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维斌: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产生、演变及其特点

——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5 次 更新时间:2020-04-01 10: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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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维斌 (进入专栏)  
推诿扯皮、敷衍了事;有的干部管理能力弱、专业素质不高,群众正常的防护救治得不到保障,人为扩大疫情。还有一些地方过度反应、层层加码;一些基层干部法治意识不强,过度执法、粗暴执法。诸多情况均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存在较大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

   (十一)开放合作的科学精神

   全球化时代,面对重大风险和挑战,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独善其身、置身事外,需要加强协作、相互支持。“即便是全球性与本土性的对立也因风险而出现了短路。新的风险类型既是全球化的,也是本土化的。”{10}在全球化的今天,传染病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敌人,亟待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早在2019年12月,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出现不明肺炎患者时,中国疾控部门就向世界卫生组织(WHO)和有关国家疾控机构通报疫情,分享病毒样本,联合开展研究。在信息共享、病毒研究、药品同情试用、疫苗开发等方面,中国政府和卫生机构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合作,获得了积极的支持和帮助,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国际卫生组织对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国际组织的肯定和相关国家的支持,有助于增强人们战胜疫情的信心。

  

   四、社会风险的特点

   疫情的暴发、扩散与防控暴露和引发了诸多社会风险。这些社会风险既有全球化时代的共性特征,也有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独特国情和治理体系的个性特点。

   (一)风险扩散具有跨界性

   由于开放性、流动性和连通性增强,现代风险往往是跨界的,突破空间限制,迅速扩散蔓延。风险的跨界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跨越一国之内不同行政区域的边界,另一种是跨越国界。

   新冠病毒肺炎首先出现于武汉市,由于认识不清、防控不及时不到位,致使其迅速扩散开来。与武汉相邻地区的黄冈市、孝感市等地方的感染人数急剧增加,与武汉市和湖北省其他地区人员往来比较多、比较密切的广东、浙江、河南等省,尤其是深圳、广州、温州等市流动人口多,感染人数也比较多。疫情传播扩散呈现地域上的圈层化特点。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均具有强大的统筹能力。在上级政府的统筹下,全国一盘棋,各地在做好各自防疫工作的同时,根据需要相互支持。因此,总体上国内的风险跨界没有导致跨界的争端。即使民间偶尔有以邻为壑的错误做法,也很快得到纠正。

   全球化时代,国际人口流动和社会交往十分频繁,如果发现和管控不及时,局部的风险很可能演变成为跨越国界的风险甚至全球性风险。新冠肺炎发生后,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一些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疫情较为严重。珍妮·X.卡斯帕森、罗杰·E.卡斯帕森研究指出,在跨界风险特征中最明显的一点是,它们存在风险的社会放大或弱化的极大可能性。如果风险的来源国家和接受国家之间存在历史冲突、文化差异或正处于紧张关系等问题,即使是很小的风险“出口”的可能,都可能引发大范围的媒体报道、社会关注、公众担忧和。{11}他们所说的跨界风险是指不同国家之间的风险关联和转移。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社会风险同样具有跨越界的特点,引起国际社会不同的反应,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议题。

   (二)区域化风险与内部化风险并存

   大量病例表明,新冠病毒肺炎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受感染者主要是与疫源地武汉市的病人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全国各地在武汉“封城”以后,纷纷启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一级应急响应,实施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使得疫情风险以行政区域为单位得到不同程度的管控。但是,由于感染人数多、用于传染病防治的医疗资源紧张,一些地方特别是武汉市没有能够及时采取有效防治措施,人为加剧了传染的风险,造成一段时期内受到感染的人数大幅度上升。此外,紧急收治新冠肺炎感染病人,也一度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看病就医。党中央发现这一情况后,多批次从军队、全国各省(区、市)调集医护人员和应急物资支援武汉和湖北各地。封控措施将传染病疫情的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行政区域内,阻止了局部风险向外扩散蔓延。但是,不同行政区域的初始感染人数、医疗资源和社会治理能力存在差异,有的地方医疗资源紧张,防控措施失当,使区域化风险在家庭、社区和行政区域内部扩散、加重。

   区域化风险和内部化风险相互联系,是中国独特体制下的风险传播特点。强大的行政力量干预,一方面将风险控制在一定的区域内,切断了风险传播的途径;另一方面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增加区域内部风险,加大风险治理难度。

   (三)单一风险向综合风险转化累积

   全球突发事件变化的特点之一,是突发事件本身具有更多的复合、多变和衍生性,带来的结果具有更强的严重性和放大效应,成为一个复杂的巨系统。{12} 与突发事件的特点相一致的是,当今世界各类风险常常是复合、多变和衍生的,一个突发事件会引发一系列关联性风险。新冠病毒肺炎首先引发的是公共卫生风险,是单一的健康安全风险。在疫情发展和应对过程中,又衍生出多种相关风险,例如,生活保障风险、社会信任风险、经济安全风险、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风险等。现代化越深入发展,社会的联系越紧密,相互依赖性越强,社会越脆弱,相互联系和支撑的链条中任何一个小的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整个机器停止运转,使社会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现代化越发展,风险的综合性越强,不同的风险之间相互加强,最严重的后果是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

   (四)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交织叠加

   从引发风险的原因来看,主要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类,人为因素又有技术性和制度性两个方面的因素。尽管现在还不能准确判断新冠病毒与哪种动物有关,但是,无疑它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的。这样的情况在人类历史上经常发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冠病毒肺炎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自然引发的风险。

   如果不是人们的特殊饮食偏好,这种自然风险产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新冠病毒肺炎又与人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是人为导致的后果。疫情刚开始时,如果能够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疫情扩散的风险就要小得多。采取严厉防控措施后,如果各项措施科学合理、周到细致,出现区域性、局部性无序和恐慌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各地启动一级响应后出现的各类问题,很多是应对不力造成的。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交织叠加是现代社会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现代社会的风险主要是人为的治理性风险,根源在于治理制度不完善、治理能力不强。

   (五)风险的建构性越来越明显

   根据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建构性风险的大小取决于受到客观性风险影响的感受性,这种感受性又与人们自身的知识水平、价值观念以及所处环境有关。所谓“放大”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术语,涵盖了风险信号增强和减弱的双重情况。{13}严重威胁人们健康的疫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风险。但是,对于这种健康安全风险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类风险发生的概率、可能的危害性等的感知能力又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放大或者缩小客观因素造成的风险。因此,当代社会风险在相当程度上是人们感知并相互作用的结果,具有很强的主观构建性。绝大多数中国人经历了2003年抗击SARS疫情的考验。这种经历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奠定了有利的心理基础,面对隔离、社区封闭等管理措施,人们能够理解和配合,减少了可能的恐慌、冲突。与2003年相比,中国社会信息化水平大大提升,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多、更便捷,对风险的感受能力在增强。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身安全的要求更高,对风险的承受性却在下降、减弱,一强一弱使得过去看来很小甚至可以忽略的风险,今天却极有可能演化为一场风暴。社会风险的主观建构性增强,表现在社会舆论、社会心理对社会风险的影响越来越大。当代中国社会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乡村走向城市、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各类社会风险的建构性一定会越来越强,影响着传统意义上的客观风险。

   (六)普通群众受到风险的影响更大

   很多研究表明,现代社会中,对风险的承受力代替了财富分配成为衡量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换句话说,社会风险的承受能力与社会阶层地位成正相关,社会地位越高抗击风险的能力越强,反之亦然。贝克指出,风险总是以层级的或以阶级而定的方式分配的,风险是附着在阶级模式上的。财富在上层集聚,社会风险在下层集聚。{14}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最大的是普通群众,特别是中下收入群体、弱势群体。无论从健康防护的角度还是从就业、收入、生活等角度来看,他们都是最脆弱的群体。对于普通群众、农民工、城市中低收入者来说,隔离期越长对他们的就业、收入、生活和子女教育影响越大,陷入贫困的可能性也越大。在巨大灾难和重大风险面前,看起来人们是平等的,无人能够幸免,实际情况是,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是有差异的,社会中下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到伤害。

   (七)潜在的风险可能是长期的巨大的

   风险之所以成为风险一方面是客观因素所致,另一方面是人们认知能力所致。风险之所以成为现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人们无知和盲目乐观对风险浑然不觉,或者出于某种因素的考量抱有侥幸心理隐瞒不说,放任了风险的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发展,抗击疫情的战斗仍在继续,相关风险仍在扩散、衍生、变异,影响全国乃至世界的健康安全、经济发展、生活秩序、社会稳定。风险三角形理论认为,致灾体的危害性、承灾体的脆弱性与应急管理的抗逆性(resilience)之间呈现此消彼长的复杂关系。{15}就本次疫情而言,病毒的危害性、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和社会发展的脆弱性、治理能力的不适应,共同促成了各类风险的产生、累积和叠加。从短期来看,通过紧急时期和战时状态的特殊措施,疫情一定会被控制。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特定时期的特殊措施也一定会带来很多可以预期或难以预期的风险,例如,对于服务贸易、商业、交通运输、生产制造、教育医疗、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中长期影响,可能导致中小企业生存危机、普通群众就业困难、人们收入减少、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债务违约、通货膨胀、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信任危机、心理健康等问题。应急状态下的举国体制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应急处置具有独特的优势,但是可能引发的关联性潜在长期风险也可能是巨大的。

   (八)风险有望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机会

   “风险不同于毁灭。它们不涉及已经发生的损害。不然的话,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会破产。”{16}有风险不可怕,可怕的是对风险的冷漠、恐惧、无为和健忘。风险不都是损失,如果预防和处置得当,风险也会变成收益。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与各种灾难和风险斗争的历史,中华民族也是在历经各种磨难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21世纪以来,无论是SARS疫情、还是汶川特大地震,不仅没有打垮中国人民,反倒使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更加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更加健全,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不断创新。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提出要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此次会议预示着,更加全面的反思和改革将随着疫情的结束而陆续展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付出的沉重代价一定会在更加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更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中得到补偿。

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波澜壮阔,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独一无二,具有时空压缩性。正是在这样独特的巨型现代化过程中,各种风险挑战前所未有。面对巨大的人口规模、辽阔的国土面积、不平衡的区域发展、待完善的经济社会基础设施、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复杂局面、独特的治理体系、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国际环境,其他国家常见的、微小的风险到了中国都可能演变为巨大的风险挑战甚至灾难。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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