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宇: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再解读”思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 次 更新时间:2020-04-09 14: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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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诗宇  

   摘要:“再解读”思潮主要以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左翼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是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化”以及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话语的转向产生重要影响。以1993、1998、2006年作为时间节点,“再解读”思潮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主要沿着“历史性研究”“文学性研究”“现代性研究”三条线索发展。“再解读”思潮并非只局限于《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等少数研究,洪子诚、陈思和的部分研究,以及李杨、贺桂梅、旷新年、蔡翔、李洁非等人的研究,都应该在广义的“再解读”视阈中得到观照。广义的“再解读”思潮体现了40年代至70年代的左翼文学重新获得研究的合法性与方法论的过程,也体现着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的程度。

   “再解读”思潮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主要指从这一时期开始,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出现的借鉴文化研究等新的方法与立场,对40年代至70年代的左翼文学重新进行解读的大规模学术活动。这一思潮因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得名,在世纪之交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后期两次兴盛,力图从“历史性研究”“文学性研究”以及“现代性研究”三种路径入手,以“历史化”的态度重新阐释左翼文学,并揭示其内部的复杂性,以满足当代文学史建构的需要。其研究时而溢出文学,力图为具体的历史、社会、经济问题提供答案。

   由于精神分析、人类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知识考古学等西方理论方法的介入,“再解读”思潮的方法论和问题意识产生了巨大影响。直到今天,针对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展开的研究仍或多或少带有相关方法的痕迹。因此,“再解读”思潮时常与“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研究”的说法相伴出现,甚至相互指代,此处需要对二者之间的关系特别作出辨析。

   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研究是从研究对象角度形成的范畴,“再解读”思潮的概念则是从问题意识或方法论角度形成的,相关研究强调的是对既有观念的重新审视与改写。纳入本文讨论的对象,并非90年代以来所有对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展开的研究,而主要是那些在出现之时就在立场、方法与问题意识层面上,相较之前相关研究体现出革新或颠覆性意义的研究实践。

   研究“再解读”思潮的必要性在于,这一思潮既生产着文学史,其发展过程也相当于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精缩版”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史。每个时期的文学研究,与文学作品一样需要经历“历史化”的过程。今天批评与研究的方式如何形成?文学史的秩序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这些将成为后人面对这一时期文学研究时不能回避的问题。此时,尽早将二十几年间的“再解读”研究真正串联成一个整体,找到不同研究者、研究成果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以及这一时期当代文学研究在方法论和语言上的特征,对于知识的传承将有重要意义。

   学界对“再解读”思潮的评价尚有争议,但无论是肯定或否定,显然都还没有穷尽这一思潮的复杂性。一方面,“再解读”研究的体量与时间跨度都不容忽视,相关的研究方法对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学界尚未对其发展逻辑、分类、影响作出足够充分、准确的分析阐释;另一方面,如王彬彬等学者从基础概念和价值立场上对其提出了明确的批判,但这种批判所针对的“新左翼”立场只是“再解读”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内部的多元声音。

   本文将以“40年代至70年代的左翼文学”作为“再解读”研究对象的统称。洪子诚曾总结出两种左翼文学概念的使用方法,其中一种是“笼统用法”,指的是“按照政治倾向和与政治紧密关联的文学观念的分野,区分20世纪中国文学,来指认其中的一种文学潮流、文学派别。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等概念可以相互替代,它指的是从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运动,到左联文学运动和作家创作,到50年代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学’等”[1]。本文基本延用洪子诚的这一提法,虽然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还可以更详细地分类,但80年代对左翼文学的“简单化”处理突出了政治性,并将其视为“文学性”的对立面。“再解读”研究建立在对这一立场的反拨与重新阐释基础上,这就决定它在选取研究对象时,大多采用“政治倾向和与政治紧密关联的文学观念的分野”。因此,本文用“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来指代“再解读”思潮的研究对象。

  

   一、内与外的双重作用模式——“再解读”思潮前史

  

   “再解读”思潮的产生,首先与左翼文学内部被压抑的复杂性有关。1949年到1966年的文学批评与研究,“一方面,它用来支持、赞扬那些符合文学‘规范’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则对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离异、‘叛逆’倾向的作家作品提出警告,加以批评、批判”[2]。而“文革”期间,“十七年文学”被视为“毒草”,在诸如《60部小说毒在哪里》这样的言说中,“‘十七年文学’被彻底拒之于……‘无产阶级文学史’视野之外,被简单粗暴地予以否定”[3]。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批评观念开始有意与上个时代的文学保持距离,受到“重写文学史”潮流的影响,这一情况到了90年代初愈演愈烈,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已经成为启蒙思想或“纯文学”的对立面,对其给出负面评价已经成为研究界的某种“政治正确”。在时间跨度上,当代文学史有相当大的部分处于4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在影响角度上,左翼文学及与之伴生的思想潮流产生的巨大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日。然而,学界在90年代以前没有客观、公正地对待这些问题,这是“再解读”思潮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

   由于立场与历史的复杂,延续之前的研究、批评方式很难对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进行重新评估。此时,来自西方的新理论为90年代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首先,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使“再解读”研究成为可能。知识考古学关注知识如何形成,对历史的认识如何产生。由于文学史已经对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作出了明确的价值判断,此时知识考古学的立场恰好能够在左翼文学研究史“非褒即贬”的二元对立外,寻找到一种新的视角与位置。而在詹姆逊的理论框架中,除了官方意识形态,“政治”更指向文本之外的广义要素。这些要素是无孔不入的,不能单纯在价值判断的层面上衡量政治的意义,这为“再解读”重新审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可能性。其次,文化研究的出现也为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研究带来很大启发,使得相关研究能绕过“文学性”这一重要的评判标准,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重新获得研究的价值与合法性。

   值得注意的是,詹姆逊曾经如此评价西方理论的“转向”:进入后现代社会后,“理论家抱有完全不同于经典哲学家们的目的,不是致力于冥思苦想构筑坚固的哲学大厦,他们处在一个完全新的世界,他们的理论只是一种论述,一种商品,就像玩具一样,你喜欢它就可以玩它,不喜欢就可以换一个”[4]。对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的研究也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呈现“历史无害化”的倾向。从启蒙主义、人文精神的立场出发,历史情感的淡化意味着一种问题,然而从“历史化”的角度,这种距离感是研究得以敞开的必要条件。

  

   二、由海外至国内:“文学性研究”与“历史性研究”两条脉络的初成

  

   研究界倾向于将20世纪80年代末由陈思和、王晓明等人在《上海文论》开启的“重写文学史”活动视为“再解读”思潮的前史,但实际上这种继承关系更像是一种“冒名顶替”。“重写文学史”的目的在于从“文学性”层面批判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进而重塑当代文学史的序列与面貌;“再解读”虽然也不满于既有文学史,但其所采用的话语资源、理论方法都与“重写文学史”大相径庭,不仅超出了“文学性”的层面,甚至在研究立场上与“重写文学史”形成了冲突。

   1993年,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并不是“再解读”思潮的第一次亮相,其中一些文章在此前已于《二十一世纪》《今天》等刊物上发表。在这部论文集中,对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的解构仍在继续,但一种另类的研究立场逐渐浮现。这些论文的作者不再仅从文学性的意义上对左翼文学进行批判,而是尝试对那些裹挟着人们复杂情感的文学史个案,进行不带感情色彩的处理。在诸如“现代性”“反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民族国家文学”“考古学”等穿越国界的宏大理论面前,“再解读”体现出了与先前“重写文学史”的明显差异,左翼文学在验证着这些理论的同时,也被这些理论“翻新”,暴露出了新的复杂性,获得了新的附加值。

   整体而言,《再解读》中的文章更注重“发现问题”。在为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研究拓展空间、提供新的研究方法之余,这一系列论文也难免有空泛的缺憾。其中不同文章内部的“声音”并不一致,虽然以“再解读”的面目集体出场,但刘再复、唐小兵、孟悦的研究几乎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声音。不过,对左翼文学的研究正是从《再解读》开始带有“历史化”的味道。在这种“历史化”的尝试中,左翼文学开始被还原为世界文学进程中的一部分,相比批判与评价左翼文学,这些研究更关注左翼文学为何在特定时间中呈现为这样的面貌。这在当时以及后世也引来非议,因为无论从何种角度,重新重视左翼文学内部的问题,都相当于站在了“抗拒”与“遗忘”左翼文学态度的反面,而后者才是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研究的主流。

   这一阶段的“再解读”研究主要出现于海外,相较国内的文学史研究而言缺乏所谓“正统性”。这是指相关研究中并不存在一种为按部就班建构文学史而产生的“焦虑”。对于这些有海外背景的学者来说,受到国外研究潮流影响,他们对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的探究,只是对于“文化”这一更大范畴的关注的一个分支。例如,唐小兵将更多的精力倾注到了20世纪思想史、延安时期的文化生活,刘禾的主要关注点是译介与跨文化实践,戴锦华的研究更多集中在电影领域。因此,《再解读》只是为更深远的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切口,真正的文学史的建构及问题的深入解决,还是要由国内研究界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一批学者较早转移了目光。从1989年开始,北大中文系的“批评家周末”活动开展了一系列对“红色经典”的重读。谢冕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中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将40年代至70年代的左翼文学生态,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话语置于同一讨论范畴中。《抗争宿命之路》在话语资源与思路上都呼应着海外的“再解读”研究,但该书在当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从后世“再解读”思潮的发展轨迹来看,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该书本身在逻辑上即存在着一些不足,全书分“叙事”“抒情”“象征”三个部分,除第一部分之外,后两部分的逻辑略显牵强[5];另一方面则在于该书与当时主流的文学史研究思路有所抵牾。

从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到陈思和、王晓明等人组织的“重写文学史”,将作家、文本、文学现象等放到更长的时间脉络里,进而寻求打通从“五四”至“新时期”的文学史,是1985年之后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主流。虽然《抗争宿命之路》相当超前地使用了知识考古学、政治无意识等西方理论,但当作者将40年代至70年代左翼文学放在“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前无古人”的历史进程中作权力与话语角度的研究时,无疑加剧了左翼文学在文学史中的“孤立”,甚至有夸大文学之于政治的意义之嫌,这与80年代以来的“打通”式研究并不契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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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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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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