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刚:作为第一哲学的被给予性现象学——马里翁对经典现象学的激进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4 次 更新时间:2020-03-30 21: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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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刚  

   原发信息:《哲学动态》2019年第6期

   内容提要:现象学的最终抱负是重建第一哲学。胡塞尔曾试图以超越论现象学这一经典现象学的形式实现这一抱负。但马里翁认为,经典现象学的三条原则各有其局限性,并不能保证现象学承担第一哲学的使命。他提出“有多少还原,就有多少被给予”的新原则作为最终原则。这一原则确保了“被给予性”才是第一哲学所孜孜以求的首要者或开端。因此,真正能充当第一哲学的乃是被给予性现象学。

   关 键 词:被给予性/现象学/第一哲学/还原

   标题注释: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法国现象学中的激进主义研究:列维纳斯、德里达与马里翁”(15AZX016)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一、第一哲学的重建与现象学的使命

   作为方法(如本质直观、还原、发生分析等),现象学已经成为当今哲学的一种基本思考方式。这是现象学运动的首要意义,但现象学运动的意义远不仅此。早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就已经被理解为一切哲学的“根”或“开端哲学”,即“第一哲学”。他说,只是“通过新的超越论现象学的出现”,才“初步出现了一种真正的和正确的第一哲学”。①所以胡塞尔要尝试“赋予现象学以第一哲学的理念所要求的发展形态,即以最彻底的哲学的自身意识,以绝对的、有条理的必然性自身形成的开端哲学的形态”②。而这正是现象学的真正使命所在。胡塞尔赋予现象学的这一使命,为当代现象学的主要代表马里翁(Jean-Luc Marion)所继承和强化。不过,不同于胡塞尔的是,马里翁认为,真正能充当第一哲学的,不再是超越论的现象学,而是作为其激进形态的被给予性③现象学。然而,被给予性现象学何以能担此重任?

   在真正进入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对现象学与第一哲学(包括与其关系密切的形而上学)的一般关系作一简要梳理。“第一哲学”最早由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出,而“形而上学”恰恰也是由《形而上学》这本书而得名。所以“第一哲学”与“形而上学”分有同一起源。同时,它们的研究对象在起源处也是同一的: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明确将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本原”“最高的原因”或“最初原因”,而这“最高的原因”或“最初原因”又被他认为是“作为存在的存在”。④另一方面,“作为存在的存在”或“存在本身”(它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ousia[实体或本质])⑤在后世又被视为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这也开启了后世将形而上学与第一哲学相混淆的传统。但严格说来,第一哲学与形而上学的这种重合只是偶然的:因为就其本性而言,第一哲学是以第一者、开端、最在先者为研究对象的⑥,后者并不必然就是作为存在的存在或“ousia”,所以现象学虽然往往与形而上学相对立⑦,但并不因此反对第一哲学。相反,如胡塞尔所期许的,成为“一种真正的和正确的第一哲学”恰恰是现象学的最终抱负。这是立志要成为20世纪哲学本身的现象学所不得不承担的使命⑧,因为正如马里翁所说:“对一种‘第一哲学’的要求,对其同一性和其建立的决定,从来都不是可选择的,也不是外在于哲学之为哲学的。”⑨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马里翁在其“现象学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论溢出》中继续其第一部《还原与给予》的基本论题,再次论证“现象学是第一哲学”这一论断的合法性,从而为胡塞尔恢复名誉,表明胡塞尔在形而上学之外打开了一条通往第一哲学的崭新道路。⑩当然,马里翁不再像胡塞尔那样以超越论现象学为第一哲学,而是以他所提出的被给予性现象学为第一哲学。然而这究竟如何可能?

  

   二、经典现象学诸原则之限度

   马里翁之所以能重新断言现象学即第一哲学,是因为他认为唯有现象学才真正确立了第一哲学所追求的首要之物——既非亚里士多德的“ousia”,亦非托马斯?阿奎那的“原因”,也不是笛卡尔-康德-胡塞尔的“我思”(无论是纯粹的还是不纯粹的),而是现象的“被给予性”。而这又由他本人所揭示出来的第四条现象学原则——“有多少还原,就有多少被给予”(11)——所确立。因此,这一原则虽然是最后才被揭示的,却被视为第一原则。(12)相比于这一原则,现象学的其他三条原则就显得不够彻底:它们或者仍保有传统形而上学的框架,或者并不是现象学的本己原则。所以,首先必须揭示出这些原则的限度,才能凸显出那最后的、同时也是首要的原则如何“确保被给予性这一新领域的首要性”(13)。下面让我们依次考察。

   现象学的第一条原则是“有多少显现,就有多少存在”。针对这一原则,马里翁明确指出它有两点局限性:其一,“它保留了清楚的形而上学起源”。这不仅是“因为它来自于形而上学”,还“尤其是因为这一表达运用了表象( )/存在这一对子,它满足于……颠倒这一对子的完美的形而上学装置:表象通达存在的层次,但是它们的二元性继续存在着,丝毫未被触动”(14)。在传统形而上学中,存在决定表象或显现,表象未必能通达存在;但在胡塞尔这里,显现可以通达存在,甚至决定存在。用米歇尔?亨利的话说就是,这条原则把存在还原为显现,显现决定着存在:“显现与存在,尽管有这种被认为的……本质的同一性,却绝不处于同一水平上,它们在本体论上的地位……完全不相同:显现是一切,而存在却没有任何地位。或者宁可说,它只是由于显现而显现出来,并且仅就此而言才存在。……只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力量起作用……就是显现的力量。”(15)所以亨利认为,这一原则说的其实是:“存在就居于显现之中,并且完全溶解于显现之中……没有任何存在本身是不同于显现的,没有任何存在不能被不折不扣地还原为显现。”(16)但虽如此,在马里翁看来,“显现与存在”这一对子中仍保有二元性这一形而上学的装置,只是把这一装置颠倒了:不再是存在起决定作用,以存在为尺度来衡量显现;而是显现起决定作用,以显现为尺度来衡量存在。但颠倒的二元性仍是二元性。所以马里翁认为这一原则最终仍未彻底摆脱形而上学。

   其二,这一原则“既没有阐明这一操作(即‘颠倒’传统形而上学中表象与存在这一对子——笔者注)为什么要付诸实践,也没有阐明它如何——亦即由还原——付诸实践,它们在这里公然缺席”(17)。换言之,这一原则缺少还原的担保与操作。虽然这一原则实际上说的就是把存在还原为显现,但毕竟还原在这里仍付诸阙如。因此显现与存在之间如何有着这一原则所宣布的比例关系就仍晦暗不明。也正因此,马里翁在提出第四条现象学原则时,才把还原确立为必不可少的环节。

   现象学的第二条原则是“回到实事本身”。它传达的是一个要求、一道命令。但尽管如此,在马里翁看来,它仍然“受双重不明确性的折磨”:“首先涉及这些实事……的同一性。”马里翁问道:这些实事“是经验实在还是那些起作用的‘事情’”(18)?都说要回到实事本身,但回到何种实事?“实事”在胡塞尔那里是“意识”,在海德格尔那里却是“存在”,甚至也有人径直在前现象学还原的层次上将其理解为“经验实在”。所以虽然现象学家都要回到实事本身,但所要回到的实事本身之间的同一性并不明确。而折磨这一原则的第二重不明确性“涉及那使这一返回本身得以可能的颠倒操作”。这一操作即还原,因为正是还原才使得回到实事本身成为可能。但如同在第一条原则中一样,还原在这里也是缺失的,而这一缺失的后果并非无关紧要。相反,在马里翁看来,“由于缺乏还原,这一口令就迅速沦入非理论的犬儒主义:让概念与区分都见鬼去吧,‘实事’就处在我们面前”!似乎只要我们抛弃理论和概念,素朴地睁眼一看,实事本身就在我们面前。(19)然而,如果没有现象学还原的保证,实事本身却恰恰最不容易被看到,因为我们日常的眼光深受自然态度的支配,就像洞穴中被铁链锁住的囚徒,所看到的只是影像而恰非实事本身。

   第三条原则即直观的原则,它是唯一被赋予“一切原则之原则”地位的。马里翁说它也是“唯一由胡塞尔发明的表达”(20)。它在《纯粹现象学通论》第24节中被明确提出:“每一种本原地给予着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在直观中本原地(可说是在其亲身的现实中)被给予我们的东西,只应按如其被给予的那样,而且也只在它在此被给予的限度之内被接受。”(21)这一原则不仅确立了每一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而且还确认了直观是认识的唯一合法源泉,因为胡塞尔紧接着补充道:“应当看到,每一理论又都只能从本原的被给予物中引出其真理。”(22)

   对于“一切原则之原则”,如腾格义所说,马里翁首先承认它使现象学走出形而上学的意义:“它把现象性从对根据的形而上学要求中解放出来”,因此,“当仅仅直观就能决定显现是否出现在面前时,现象就不再必然与莱布尼兹的充足根据律联结在一起了,也不再必然受康德的先天形式的支配了……就此而言,一切原则的原则展现出现象学与形而上学处于真正的对立之中”。(23)但虽然如此,马里翁仍质疑直观是否具有最终的地位,他“最终仍同意亨利的观点,拒绝这一原则具有不受限制的有效性”(24)。马里翁早在“现象学三部曲”的第二部《既予》(étant donné,1997)中就对这一原则的最终性进行了质疑,在《论溢出》中更将这种质疑从三方面系统展开::

   首先,“直观从何处获得权利去决定全部的现象性”?马里翁认为这里有一个“康德式的预设”(25),即把直观形式作为现象的可能性条件。或用亨利的话说:“在直观这个题目下它所要说的就是,使一切现象和一切经验……都成为可能的东西。因此这里所涉及的是一般的显现,这是现象的普遍条件。”(26)只是胡塞尔对这一康德式预设“有所修订”:他在康德的感性直观的基础上“增加了本质看和范畴直观”。但即使如此,马里翁仍提出了诸多疑问:这一原则“难道没有使所有的现象都服从于直观所充实之物,亦即,服从于一切充实性直观的条件——意向性吗?然而,意向性难道不是首先、甚至唯一地由它所指向的对象界定的吗?因此,现象学会仅仅满足于对象性吗?从其开端以来就会受到严格的限制吗?”(27)马里翁这里要质疑的是:当现象学以直观为一切知识、一切真理的唯一合法性源泉时,是否会使它从开端就受制于对象性的限制,从而错失非对象性或不能对象化的真理的可能性?比如,列维纳斯所强调的他人的面容、亨利所揭示的作为“元启示”的自身显示的生命等,就是不可直观、不可对象化的“真理”;马里翁更是把“溢出”普遍化为一般现象的根本特征。所以,从列维纳斯、亨利到马里翁,这条法国现象学的激进之路一直在质疑着直观所享有的这种“知识之唯一合法性源泉”的特权地位。

   其次,这一原则同样缺失了“还原”这一前提:“如果这一……原则是在还原的操作……之前、因此也可能是在没有这一操作的情况下达成,那么这一原则又等于什么呢?我们如何赋予这一原则以最小的优先性呢,如果它缺失[还原]这一操作?”(28)这里隐含的意思是说:直观之为原则,必须要以还原的操作为前提。如果缺失这一前提,直观(即使是本质直观)之所直观者就仍有沦为实在世界之风险,从而超越论现象学就将面临根本威胁。所以在此意义上,还原“这一操作构成全部现象学事业的条件,它的缺失也将不可挽回地毁灭现象学”——马里翁承认,这一点也是胡塞尔本人所不停地重复、直至最后都在强调的。(29)但毕竟,在这一“一切原则之原则”中,胡塞尔没有提到还原,没有将这一对于现象学事业来说性命攸关的操作提升到原则的地位。

最后,马里翁对这一原则的第三个质疑与“被给予”在这一原则中未被规定有关:“被给予在这里起到何种作用?它被明确地用作直观所提供出来的现象性的标准与完成,然而它本身一直是未被规定的。”(30)的确,胡塞尔把给予性作为直观所提供出来的现象性的标准:在对这一原则的表达中,胡塞尔明确地说到“本原地给予着的直观”,以及“在直观中本原地被给予我们的东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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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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