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

——兼论《康子内外篇》的写作与完成时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5 次 更新时间:2020-04-08 22: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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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 (进入专栏)  
兼涉西学”后原文是“及诸子”,改为“以经与诸子”,加了“经”;“推明”后为“公羊□□”,删去“公羊”,“□□”改为“太古”,“洪水折木”补在行间;“中国始在夏禹之理”后,删去“三代犹未文”五字。该手稿本今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无法识别的字,以□替代。相关的背景资料,参见拙文《“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16从手稿本来看,原写是“是岁著《教学通议》”,“作《内外康子篇》”一段完全是后补在页眉上;且“内外篇”原写为“内篇外篇”,删去第一个“篇”字,另加“□□□康子”,补在侧边。

   17该九篇刊于《清议报》第11、13、15、17、18册,时间为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一日、二十一日、四月十一日、五月初一日、十一日(1899年4月10日、30日,5月19日,6月8日、18日)。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前言写于1978年),刊出《阖辟篇》等九篇,并称作于1877年前,相信了康有为在《清议报》上的说明,也未注意到台湾已出版的成果。

   18芮沃寿(1913—1976),汉学家,耶鲁大学讲座教授。其妻芮玛丽(Mary C. Wright),亦是耶鲁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学者。

   19(新竹)《清华学报》,第11卷第1、2期合刊(1975年12月)。李三宝称其使用的是刘广京处的“胶片影印本”。

   20《康子内外篇》,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成文出版社,1978年,上册,第3-32页;在该文前,蒋贵麟保留了“南海先生二十岁前旧稿”的字样。蒋又在《印行前记》中称:“《康子内外篇》,稿成于光绪十二三年间。全书十五篇,阐释仁爱与平等之精义,突破儒学传统思想,先师后日变法思想之端倪,于此可见。其中前九篇曾刊布于光绪二十五年《清议报》,顷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先生未刊文稿微卷中获见其未刊之六篇。今谨过录,使成完帙。”(《万木草堂遗稿》,成文出版社,1978年,《印行前记》第3页)两处时间并不一致,应以《印行前记》为准。

   21《中国哲学史研究》1980年第1期。该文编者按称:“康有为《内外篇》为康有为早期著作,成稿于1886—1887年间,全稿共十五篇,前九篇曾刊于1899年《清议报》……”按语中没有说明其资料来源。又据楼宇烈的介绍,该本是转载李三宝的整理本。见楼宇烈:《康子内外篇(外六种)》,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说明》,第2页。

   22比较重要的版本还有:一、姜义华、吴根樑校点:《康子内外篇》,见《康有为全集》第1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该篇据蒋贵麟所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和“《清议报》本”互校;并称:“此外,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藏有《性学篇》《地势篇》《知言篇》《爱恶篇》《湿势篇》等五篇手稿,今一并参校之。”但并未说明该五篇“一并参校”的结果。二、何建安校点:《康子内外篇》,见《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该篇据蒋贵麟本和《中国哲学史研究》刊出本(即李三宝本)互校,何建安并有论文《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变革的开端》。三、楼宇烈校点:《康子内外篇》,见《康子内外篇(外六种)》。该篇据蒋贵麟本、李三宝本和“《清议报》本”互校。

   23康有为的《戊戌奏稿》完全是后来的新作,其原作经黄彰健、孔祥吉的研究,已经大体清楚,最重要的成果是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康有为多次称《大同书》写作时期为1884年,经汤志钧、朱仲岳等人的研究,已经大体清楚,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为汤志钧:《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文史哲》1957年第1期)、《〈大同书〉手稿及其成书年代》(《文物》1980年第7期)、《再论〈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及其评价》(《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康有为晚年准备修改《我史》,曾在一抄本上记:“此书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6)前作,故叙事止于是岁,门人罗孝高不知从何得之,盖戊戌抄没,落于人间,而孝高得之也。更甡年七十记。”经茅海建、马忠文等人的研究,已经查清写作日期就在日本期间,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为茅海建:《“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24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在《编者的话》称:“……《爱恶篇》、《地势篇》、《性学篇》、《知言篇》、《湿热篇》等文,虽刊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出版的《清议报》‘支那哲学’栏,他曾辑入《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但无论在内容或文字上都与康氏手稿有较大的出入。今据手稿重新整理,收入本书。”“凡康氏手稿皆用 ‘*’号……”在该书目录中,《爱恶篇》等五篇后皆用*号。然该书前附康有为手迹照片中无《爱恶篇》等五篇的照片,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亦收录《康子内外篇》,书前附有该五篇手稿的照片(图注有排误)。由此可以认定,该五篇属康本人的手稿。

   25《地势篇》,《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4-25页。标点稍有改动。“医巫闾”,即医无闾,出自《周礼·夏官·职方志》:“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郑玄注:“医无闾,在辽东”。然《周礼》本非可靠之书。“潞江”,即今怒江。“龙沙江、槟榔江”,按上下文应指怒江上游支流,但我不能具体指认为何江。查槟榔江属大盈河的上游,最后汇入伊洛瓦底江。“鸦礲”,即雅砻江。“交趾”,指越南北部,秦朝时即设“交趾郡”。“二帝、三王”,指尧、舜二帝及夏、商、周三朝开创之王禹、汤、文王、武王。“佛氏、耶稣、泰西”分别指佛教、基督教、欧洲文明。“阿非利阿”,为“阿非利加”之误,非洲。“里息勃斯”,今译“雷赛布”,斐迪南·玛利·维孔特·德·雷赛布(1805—1894,Ferdinand Marie Vicomte de Lesseps),法国外交官,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者。“苏夷士”,即苏伊士。“亚墨利加洲”,即康下称之“美洲”,康在如此短文中使用两个不同名称,原因不详。

   26《湖南时务学堂初集》,光绪戊戌刊于长沙,第1册,《问答》,第49-50页。

   27康有为称:“凡物皆始于气,有气然后有理。生人生物者气也,所以能生人生物者理也。人日在气中而不知,犹鱼之日在水中而不知也。”“有气即有阴阳,其热者为阳,冷者为阴。”“地面之水为日力所吸,上而成雨,雨复为水,亦即轮回之义。”“地质每年一层,以地动之故。木亦然,内长外长皆同。”“地有八层,每层五十里。第一层火质宛息士生蚧,二层生苔,三层鼻耳示生草木,四层生炭石,五层百邑示生兽,六层生鸟,七层生泥,八层生人,约每万年生一层。”“天地之未崩驰者,惟其热也。学者亦须有热力。”见黎祖健:《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65、69、75、88、99页。

   28《湖南时务学堂初集》,光绪戊戌刊于长沙,第1册,《问答》,第36页。

   29《地势篇》,《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5-26页,标点有改动。“亚墨”,“亚墨利加”之简称,美洲。“西伯利部”,以“蒙古以至西伯利部”一句分析,为西伯利亚。“易一”,似为康有为的弟子何易一,即何树龄(1868—1908);《肇域篇》“康同璧家藏本”中“易一”改为“昔”。又,《地势篇》上海“康同凝家藏本”与北京“康同璧家藏本”文字稍有异,其中最大的差别是“康同凝家藏本”“太行以界大塞”一句,“康同璧家藏本”作“太川以界大塞”,很可能是抄者的笔误,草体“行”字很容易看成“川”字。而“太”“大”相通,各点校本又误改为“大”。然“大川以界大塞”是读不通的,“界”“塞”应是山而不是河。其余文字之异,似可以看出康有为后来稍有修改。

   30《肇域篇》“康同璧家藏本”,录自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胶片,段落为原抄本所分,标点参考蒋贵麟录本,稍有改动。“借根”,代数。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称:“四曰数。数学举目皆是,至切用矣……阿尔热八达译本东来,不必叱为远夷异学也。”(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558页)“阿尔热八达”,即代数(algebra,源来阿拉伯语);“东来”,似指从阿拉伯传至欧洲。此处康又称代数从印度传到欧洲,不知其所根据。刘桢麟亦作此语。(详见后文)“清静在音闻”,出自《楞严经》卷六,文殊所言:“……此方真教体,清静在音闻。”“科仑布”,今译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1451—1506),新大陆的发现者。“人民冥冥,至不知舟楫”一句,似暗指诺亚方舟的故事。“周流六虚”,见《易·系辞下》:“《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互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康此处强调“变动不居”之必然。

31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已有墨西哥的历史知识,称言:“墨西哥掘开古城,别有文字。”(黎祖健录《万木草堂口说》,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85页)然未提秘鲁。上引《肇域篇》而论,康有为写此语时似已参观过墨西哥诸多遗址,并有图书照片等资料。1913年,康有为著《保存中国名迹古器说》,称言:“乃若墨西哥之陋,其文部犹专设搜辑古物之司,岁拨百万巨帑,为搜剔古物之用。吾游其古日坛月坛,去京千里,掘地百人,搜求遗器,印之图之。墨之文部,以总统爹亚士命,赠我十册。甚矣!墨之僻陋,而文明乃若此也。”(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集,第97页)案康有为1905年底、1907年中两次到墨西哥。其称“古日坛月坛”,当指太阳金字塔、月亮金字塔,属早期文明,位于特奥蒂瓦坎,距首都墨西哥城并不远。“去京千里”,似另有所指,但不知康所指为何处。康同璧编:《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记:“五月,初至胡克家,墨总统爹亚士即胡克家人……二十二日,游兵营……又游博物院……二十七日,访旧京的根刀亚之地坛神庙,管古迹官沙罗乙罗来访,赠墨古迹书七本。留墨半载,贯其南北,政治风俗考察殆遍。”(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第130-131页)“旧京的根刀亚”,似指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提特兰城(西班牙语Tenochtitlan)。“地坛神庙”,似指大神庙(Templo Mayor)。然康同璧此处误记,也未记1907年康第二次墨西哥之行。张启祯、张启礽编:《康有为在海外·美洲辑——补南海康先生年谱1898—1913》(商务印书馆,2018年)称:康有为于1906年4月19日离开墨西哥坦皮科(Tampico)前往纽约。(见该书第105-106页)张启祯等又称:1907年“6月29日,谒墨总统迪亚斯于前墨主避暑行宫。”(同上书,第116页)此可得康有为诗为证《谒墨总统爹亚士于其避暑行宫(丁未夏五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献研究部编:《康有为遗集·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6页)张启祯等又称:康于1907年7月3日至5日参观墨西哥城南的霍奇米尔科地区的水利系统与博物馆,以及阿兹特克遗址。“受到博物馆副馆长赫纳罗·加西亚唐先生和德国考古学家的接待。康有为说阿兹特克人的纪念碑和象形文字像是出自那些由蒙古、西伯利亚和中国来的居民,它们的写法与玛雅人非常相似。”(张启祯等前引书,第117页)这项记录与康言“观其文字,有鸟篆之遗”很相似。康在墨西哥时写诗多首,记录其感受。其中一诗题称言:“游吾(吾游)蔑罅,睹古王宫庙,皆五百年前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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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史研究 2020,(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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