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注意贾平凹这个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81 次 更新时间:2020-03-31 15: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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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 (进入专栏)  

  

  

   实际上,本文标题早在1985年也就是距今35年前就拟好了,我却一直没有把文章写出来。这期间我写过一些关于贾平凹的文章,但大都是出于工作原因从编辑角度谈论他的,譬如1986年我在陕西《文学家》(大型文学双月刊)主持工作,为他开“陕西中青年作家研究·贾平凹专辑”的时候;譬如1993年我在北京为他的长篇小说《白夜》当责任编辑的时候,都曾经以对话录的形式与他做过交流。那种形式的交流,我作为编辑主要是想引出他的谈论,我自己并没有或者说很少对他的作品做出评价。2006年以后,我在写作长篇小说之余开始写作思想随笔,到今天已经累积三百多万字,其中有一些篇什是谈论文学的,譬如《文学应当有一条哲学的通道》(2007-5-16)、《在思想者阵地上没有中国当代文学的身影》(2008-3-21)、《在舒适的不自由中死去》(2008-5-8)、《十问王蒙》(亦名《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期吗?》,2009-12-3)、《中国离诺贝尔文学奖有多远?》(2010-10-8)《中国文学的当下处境和未来发展》(2012-8-26),等等,其中牵涉到陕西籍而在全国处于第一方阵作家的,还有谈论路遥的文字,谈论陈忠实的文字,然而我却没有写一篇在我心目中占有特殊位置的关于贾平凹的文字。我曾经问自己:“你怎么一直没写贾平凹呢?”这是很难用一两句话回答的问题。

  

   记得,和贾平凹初识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已经开始磕磕绊绊地写小说了。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经路遥当责任编辑在《延河》发表,后来经白描当责任编辑又在《延河》发表了第一个中篇小说《小路》(这是《延河》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创刊以来第一次发表中篇小说),虽然我当时还身在延安,却已进入陕西省业余文学创作队伍,能够参加陕西省作家协会组织的活动了。我大概就是那个时候认识陈忠实和贾平凹的(和路遥认识要早些,我们是大学同学)。我关注着陕西文坛最让人瞩目的这三个人,我当时心理上对他们的排序是:陈忠实——路遥——贾平凹。这个排序与他们三个人发表作品的时序有关,当时他们最重要的作品都还没有发表出来。

  

   1985年我调到西安并且开始主持《文学家》工作的时候,贾平凹早已跳离儿童文学写作,创作并发表了以《商州三录》为代表的一系列散文作品,这意味着贾平凹正在形成自己的文学品格,他在我心目中开始占有最重要位置,如前所述,当我在《文学家》上为陕西中青年作家开辟研究专辑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将贾平凹排在第一位推了出来(有趣的是,由于专辑收录一篇纪实性文章,我和贾平凹还被人告上了法庭,共同当了一次被告,在料理这桩不得不应付的官司过程中,我对贾平凹这个人有了更直接也更深切的了解),在那期专辑中,我和贾平凹有一篇关于文学的长篇对话,我印象主要谈的是他的散文作品——我是把他作为散文家而非小说家看待的。那时候我对贾平凹散文有一种固执的偏爱,在我看来贾平凹散文已入无人之境,在中国文坛没有对手了。就在那次谈话之余,我颇为郑重地在札记本上写下了本文标题,准备找机会写一篇文章,有感而发,谈谈贾平凹其人及其散文的文化渊源或者文化底蕴,然而就像我开头说的,一晃儿35年过去了,我却一直没有把这篇文章写出来。

  

   35年以后,我终于决定要写一写贾平凹了。现在写这篇文章,由于有了贾平凹作品的大量积累,有了新时期文学完全崭新几乎可以说是整体的样貌展现,谈论的角度与当时已有很大的不同,景深更大了,视界更宽广了,某些部分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但基本骨架,也就是我对贾平凹作品的基本看法没有发生改变,所以我仍沿用这个标题。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节省篇幅,我将尽可能不介绍作品内容,这虽然会给没有读过贾平凹作品的读者造成一定程度的阅读困难,但是也有好处,那就是有利于我对贾平凹这个人做带有某种抽象意义的观念表达。

  

  

   就世界范围来说,文学,尤其是小说,我认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一种是社会历史的,一种是观念哲学的,一种是文化情感的。当然,三者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很多时候它们是综合到一起的,只不过某种类型的特点更加凸出而已。特点越凸出,辨识度越强。譬如雨果的长篇小说《九三年》,虽然有社会历史的外壳,但其内里或者说作品的内在张力仍旧是观念哲学的,与《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笑面人》、《海上劳工》等长篇小说没有什么不同,浪漫主义文学大概都可以归结到这个类别中去。其他诸如萨特、加缪、艾因·兰德等哲学家的小说,文学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更可以被归到这个类别中去。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拥有更多社会、历史的特征,无法认为它是文化、情感的;《水浒传》毫无疑问是社会、历史的;《红楼梦》在我看来则是文化、情感的,尽管它骨子里有社会、历史因素作为骨架;《西游记》是观念、哲学的,你从那些妖魔鬼怪故事中无法读出历史,却可以读到吴承恩先生的观念和思想。其他诸如《聊斋志异》则一定是文化、情感的,不大可能从这部作品中寻找到哲学或者历史的东西。这种划分,当然是很粗略的,也许很多人不赞同,但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且把它“暂存”在这里。

  

   贾平凹作品属于哪种类型呢?在我看来大体上是可以归为文化、情感类型,或者说贾平凹作品是有厚重潜沉的文化渊源的,这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可以说独树一帜,没有第二人。这种特点,在贾平凹作品中一脉相承,并非兴之所至,偶然为之。这固然与贾平凹喜爱中国古代文化经典,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受到广泛而直接的影响有关,但是一个作家内在品格的形成并不这样简单,它一定与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感应世界的方式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就构成了贾平凹不同于任何人的文化印记,我们可以从《商州三录》等大量散文作品中,从贾平凹一系列长篇小说中寻摸到这种印记。贾平凹在新时期作家中不可替代,正是源于这种无可替代的文学品格和艺术个性。

  

   贾平凹作品自成一体的文化印记吸引了一批读者,同时也让一批试图从文学中寻找社会、历史踪迹并试图从中攫取精神慰藉或者人生答案的人感到不满足。除此之外,更有个别所谓的评论家(我一向认为依附在作家协会体制上的中国文学评论界极为肤浅极为功利极为不健康)用与文学评论毫不沾边的所谓“文学评论”恣意诋毁他污损他,在一部分读者中造成消极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妨碍或者说削弱了贾平凹作品的正面影响。贾平凹没有对此做激烈反应,一如既往地写作着发表着。我对贾平凹特有的沉静与肃然充满了敬佩,这种敬佩由来已久。由于中国独有的作家协会体制的原因,在人生姿态上,捧文学这碗饭的作家、批评家拥有独特(我不在这里奢谈“独立”吧)人生哲学的人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逃脱司马迁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路数,所谓的“文坛”成为了进行权力争斗、交换各种利益的肮脏之地,贾平凹是我看到的极少数清心寡欲既不追逐权力亦不追逐以文学手段为稻粱谋的人,文学本身就是他精神生活的全部,这样的人的精神生活不可能不是孤独寂寥的。

  

   贾平凹的人生哲学与先秦老子、庄子以及东晋陶渊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老庄哲学或者陶先生之“隐”却并不是他人生哲学的全部。他的此种人生姿态必定会反映到作品中来,而这也正是中国新时期文学背景下贾平凹作品特殊的价值魅力之所在。在近现代还很少有人如此平淡而又深刻地以文学的方式表现当代意义上的文化中国。尽管他有意间移了作品人物与现实的距离——甚至在给作品人物取名上——也很少触及当代生活中尖锐的社会、历史问题,然而在我看来贾平凹是同时代中国作家中对中国意象和中国人灵魂的最深刻也最独到的观察者、体验者和表现者。无论“废都”意象中的知识分子,还是出没在其他小说中的各色人等,都在沉隐的状态中直击了当代生活,不同点在于,他再现的并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现实(寻常)之在,而是经过艺术的变形处理的精神图景,一幅需要远距离观察和近距离欣赏的精神图景。贾平凹作品的这种特质,会随着时间的延展越来越凸出地显现出来,甚至可以说,“时间”是贾平凹作品魅力“显现”所需要的唯一条件。这意味着贾平凹作品远远地走到了读者的前面,它们需要等一等读者跟上来。时间越是沉淀,读者将越会发现贾平凹作品与时代的贴合有多么紧密,以至于多少年以后,人们只有藉着贾平凹的描述,才可以了解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和中国人,当然,那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和中国人。

  

   成天浸淫在中国现实中的中国读者尚且与贾平凹存在着如此大的距离,更何况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的外国人了!2012年,当我听说挪威那帮子人(这里绝无贬义)决定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时,我曾经感慨道:“他们误读或者盲读了中国文学。”言外之意,在中国有远比莫言更好的作家——如果你对中国文化源流及其发展路径有更好了解、对新时期文学作家群体有更深刻观察的话——我指的是贾平凹。

  

   这里显然有比如何看待贾平凹更值得探讨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个时间点上事实上是被中断了,这一点,与秦王朝终结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多元、百家争鸣的局面极为相似。中国历史无数次证明,大一统并非必然意味文化博兴,反之,社会失序反倒是文化发展的难得良机——没有周王室衰败、诸侯国争霸的历史背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方技家等所谓的“百家”,就没有机会登上历史舞台;没有三国到两晋时期频繁的战争动荡,国之不国,也就不大可能出现以“魏晋风骨”入史的魏晋文学;没有清王室崩解、军阀混战,中央政权难以统摄江山,更不可能以中国近现代史上罕见的规模涌现出一大批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植物学家、地质学家等大家。

  

   简单说,大一统首先意味着思想空间狭小,自由感缺失,精神创造带有明确的国家权力导向痕迹,这意味着精神创造距离精神创造的真实旨意背道而驰渐行渐远;而一定程度的社会失范,反倒为用精神行走的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几乎成为一种被反复验证的规律。不要说危险的“异端邪说”,即使是作为国家正统的儒学,也难逃这种规律的制约。譬如,从两宋到明代,儒学的血统实际上已经很不纯正了,佛、道的侵入,把它改造成了一种与早期儒学有很大不同的出世之学,丧失了格物致知的学问姿态,不能不说与社会政治情势的演变(中央集权不断被强化)有关。如果说这是中国文化的宿命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种宿命绵延不绝,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这是中华民族持续不断的精神疼痛,这种疼痛一直延伸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过往不久的“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在中国人精神肌体上所造成的伤口还没有愈合,每一个中国人都还感觉得到锥心的疼痛。

  

有了上述见解,我们就可以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起时,历经数十年文化蛮荒和文化摧残的中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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