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托马斯·潘恩的命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9 次 更新时间:2020-04-07 19: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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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  

  

   虽然托马斯·潘恩是两次革命中的著名人物,而且还因为试图发动第三次革命险些被处以绞刑,但是他的形象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渐渐变得暗淡无光了。在我们的曾祖父们看来,他有一点儿像是尘世的撒旦,是既反叛上帝又反叛君王的专搞颠覆的异教徒。他遭到通常都是意见不一致的三个人的极度仇视:这三个人是皮特、罗伯斯庇尔和华盛顿。其中前两个人想置他于死地,而华盛顿则谨慎地不采取能够救他一命的措施。皮特和华盛顿恨他,是因为他是个民主主义者;罗伯斯庇尔恨他,是因为他反对处决国王,反对恐怖统治。总是为在野党所尊敬,又总是被政府所憎恨,这就是他的命运:华盛顿在与英国人作战的时候,曾用最美好的言辞赞扬潘恩;在雅各宾派执政之前,法兰西民族曾给予他许多荣誉;甚至在英国,最杰出的辉格党政治家们也和他交朋友,聘请他起草宣言。他像其他人一样,也有缺点;但是,他之所以遭人恨,对他的诽谤之所以能得逞,则正是由于他的美德。

   潘恩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使得对民主的宣传民主化了。18世纪,在法国和英国的贵族中,在启蒙思想家和不信奉国教的牧师中,都有民主主义者。但是他们全都以只是对受过教育的人才有吸引力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虽然潘恩的学说中并没有什么新颖的东西,但是他在写作方法上却是个创新者,他的文章简单明了,直截了当,没有学究气,譬如说每一个理解力强的工人都能读懂。这使他变成了危险人物;当他在他的罪名上又添加了宗教异端时,特权的维护者们就乘机把他骂得狗血喷头。

   在他一生的前36年中,并没有迹象表明他具有在他后期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才能。1739年,他出生在塞特福德,父母都是贫苦的贵格会教徒,13岁以前在当地的一所文法学校读书,13岁那年他成了一个胸衣裁缝。但是,他并不喜欢过安静的生活,在17岁时他试图应募而上了一条叫做《恐怖号》的武装民船,该船船长的名字叫迪阿思(Death,意即死亡——译者)。他的父母把他拉了回来,也许因此挽救了他的性命,因为此后不久该船200名船员中就有175人阵亡。但过后不久,在“七年战争”爆发时,他成功地在另一条武装民船上开始水手生涯,不过,我们现在对他短暂的海上冒险生活一无所知。1758年,他在伦敦作为一个胸衣裁缝被人雇用,次年结婚,但是几个月后他的妻子就去世了。1763年,他成了一名税务员,但是两年以后被解雇,因为他谎称外出检查,而实际上却是在家里学习。在极度贫困中,他成了一个每周收入十先令的教师,并试图成为圣公会牧师。由于在刘易斯恢复了他税务员的职务,他被从这种没有希望的权宜之计中解救了出来。他在刘易斯和一个贵格会女教徒结了婚,1774年由于一些无人知晓的原因与她正式分居。这一年他再度失业,原因显然是因为他组织了税务员要求增加工资的一次请愿。他变卖了自己所有的东西,刚好够偿还债务和给妻子留些生活费,但他自己却又陷入了贫困。

   他在伦敦正想方设法向议会提交税务员请愿书的时候,结识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对他颇有好感。结果是,他于1774年10月带着富兰克林的、把他说成是一个“头脑机灵的好青年”的推荐信,乘船赴美。他一到费城,就开始显示作家的身手,几乎马上成了某家刊物的编辑。

   他的处女作是发表于1775年3月的一篇反对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令人信服的论文,不管他的一些美国朋友怎么说,他始终是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不妥协的敌人。杰斐逊把后来被删掉的那段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添加在《独立宣言》的草案中,似乎主要是由于潘恩的影响。1775年,宾夕法尼亚州还存在奴隶制;《1780年法令》废除了该州的奴隶制,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法令的序言是潘恩的手笔。

   潘恩即使不是第一个拥护美国完全自主的人,也是最早拥护美国完全自主的人之一。1775年10月,当甚至连后来签署《独立宣言》的那些人也希望与英国政府取得某种和解的时候,他写道:

   我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相信,上帝最终会将美国和英国分开。把它叫作独立,或者你愿意把它叫作什么都可以,如果它是上帝和人类的事业,它就会继续下去。要是上帝赐福给我们,使我们成为只依赖于他的民族:那么就可以用大陆立法的法令来表达我们最初的感恩,这个法令将制止输入黑奴进行贩卖,改善已经在这里的那些黑奴的悲惨命运,并将及时使他们获得自由。

   正是为了自由——摆脱君主政体、贵族统治、奴隶制以及各种专制——潘恩才投身于美国的事业。

   在独立战争最困难的年代里,他白天从事运动,晚上撰写以《常识》为题发表的、令人振奋的宣言。这些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为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英军焚烧了缅因州法尔茅斯和弗吉尼亚州诺福克这两个城市之后,华盛顿在致友人的信(1776年1月31日)中写道:

   除了在《常识》这本小册子中所包含的正确的学说和无可辩驳的推理之外,又添加了几个像在法尔芽斯和诺福克所展现的那种熊熊燃烧的论证,这些论证会使很多人对脱离英国的正当行动不再举棋不定。

   这部著作曾是人们议论的话题,现在只有历史趣味,不过其中有些词句仍然给人印象很深。在指出不但对国王不满,而且对议会也不满之后,他说“人类团体中再没有比下议院更怕失去自己的特权了,因为他们出卖自己的特权。”在那个年头,否认这种莫落的公正性是不可能的。

   这本小册子中既有赞成共和国的有力论据,又有对君主政体可以防止内战的理论的成功驳斥。在概述了英国历史之后,他说:“君主政体和世袭制度……使世界血流成河和化为灰烬。这就是上帝之道证明其不好的那种政体形式,与之相伴随的将是杀戮、流血。”1776年12月,当战争向不利的方向逆转的时候,潘恩出版了一本叫做《危机》的小册子,小册子的开头这样写道:

   这是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在这场危机中,只善于夏战而不善于冬战的士兵和只能同安乐不能共患难的爱国者会怕为国效劳;但是现在仍然坚持为国效劳的人,应该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感谢。

   这篇文章向部队进行了宣读,华盛顿也向潘恩表达了“人们对你的著作的重要性的认识”。在美国,再也没有另外的作家的作品被这么多人阅读过,潘恩本来可以用他的笔赚很多的钱,但是他总是完全拒绝接受任何稿酬。独立战争结束时,他在美国受到所有人的尊敬,而他却仍然一贫如洗;不过,某个州的立法机关通过投票表决拨给他一大笔钱,另一个州的立法机关送给他一座庄园,以便使他能够舒适安逸地度过余生。人们本来可以要求他安安稳稳地过取得胜利的革命者所特有的体面生活。他把自己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向工程,证明铁桥的跨度可以比人们从前认为可能的跨度更大。铁桥把他引到了英国,他在英国受到了伯克、波特兰公爵和其他辉格党显要人物的友好接待。他有一座在帕丁顿建造的、庞大的铁桥模型;杰出的工程师们都赞扬他,看来他可能要作为一个发明家度过他的余生了。

   但是,法国和英国一样,对铁桥也有兴趣。潘恩于1788年访问巴黎,与拉斐特商讨有关铁桥的事情,并向科学院递交了他的计划,在适当耽搁了一段时间之后,科学院以称赞的口气向上级做了呈报。巴士底狱被攻陷之后,拉斐特决定把巴士底狱的钥匙赠送给华盛顿,并把横渡大西洋转交钥匙的任务交给潘恩。但是,潘恩因为他的铁桥事务离不开欧洲。他给华盛顿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说,他会找一个人代替他把“这种早期的专制主义赃物战利品,和美国原则移植到欧洲后的第一批成熟的果实”转交给他。他接着还说:“我丝毫也不怀疑法国革命最终会取得彻底的胜利”,“我建造了一座跨度110英尺、从拱索算起五英尺高的(单拱)桥梁。”

   潘恩对桥梁的兴趣和对革命的兴趣一度曾不分伯仲,但后来对革命的兴趣渐渐占了上风。他希望在英国掀起一场共鸣运动,于是就撰写了《人的权利》,他获得民主主义者的声誉,主要是靠这本著作。虽然这本著作在反雅各宾的反动时期被认为极具颠覆性,但它会因为它的温和和通情达理而使现代的读者感到惊讶。这本著作主要是对伯克的答复,它用相当长的篇幅论述了法国的、发生在同一时代的一些事件。该书第一部出版于1791年,第二部出版于1792年2月;因此,到那时为止还没有必要为大革命辩解。关于天赋人权,书中几乎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词,但是关于英国政府却有许多真知灼见。伯克曾辩称,1688年的革命使英国人民永远顺服于《王位继承法》指定的国王。潘恩辩称,约束后世是不可能的,宪法应当是能够时常修改的。

   他说,政府“全都可以包括在三个项目里。第一,迷信。第二,权力。第三,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人类的共同权利。第一种是僧侣之谋略的政府,第二种是征服者的政府,第三种是理性的政府”。前两种曾合二为一“圣彼得的钥匙与财政部的钥匙成了融为二体的东西,受蒙骗而又感到惊异的民众崇拜这种发明物。”然而,这样笼统的言论很少。该书的主要内容,首先是1789年至1791年底的法国历史,其次是英国宪法与法国1791年颁布的宪法的比较,这种比较当然对法国宪法有利。人们应当记得,1791年法国还是一个君主国。潘恩是一个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他并没有隐瞒这一事实,不过,他在《人的权利》中不太强调这一点。

   除了在少数几个短小的段落之外,潘恩诉诸的是常识。像科贝特后来所做的那样,潘恩以一种应该对财政大臣有吸引力的理由,反对皮特的财政措施;他把小额偿债基金和巨额借款的结合比作叫一个装着木制假腿的人去抓野兔——人和野兔跑得越久,他们就离得越远。他谈到“波特的纸币领域”——完全是科贝特式的短语。事实上,正是他的那些关于财政的著作,使科贝特从前的敌意变成了赞誉。他对于世袭原则的反对,当初曾使伯克和皮特感到惊恐,而现在却成了甚至包括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内的所有政客的共同基础。他的风格也不总是蛮横无理的:它敏锐、强劲、坦率,而远非像他的对手的风格那样恶言谩骂。

   然而,皮特决定通过起诉潘恩和查禁《人的权利》来开始其恐怖统治。据他的侄女赫斯特·斯坦诺普夫人说,他“常说汤姆·潘恩完全是正确的,但接着他会补充说,我该怎么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要是支持汤姆·潘恩的看法,我们就会有一场血淋淋的革命”。潘恩用蔑视和煽动性的演说回敬起诉。但是9月大屠杀开始了,英国托利党人的反应越来越激烈。诗人布莱克——他比潘恩更老于世故——劝他说,他要是待在英国就会被绞死。于是他就逃往法国,在伦敦只差几小时,在多佛尔只差20分钟,逃脱了前来逮捕他的警官;在多佛尔,因为他身上正好带着一封华盛顿新近给他的措辞友善的信,当局就让他通过了。尽管当时英国和法国尚未开战,但多佛尔和加来属于不同的世界。潘恩曾被选为法兰西荣誉市民,还曾被三个不同的选区选入国民公会,现在欢迎他的加来,就是这三个选区中的一个。“邮船进港时,军舰上礼炮轰鸣;沿岸响起一片欢呼声。当加来的这位议员踏上法国的土地时,士兵们为他夹道护驾,官员们和他拥抱,他们把民族帽花结戴在他的头上”就这样通过了美女、市长等一系列法国常规的欢迎仪式。

到了巴黎,他并没有表现得谨言慎行,而是表现出了更多的公益精神。他希望——尽管发生了大屠杀——发生一场像自己曾在美国帮助发动的那种有秩序的温和革命。他同吉伦特派成员交朋友,不愿把拉斐特(当时正失宠)想得很坏,并且继续以一个美国人的身份对路易十六在解放美国中所起的作用表达感激之情。他因为自始至终反对处死国王,所以招致雅各宾派的敌视。他先被逐出国民公会,后又作为外国人被投入监狱;在罗伯斯庇尔执政期间他身陷囹圄,罗伯斯庇尔下台后还被关了几个月。在这件事情上,法国人只有部分责任;美国公使古费尼尔·莫里斯也同样应当受责备。莫里斯是联邦主义者,他偏袒英国,反对法国;再加上潘恩在独立战争期间曾揭发他的一个朋友贪赃舞弊,所以莫里斯对潘恩怀有个人夙怨。他坚持说潘恩不是美国人,所以对潘恩无能为力。华盛顿当时正在秘密地与英国议订《杰伊条约》,所以对于潘恩处于无法就美国反动舆论开导法国政府的境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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