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

——兼论《康子内外篇》的写作与完成时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5 次 更新时间:2020-04-08 22: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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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 (进入专栏)  
以著其治强之故,正以明吾经义之可行。33

   梁启超在戊戌时期分别在《时务报》和湖南时务学堂宣传“大同三世说”,特别强调该学说的全球适应性,也说明西方各国采用“孔子之教”。梁称言:

   博矣哉!《春秋》张三世之义也。治天下者有三世……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

   ……行孟子之言者,谁乎?今日欧美诸国是也。美国远在西半球,而欧洲之民襁负归之。瑞士弹丸黑子之国,而西国凡有大政事,皆会议于此焉。所谓“为政于天下”者,非耶?

   故吾常言,以小康之道治一国,以大同之道治天下也。故我辈今日立志,当两义并举。目前则以小康之道先救中国,他日则以大同之道兼救全球。救全球者,仁之极也。救全球而必先从中国起点者,义也……至所谓大同之道与大同之法,五百年以内,必遍行于地球。南海先生穷思极虑,渊渊入微以思之,其条理极详,至纤至悉,大约西人今日所行者十之一二,未行者十之八九。34

   梁启超特别指出,康有为“穷思极虑”“条理甚详”的“大同之道与大同之法”,西方所行者不过为“十之一二”;为了达到“大同之道与大同之法”“遍行于地球”,梁为湖南时务学堂制订《学约》,其第十条为“行教”:“他日诸生学成,尚当共矢宏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35正是在梁的教导下,时务学堂学生戴修礼作札记称:

   在讲堂听梁先生谈学术宗旨,其大意以保教、保种为志,日后孔教必行于五大洲。窃谓开辟以来,中国尽心于教,泰西竭力于物。迄今中国教亦日明矣,泰西物亦日格矣。泰西格物之学必东行于亚洲,中国孔教亦必西传于泰西……

   梁闻之大加表扬:“高掌远蹠,目光如炬。然必深明于教之宗旨,然后可以传也。诸生其勉之!”36由此可见康、梁此期对“孔子之教”的绝对自信。而康到达北美、印度之后,发现“孔子之教”在这些地方并没有流传,且难以传播,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地势篇》称:“以环境皆山,气无自出,故孔子之教未尝远行”;又称:“夫敛者、专者、义者,皆引而入内之意也”,“故二帝、三王、孔子之教,不能出中国”;又称:“非圣人所能为也,地气为之也,天也”;即宣布“孔子之教”本身的地域限制,且是“地气”“天”之所为。《肇域篇》称:“中国累圣之政教文字,其又可恃以万世耶?”对中国文明能否长期存在,亦表示怀疑态度。这些说法与康在戊戌时期的“大同三世说”是不相吻合的。

   还需注意的是,《知言篇》“《清议报》本”以“推之泰西文字,亦尚详赘,恐人不解”为结束;37然该篇上海“康同凝家藏本”在此之后,又有一大段话:

   盖仁之属也。中国文词素尚裁简,义之属也。盖泰西治教出于印度,其治尚仁,中国之治尚义,故也。凡人有仁慈忠爱悲悯之质者,其言必繁;有廉直劲毅之质者,其言必简,仁义之判也。若知此者,可以知言,可以知人矣。墨子之文繁复,其人兼爱,故言而不能止也。老子之文高简,其人为我,故言而简短也。知此者,可以知言,可以知人矣。38

   其中又提到了“泰西治教出于印度”。由此再查胶片即“康同璧家藏本”,其《知言篇》的结尾与“《清议报》本”相同,也没有以上的文字。造成如此异文的原因不详。或是康有为离开日本前将《知言篇》交给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之后,又有了增改?若是如此,“康同璧家藏本”为何仍如“《清议报》本”,而不增加此段文字?

   根据以上的考察,我以为,康有为最初写作《康子内外篇》的时间,或是“二十岁前”(即1877年前)或是1886—1887年(即光绪十二三年),都是有可能的;但其篇章与内容决不会是现存的“《清议报》本”、“康同凝家藏本”或“康同璧家藏本”的样子,而是后来又经过多次的修改;《康子内外篇》“康同璧家藏本”最终完成的时间,不会早于1899年康有为从日本到达北美之前,或1905年甚至1907年康两次到达墨西哥之前,很可能会更晚。查“康同璧家藏本”,是抄在“株式会社大阪国文社”稿纸上的,编有页码。封面上“康子内外篇抄本”七字摹仿康有为的字体,“拾伍篇全”四字又说明已是定本。《康子内外篇》是在什么时间成为定本的?这个本子是什么时间抄录的?我的感觉是比较晚的,很可能是康有为1911年春重返日本之后,甚至1913年底回到中国之后。尽管这只是感觉,我还无法找到证据。39

   我的研究课题是戊戌变法,我的目标是查明戊戌时期康有为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而《康子内外篇》中的内容,尤其是《地势篇》《肇域篇》,即“地势说”等新说,已不尽是戊戌时期康的想法了,对此需加小心而区别看待之。

  

   三、康门弟子的解读:“地运说”

  

   既然《万木草堂口说》因记录过简而不能深探康有为“洪水说”“地顶说”的学理,既然《康子内外篇》中的“地势说”不能代表康在戊戌时期的思想;若要进一步去追索,还有一个办法,也是我近年常用者,去阅读康有为弟子的作品——戊戌时期《时务报》《知新报》刊出了康门弟子的诸多政论文,基本政见都来自于康有为,尤其是梁启超——即可从康门弟子的言说去追寻康本人的思想。

  

   (一)徐勤的说法

   徐勤(1873—1945),广东三水人,康有为门下大弟子,地位仅次于陈千秋、梁启超。徐勤在《知新报》《时务报》上共发表了8篇政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是《地球大势公论》。40

   《地球大势公论》是一篇类似于梁启超《变法通议》那样的大文章,分目分次刊于《知新报》,其中涉及到“洪水说”“地顶说”内容的,为《总序》《总论亚洲》两篇。其一为:

   合百千万亿之星而成天界,合凝流动静之质而成地球,合铁石金土之物而成山岳,合小河巨川之水而成沧海,合古今中外之理而成圣人,合智愚上下之人而成君主,合都邑州县之地而成邦国,合贵贱远近之货而成市肆,合亲疏厚薄之杀而成宗族,合父子夫妇之伦而成家室,合孔佛耶回诸教之异、黄白黑红棕色诸种之民、欧亚非澳南北美洲之土而成一统。此亦理之自然、而势之必至者欤。庄子曰:自其大者视之,则万物皆一也。周子曰:天下,势而已。故天下之势,始于散而终于合,始于塞而终于通,始于争而终于让,始于愚而终于智,始于异而终于同。古今远矣,中外广矣,要而论之,其变有三:

   洪水以前,鸟兽相迫。昆仑地顶,人类自出。黄帝之子孙,散居于中土。亚当之种族,漫衍于欧东。创文字,作衣冠,立君臣,重世爵,由大鸟大兽之世,而变为土司之世。其变一。

   周秦之世,地运顿变,动力大作。争夺相杀而民贼之徒遍于时,兼弱攻昧而强有力者尊于上。嬴政无道,驱黔首以为囚;罗马暴兴,合欧西而一统。由土司之世,而变为君主之世。其变二。

   百余年间,智学竞开,万国杂杳。盛华顿(华盛顿——引者注)出,而民主之义定;拿破仑兴,而君主之运衰;巴力门立,而小民之权重。由君主之世,而变为民主之世。其变三。

   故结地球之旧俗者,亚洲也;开地球之新化者,欧洲也;成地球之美法者,美洲也……41

   以上徐勤所言,宣明“大同三世说”。他的叙述方式很像康有为在万木草堂中的讲授,即从地球产生说起,一直说到“合”各种教派、各色人种、各大洲土地,正是说明未来的“世界大同”;其言“土司”“君主”“民主”之“三变”,正是“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变。徐谈到了“洪水”,谈到了“地顶”,仅说明文明之初始,没有展开论说。值得注意的是,徐提到了“地运”。其二为:

   地运之转变也,由混沌而文明。人体之始生也,由童弱而老壮。圣人之立教也,由据乱而太平。士人之为学也,由愚鲁而聪智。地大而人类生,合群而才慧出,历时而教化作,天之理也。环球五大洲,列国五十余。其幅员之辽远、人类之鼻祖、户口之夥繁、教化之绵久,可以迈轶诸国、独绝于天壤者,其惟亚洲乎!

   考古今青史之册、地球万国之志,人类之生,仅四千年。昆仑之山,实为地顶,中有四池,名为金龙:一曰额尔齐斯河,入于俄国;二曰阿母新斯河,入于波斯;三曰印度河,入于印度;四曰黄河,入于中国。凡此四国,号为四域,开辟之始,人类之先,而天下诸国,未有能比者也。此人类之独绝者一也。

   地大物博,氓庶滋生,制作文字,创造政教。上古之时,中国有三代之盛,印度有婆罗门之道,巴勒斯坦有摩西之教,波斯有造乐阿士堆之贤。递夫中古,人智愈开,文教愈盛。周穆王九年,而佛教立于印度矣。周灵王二十一年,而孔教立于中国矣。汉平帝元始元年,而耶教立于犹太矣。唐高祖武德五年,而回救(教——引者注)立于麦加矣。凡地球称为声明文物之国,聪明智慧之地,欧、美、非、澳之洲,英、俄、德、法之强,于万斯年之久,政教风俗之大,语言文字之琐,智愚贤否之民,莫不步趋之,率由之,尊奉之,而罔有违越者也。此教化之独绝者二也。

   土地之广,一千七百三十万方里,为地面四分之一。人民之多,八亿三千四百七十万七千口,居地球人数之半。欧洲之富庶,美洲之广远,皆不足望其肩背,相与比伦者也。此土地人民之独绝者三也。

   有此三绝,立于大地,则以之言政,何政不治?以之言俗,何俗不纯?以之言国,何国不强?以之言教,何教不立?以之言民,何民不智者乎?何图千百年间,今昔不侔,形势顿改。人有黑奴之惨,地沦沙漠之忧。中、印、波、阿之旧,咸作异墟;暹、缅、韩、越之腴,悉成盗粮。古昔之教不足恃,亿兆之民不足多,万里之地不足险,千万年之古国不足贵。呜呼,是天命欤,是地运欤,抑人事之所至欤?

   以上徐勤所言,揭示了“地顶说”意义,人类文明是从昆仑发源的,由此形成了繁荣的亚洲文明。徐提到了“金龙”“四池”,提到了四条河流造成了亚洲四大域,即俄国亚洲部分、波斯、印度与中国,是“开辟之始”“人类之先”。徐继续说明亚洲另具两项优势,即“教化”和“土地人民”,称亚洲有此三项优势即可“政治”“俗纯”“国强”“教立”“民智”。然而,此时亚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局势却非常败坏,受西方列强之控制,徐勤由此提出亚洲复兴的三项决定性因素:“天命”“地运”与“人事”(人的奋斗)。然若以思维逻辑推论到底,“天命”与“地运”具有同一性,即“命定论”,都是超越“人事”(人的奋斗)的神秘力量。三者关系说到底,仍然是“天”“人”之际,只不过“地运”具有其地理形势的特征而已。徐勤由此再推论:

   从上诸说,擅三绝之美无自弱之势,既深切而著明矣。其于富强何有哉?抑吾闻之:治尚麤觕之世,以力胜;治著升平之世,以智胜;治著大同之世,以仁胜。以智胜者强,以仁胜者乐,以力胜者愚而亡。亚洲自洪水以来,四千余年,诸教并起,皆能以智胜者也,至宋元之间,成吉思汗之俗出,而力胜之世复见矣……(《总论亚洲》)42

徐勤再次宣明“大同三世说”,说明“麤觕”(据乱)、“升平”、“大同”(太平)三世的治理方式为“力”“智”“仁”。徐勤称“洪水”之后“四千余年”,亚洲各处皆是以“智”而胜,到了成吉思汗之后,又重新回到“力胜之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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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史研究 2020,(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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