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以财 刘志民:“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现状评析与提升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3 次 更新时间:2020-04-06 22:5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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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以财   刘志民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是利用多种话语及形式,通过建构价值规范、培育社会权威,为沿线各国高等教育之间的平等对话提供平台,并争取更多的国际认同,最终形成的能够影响“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发展的力量及其组合。当今高等教育话语权主要由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占据三分之二席位的亚非国家高等教育话语的发展相对滞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一带一路”朋友圈的扩大,中国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高等教育话语权塑造意识。“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务实合作丰富了高等教育知识生产的资源,提升“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迎来了契机,但长远看,其仍然面临着不小的困难与挑战。对此,应推进话语平台建设,强化“共同在线”;重视话语智库培育,实现“共同在场”;促进民间外交的适时跟进,唤醒“人之同感”;坚持内培外拓的策略取向,培育“公共空间”;进而提升“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建设水平和话语权,促进与沿线国家高等教育的共同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高等教育;教育合作;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教育共同体;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话语实践

   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SJKY19_0624。

   作者简介:朱以财,男,江苏新沂人,博士研究生,从事高教管理与比较教育研究;刘志民,男,陕西临潼人,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育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江苏 南京,210095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六年,日益获得全球关注,成为近年来中国提出的最为成功的外交话语表达,充分体现中国坚定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决心和信心[1]。教育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提出:“聚力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2],“推动教育深度合作、互学互鉴,携手促进沿线各国教育发展。”[2]需要指出,培养适应并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才,不仅对中国来说显得尤为紧迫,同样也是沿线国家的重要关切。在此现实背景下,共同打造“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高等教育之间的交流、合作与融合,为推动沿线不同文明互鉴共荣、服务区域繁荣发展提供智力支撑,是中国高等教育应有的担当和行动,理应引起学界的关注与重视。

  

   一、“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对如何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与发展、促进高等教育人才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立体化、复合式联通[3]8,近年来学界进行了持续探索。周作宇、马佳妮提出,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应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目标的界定应超越民族国家利益的局

   限。[4]42周洪宇、胡佳新进一步阐释,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头戏,应打造一个教育共同体,搭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外高等教育多边合作格局。[5]李盛兵强调,“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是一个多层次的教育合作体系,中国应积极搭建区域高等教育合作平台,增强和扩大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国际影响力。[6]辛越优、阚阅认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应当超越经济发展水平障碍,以构建高等教育发展命运共同体为目标,联合沿线国家共商高等教育合作与发展大计、共建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平台。[7]朱耀顺则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积极同沿线国家合作,努力建设高等教育共同体,成效明显,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需要健全交流沟通机制,稳步推进同沿线国家的教育政策沟通。[8]根据刘进等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的官员、学者的访谈分析,沿线国家普遍认为在高等教育领域加强与中国的务实合作可能影响“一带一路”沿线高等教育发展的走向,建议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研究。[9]综上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学界已达成共识,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等教育扮演着特殊且重要的角色[10]。

   只有拥有话语权,才能保证大学寻找到一个健康发展的轨道。[11]同理,也只有拥有话语权,才能将“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引向深入。具体而言,交流与合作必须建立在主体间平等对话与理解的基础之上。然而,当今高等教育话语权主要由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4]47,中国以及占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三分之二席位的亚非国家高等教育话语的发展相对滞后[12],这使得“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缺乏与世界高等教育平等对话、协商的基础。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如何提升“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话语权,把“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将是一项不亚于“一带一路”政策实施本身的艰巨任务。

  

   二、“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理论诠释

  

   “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究竟是什么?其基本的理论来源又有哪些?这些需要我们从多个视角进行透视,以厘清其内涵与外延。

   (一)“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的缘由

   共同体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13],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共同体的内涵得以进一步的丰富和延伸,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动态性和情境性的概念。[14]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等人指出,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加速了教育要素的全球流动,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更显迫切。[15]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开始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开启了多边合作进程,包括共建共享教学资源、建立共同体等。比尔肯斯(Eric Beerkens)认为,作为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一种松散性合作形式,高等教育共同体具有兼容性、互补性和协调一致性。[16]在共同体中,合作关系可以使双方保持各自独立,又能促进双方结合自身优势,构建统一的目标期望,建立相互信任的协同关系[17]。“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正是基于“共同体”的特定内涵和要求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场域环境而构建起来的一个求同存异、互补互促且不牺牲自我文化认同的高等教育体系。具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以及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企业、社会之间,以自然契约和心灵契约为纽带,按照地域内在联系、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通过构建共同愿景、建立机制、搭建平台、同享资源等形式,把沿线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引入到一个互联互通、开放包容、协同创新、共享持续和共同参与的多边合作框架中。

   不难理解,“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不单是一个地域概念,还是一个具有相同时代发展背景、高度价值认同的利益联盟,其不仅汲取了世界历史文化中全球发展的逻辑思维,而且传承了中国大同文化的历史精髓[18]。联盟依靠政策、机制来约束、规范成员的合作行为,推动成员国高等教育的共同发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各国充分尊重对方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不对他国提出硬性制约,以共生、共存、共在、共赢为目标,以多边和多元文化合作为原则和基础,力求使每一个合作主体都能参与到本国知识和能力的创造进程中[4]47。

   (二)“话语权”及其思想理论渊源

   “话语权”由“话语”和“权”两个语素组成。“话语”一词对应英文“discourse”,其最初源出自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提出的“言语”(parole)概念。索绪尔认为,“语言”是言语活动中一个确定的、首要的环节,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组织为了使个人能够行使这一机能所采用的必不可少的规约[19]16;“言语”则是为了实现传播目标而对语言的实际运用,是“至少要有两个人参加”的行为[19]18。语言学语境下的“话语”是一种思维符号、信息代码和交流工具,是人们在互动中对语言的实际运用,一般指对话、演讲、讨论等,与“言语”近似。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借助话语工具,彼此间进行各种信息的传递、观念的表述和思想的交流。[20]但是,在更多情况下,“话语”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一些话语不再仅仅作为语言交往和思维工作在使用,而被赋予了独特的含义,传递着特定的价值观,并构建出特定的知识和价值体系[21]。

   将“话语”赋予更多的社会意义和语义内涵的当属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他看来,“话语”并不是一个由简单事物和表层词汇混杂而成的符号结构,而是被置于复杂的社会网络中,成为构成人类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活动的方式。换言之,“话语”是人类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与世界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一种“话语”关系。福柯同时指出,“话语”的生产是根据一定程序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的,“话语”意味着社会组织按照相关规约将自身的知识、意义、价值在社会中传播,以此培育社会权威,并为其他社会团体所认同、接纳甚至依赖的动态实践过程。[22]

   对于“话语权”的另一个重要语素——“权”,学界曾有过争议,主要在于“权”究竟应是一种“权利”(right)还是一种“权力”(power)的不同释义[23]。与“权”的双重含义相对应,有学者提出,“话语权”是人们为了传递信息、交流思想而获得的话语表达的“资格”[24]。而有学者则认为,“话语权”是话语主体利用所言话语以及话语蕴含的文化理念、价值观等对另一主体的思想和行为施加的影响力[25],即能影响他人和制约他人的强制力。对于这种异见,福柯提出了话语与权力的结合,以及“话语是权力,人们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这一经典诠释[26]。福柯指出,“话语”表面上只是对事实的陈述,但“话语”同权力之间是相互建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27]英国学者霍尔(Stuart Hall)也认为,话语虽然只是一种信息传递符号,但它是权力运作方式的体现,可以输出共认的规范、实践与知识。[28]随后,经过多学派的批判和质疑,逐渐达成一种化异求同的共识,即权力是社会行为体之间彼此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力量聚合,“话语权”不单指获得话语表达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要保证话语的有效性和权威。因此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每个人都拥有说话的权利,但并非所有的话语表达都能生成有效性和权威性,从而折射出权力。“话语”的背后隐藏着知识的生产和权力的争夺等复杂关系[29],“话语权”的获得与失去,直接关系到话语能否实现预期目标,以及社会关系主体之间能否处在平等对话的势位上。基于此,本文认为,“话语权”是指一定的话语体系,在获得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能够有效控制、柔性支配或影响他人及社会发展方向的力量,是自然演进形成的一种软实力。“话语权”一旦被建构,就会通过教育、媒介、制度等话语进行外化,成为主流价值标尺与社会规范的传递权威,从而产生广泛的认同,最终在实践中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三)“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的生成逻辑

   获取和维持话语权,需要持续的话语实践活动。“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不是单纯的概念叠加,也并非简单地将话语权置于“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背景下就能解释清楚的,其本身是一个整体性概念,究其理论源头,它与话语权的概念是相通的。因此,有必要结合话语权的来源与出身,在扩大的视野中对其进行延伸解读。

“话语”是一种知识学科体系,其之所以能够形成权力,主要是知识对社会的规约和对思想的建构。无论是话语权,还是“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话语权,其“话语”的本质是相同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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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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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大学教育》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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