的典章制度加以概述, 保存了不少前代重要资料。如《地理志》的总述, 记录了历代地理建置的沿革流变, 写出了历代封国、州郡等级以及户口增减情况, 是一篇颇有价值的地理总论。《天文志》介绍了汉魏以来存在的三种天体说, 并肯定了浑天说。《律历志》记载了《黄初历》、《景初历》、《春秋长历》等3种历法, 是科学史的重要资料。《刑法志》记录了李悝《法经》片断, 乃是刑法史的宝贵材料。1

第三、突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我国古代儒家提出的大一统思想, 经秦汉统一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建立已成为定型。自汉末至隋统一近400年间, 长期处于分裂割据和南北对峙, 加之两晋和南北朝史家修史或只重两晋而忽视十六国政权, 或不从南北朝整体历史出发, 只记本国历史, 而抹煞其它政权, 这些因素使秦汉以来所形成的大一统思想受到削弱。唐王朝实现统一后, 必然要恢复大一统思想, 以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唐修《晋书》在总体构思上正是根据大一统思想理论, 重新设计、编纂、论述一个分裂时期中国历史全貌的。它以两晋政权为正统, 以十六国为偏霸的“载记”体的创新, 就是大一统思想在编撰史著方面的体现, 从而解决了汉族正统中心与胡族偏霸政权融于一体的难题。这不仅做到了历史分裂与修史全面矛盾的统一, 更重要的是维护了大一统思想理论, 对我国古代国家的统一富强, 以及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的交往和融合都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对民族关系有较公允的处理。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其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 但长期以来在处理民族关系上, 大汉族主义思想较为突出。唐修《晋书》在“华夷一家”进步民族理论指导下, 对民族关系的处理上较为公允。虽然“载记”中有“僭伪”字样, 但在史实叙述中, 将东晋和十六国基本放在同等地位对待。因此, 在整体字数安排上, 东晋 (与十六国大致同时) 纪、传共42卷, 除去四夷、二凉3卷共39卷, 约53.7万余字 (除去《忠义传》至《列女传》等7卷中十六国人物所占字数) ;十六国32卷加上二凉, 约46.12万字, 十六国历史字数约为东晋历史字数的80%, 这个比例是相当大的。这就有条件对十六国政权记载较详, 包括族源、习俗、建国前活动和建国始末等等。而且, “载记”在记录十六国政权历史时, 既较为公允地既揭露其落后的一面, 又肯定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尤其对石勒、苻坚、姚兴、慕容等一批杰出的少数民族国君的历史作用, 作了充分的肯定。《晋书》的各类传, 如《儒林传》收入十六国人物5人, 《隐逸传》收入13人, 《艺术传》收入10人, 《列女传》收入14人, 《忠义传》收入5人, 共计为47人, 占五个类传总人数137人的34%。假如减去西晋时期的人物, 比例会更高。在《儒林》、《艺术》两类传十六国人物的15人中, 大多入仕各少数民族政权, 不少人身居要职。《忠义传》中的韦忠, 先守义于西晋太守陈楚, 后尽忠于前赵政权刘聪。刘敏元仕刘曜为中书侍郎, 因赡护同县的孤老, 被誉为忠义之士。《列女传》在于褒奖“贞烈之风”, 前赵刘聪妻刘氏、苻坚妾张氏、苻登妻毛氏、慕容垂妻段氏、段丰妻慕容氏、吕纂妻杨氏等皆予以列入。所有上述各项内容均可证明, 唐初史家对《晋书》字数分配、内容繁简、类传人物的选择, 都是在对东晋和十六国基本同等对待的原则下, 通过精心构思后设计和安排的。这种构思和安排, 不仅全面地再现了十六国时期130余年北中国的历史, 而且也表明这段历史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

第五、叙事头绪清楚, 主次分明, 行文言简意赅, 绝少繁冗浮躁之风。这就是赵翼所称的“爽洁老劲”, “简而不漏, 详而不芜”。《晋书》列传、载记叙事散文之中, 有不少篇章清新隽永, 形象生动, 寓论述于叙事之中, 饶有文学情趣。如《姚弋仲载记》对羌族部落骑兵首领姚弋仲粗鲁率直、真诚无欺的表情和神态的描述;《刘伶传》只用200多字, 便将一位不慕荣利, 任情放远, 风流潇洒的名士活灵活现展示在读者面前。《晋书》中这类史学文笔, 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和可读性。《晋书》大量地摘录《世说新语》、《语林》等类近文艺著作的素材, 史家们在剪裁编缀修订中, 又或多或少地作了文学加工, 从而更加深化了这些赏心之作的文学趣味。《晋书》的文学价值, 不仅继承了《史记》、《汉书》光辉的文学传统, 而且带有魏晋时期文艺隽永、幽默、诙谐、风趣的时代特征。2

关于唐修《晋书》的缺陷, 论者虽多, 但不少重复旧说。我们总结诸家的批评, 择其要者, 并间下己意, 总为三端:

第一、《晋书》出于20余人之手, 而无名家作总体性的统一加工修订, 虽有敬播叙例, 实难全面贯彻, 因而有时体例不够规范化, 或前后内容重复。最突出的是纪、志、传、载记史实, 有时互为牾。如《怀帝纪》记永嘉四年 (310年) 十一月, 加凉州刺史张轨安西将军。本传谓永嘉 (307年-312年) 中拜带都督镇西将军 (二品) 。《愍帝纪》记杜?“道亡死”。本传中却说“ (?) 不知所终”。这是纪、传记载互异。《孙盛传》记孙盛父恂, 为颍川太守。《孙楚传》却说其子恂“未仕而早终”。《武帝纪》记咸宁五年 (279年) 十月, “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束皙传》作太康二年 (281年) 。《卫恒传》则作太康元年 (280年) 。这是纪与传、传与传记载互异。《慕容载记》云拜为使持节、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诸军事、幽、冀、并、平四州牧。《穆帝纪》但云假幽、平二州牧。这是纪、载记内容互异。《李重传》载“于时内官重, 外官轻, 兼阶级繁多, 重议之, 见《百官志》”。然《晋书》有《职官志》, 不称《百官志》, 且不载李重之议。《司马彪传》记泰始初, 武帝亲祠南郊, 彪“上疏定议, 语在《郊祀志》。”按《晋书》无《郊祀志》, 唯有《礼志》, 亦不载彪议文。这是纪、志记载不相顾及。所有上述诸条, 皆因纪、志、传、载记出自众人之手, 无一高手总其成, 彼此不相检照所致。撰者抄录旧晋史文, 不相统一, 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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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 200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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