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涛:中国司法改革七十年的逻辑与进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8 次 更新时间:2020-03-30 21:39:26

进入专题: 中国司法改革  

郑涛  
从司法记录、检察追责等方面构建起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防火墙”。

   经过长期准备,民事和刑事司法权运行机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事诉讼领域,立案制度改革是民事庭审中心主义改革的重要举措。该制度肇始于20个世纪90年代的立审分离改革,目的在于通过简化起诉条件,充分保障当事人诉权。原因是,现行立案审查不区分起诉要件与诉讼要件,使得起诉门槛被抬高,“立案难”备受诟病。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决定》提出要变立案审查为立案登记制,对诉状仅予以形式审查,将涉及实体问题的诉讼要件之审查向后推移。其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颁行《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对立案登记的一般程序和救济途径予以详细规定。在刑事诉讼领域,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致力于破解中国刑事司法中公检法配合有余而制约不足的现象。具体讲,就是要避免审判程序沦为侦查、审查起诉程序的附庸,实现庭审的实质化。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査起诉的案件事实经得起法律的检验”。随后,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对这一改革目标进行再次确认。为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从庭前准备程序、普通审理程序和证据认定规则等多个方面对刑事庭审程序提出规范性要求。

   除上述措施外,司法配套制度改革也有明显跟进。首先,司法公开方面,随着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行办法》的正式实施,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工作发展迅速。截至目前,作为官方网络公开平台的“中国裁判文书网”已累计上传各类裁判文书7 000多万篇。其次,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中国司法信息化和大数据建设被提上日程,杭州、北京等地互联网法院相继成立。以国务院《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出台为标志,中国司法信息化改革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依法改革是本阶段改革的鲜明特点。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决定》指出,改革必须与立法相衔接,做到于法有据。这划定了本轮改革的底线。吸取以往改革中制度冲突引发改革停滞的教训,将改革框定在宪法法律之内,兼顾了改革的合法性和对司法规律的尊重。从技术性改革到体制性改革,中共十八大以来司法改革的主导力量来自中央。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攻坚期,司法改革被认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5]。因此,本阶段的改革措施更具体系性,并呈现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特征,即以司法责任制改革为中心,以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为基本点,目的在于实现司法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基于国家战略的目标立场,新时期司法改革在弥合国情意识和司法规律之张力方面虽然游刃有余,但改革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具备风险意识。比如,有学者根据实证研究发现,在司法去地方化仍未完成的当下,如过度追求去行政化,削弱法院检察院在人财物统管制度中的地位,反倒可能适得其反[26]。2019年2月,以“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为主题的人民法院《五五改革纲要》已经发布,这预示着新一轮司法改革即将启程。

  

   五、总结与展望

   新中国建立70年来的司法改革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总体呈前进、发展趋势,但其间不乏曲折、坎坷。大体来讲,中国司法改革经历了“制度重建—恢复发展—技术改革—体制改革”的演进路径。其中,新中国前30年的改革型构出中国司法制度的基本骨架,其后40年是在政法体制承继基础上的扬弃。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司法行政化引申出改革开放后40年的司法专业化改革任务,亦即司法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化成为改革的两条重要线索。而20世纪末的司法恢复和地方试验为新时期改革推进积蓄了力量,最终促使中国司法改革从技术层面深入到体制内部,基于顶层设计的整体性改革局面得以形成。

   以下是既有改革的经验总结,也是未来必须坚守的方向: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中国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社会变革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改革,理应在党的领导下有序推进。党领导司法改革不仅有其宪制合法性,也有其必要性。党的领导属于宏观领导,体现在政治、思想和组织层面,而司法改革必须具有宏观视野和体系性构想,否则只会顾此失彼。随着司法改革进入深水区,部门利益协调和社会资源调配成为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这都需要党对改革方向的把控和对各方主体的统筹。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中央政法小组到中央深改组,再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正是党的领导确保了司法改革的正确方向。作为例外,“文化大革命”期间“抛开党委闹革命”的做法因脱离党的领导而引致司法的无序,这一教训必须铭记。未来,党对司法的领导应体现在支持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27]。

   第二,尊重司法规律。司法改革的目的在于让司法回归其本质,即在司法的过程中遵循中立、公开、公正等基本原则。在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中,无论是法官员额制改革还是诉讼费用制度改革,都试图营造有利于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制度环境;而审判方式等诉讼机制的改革则意在建立更加公正、公开的司法程序。因此,改革尊重司法规律应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形式层面,明确司法与行政、立法等的差异性,尤其是避免司法行政化的倾向;其次,规范层面,把司法规律具体化为司法制度和程序规则,即将改革获得的普遍性司法经验予以制度化;最后,实践层面,破除司法本质主义的错误观念,秉持司法理论的开放性,丰富司法规律内涵。

   第三,强化整体布局。改革应以问题为导向,同时跳出具体问题进行整体布局。司法的嵌入性特征要求必须将转型中国的社会关系总体作为影响改革进程的重要变量。或者说,司法改革的探讨必须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同时要区分不同时期改革的目标任务,明确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就此而言,中共十八大以来,基于顶层设计的司法体制改革是对先前局部地方性改革的再改革。例如,针对政法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即已提出,但直至新时期人财物省级统管改革才真正破局。其根源在于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改革,从根本上打破了条块管理模式的弊病,实现了体制层面的整体推进,并且,改革最终指向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司法责任制,立意更加高远。因此,未来司法改革应更加注重整体布局,将分散性措施统合进一体化的改革框架之内。

   第四,运用试点方法。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同区域发展的差异性日益明显。因此,改革必须基于对司法地方性知识的充足把握,进而通过“先试点、后推广”的方法实现稳步推进。中国司法改革中的试点方法一直存在,例如前述立审分离改革、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等,都是在广泛吸取地方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完成的。2014年《框架意见》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将司法改革试点方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充分彰显了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相结合的理路[28]。毕竟,试点改革方法的优势不容小觑:首先,试点可以避免一刀切,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实现因地制宜。其次,试点意味着循序渐进,可以避免冒进改革导致的失控风险。最后,试点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过程,符合认知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避免理论脱离实际。

   总之,经过70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基本建立。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如今,司法改革已经从量变走向质变,需要深入体制内部进行“革命”。中共十八大以来,“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继推出,司法改革作为其中重要一环,是中国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重要体现。未来司法改革,应在继续坚持党的领导之前提下,平衡司法规律与基本国情之关系,强化总体布局与司法配套制度改革,在先行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深入、有序地推进。同时,必须认识到,司法改革永远在路上,因此要持之以恒、敢啃硬骨头。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引下,经过新一轮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必将建立起更加完善、公平、正义的司法制度体系。

   注释:

   ①有关争论参见苏力《基层法院法官专业化问题——现状、成因与出路》,载《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3期,第233-234页。

   ②具体是指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发布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简称“《一五改革纲要》”)、2005年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简称“《二五改革纲要》”)、2009年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简称“《三五改革纲要》”)、2014年发布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简称“《四五改革纲要》”)、2019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简称“《五五改革纲要》”)。

   参考文献:

   [1]李洪雷.加快推进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N].光明日报,2019-01-24(2).

   [2]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J].社会学研究,2005,(1):6.

   [3][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下的法律程序[M].郑戈,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9-14.

   [4]方乐.转型中国司法知识的理论与诠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6.

   [5]程春明.司法权及其配置:理论语境、中英法式样及国际趋势[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24-27.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7:131-132.

   [7]彭真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12.

   [8]董必武法学文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23.

   [9]彭真年谱: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140.

   [10]沈钧儒文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472-473.

   [11]侯猛.当代中国政法体制的形成及意义[J].法学研究,2016,(6):13.

   [12]谢觉哉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076.

   [13]何艳玲.“回归社会”:中国社会建设与国家治理结构调适[J].开放时代,2013,(3):13.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

   [15]张卫平.中国民事诉讼法立法四十年[J].法学,2018,(7):43-48.

   [16]姚家清.提高认识,努力做好法院信访工作——全国法院信访工作座谈会召开[J].人民司法,1986,(12):22-23.

   [17]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走向法庭: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示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7.

   [18]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8,(1):132.

   [19]苏力.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J].中国法学,2010,(1):6.

   [20]沈德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论纲[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162-163.

   [21]公丕祥.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39.

   [22]廖奕.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司法改革顶层设计的均衡模型[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4):84.

   [23]王亚新,李谦.解读司法改革——走向权能、资源与责任之新的均衡[J].清华法学,2014,(5):103-113.

   [24]陈卫东.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经验——习近平司法体制改革思想研究[J].法学研究,2017,(5):16.

   [2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司法改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

   [26]于晓虹.“去地方化”与“去行政化”的博弈与平衡——2014年以来法检人财物省级统管改革再审视[J].中国法律评论,2017,(5):198.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91-92.

   [28]王治国. 坚持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N].检察日报,2014-06-16(1).

  

  

    进入专题: 中国司法改革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律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0654.html
文章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