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浩:刑事政策的精准化:通过犯罪学抵达刑法适用

——以疫期犯罪的刑法应对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9 次 更新时间:2020-03-30 19:4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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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浩  

  

   【内容摘要】 刑事政策研究应当放弃大而无当的概念演绎,回归到如何结合本土国情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这一根本需求上来。在刑事一体化的视野下,运用犯罪学分析犯罪成因,实现刑事政策与其他社会系统的沟通,对症下药地划定宽严范围,精准化地指导刑法适用。疫情期间的司法活动,皆是在应时而动的刑事政策指引下展开,提供了观察当前中国刑事政策运行逻辑的极佳样本,也是重新理解刑事政策与犯罪学和刑法适用之关系的理论契机。本文以疫期犯罪的刑法应对为中心,围绕着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妨害公务罪、诈骗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犯罪成因和法教义学,探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准化的实现途径。

   【关键词】犯罪学 刑法适用 刑事政策的精准化 宽严相济 刑事一体化

  

  

刑事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其核心内容至少应当包括:对各类行为应罚性的评估、对犯罪回应和打击的整体态度、刑罚量总体投入的预算、刑罚手段与非刑罚手段的分配、控制和预防犯罪效果的预测和检验,以及划定对特定犯罪的刑罚反应的适当幅度等等。过去,对这种“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的功能,刑事法理论认为主要是体现在立法领域。刑事政策的任务是“担任刑事立法的教师”,这个方向的奠基人是德国学者冯?李斯特。1882年,李斯特在著名的“刑法上的目的思考”的演讲中,确立了划时代的“马堡计划”,将刑事政策定位在“国家与社会据以组织反犯罪斗争的原则的总和”。刑事政策计划的出发点是与犯罪作斗争,主要任务是改革刑法、刑事司法制度和刑罚体系,寻找与犯罪作斗争的方法和途径。自此之后的一百年中,为满足不同时期国家控制犯罪、预防犯罪的需要,德国的刑事政策思想在实践中引导着刑事立法和刑法改革运动的深入开展。

   但是,中国的刑事政策问题,从来没有局限在立法领域。从1950年代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到1980年代的严打,再到晚近的宽严相济,中国的各种刑事政策一直在对司法实践发挥着强大的导向功能,深远地影响着刑事司法。这种影响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中国向来有“刑罚世轻世重”的传统,主张刑罚的轻重应当因时而异,甚至因地制宜。例如,从80年代开始施行的严打政策,就是基于对改革开放初期“非常状态”判断。当时的“非常状态”指向犯罪态势骤然严峻的特定社会环境,而严打就成为回应这一特定社会环境的政策手段。所以,严打被认为是“解决非常犯罪问题的非常斗争手段”。由此可见,犯罪的非常性决定了刑事政策的非常性,因而“与常规性的刑事司法是有区别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病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期间的刑事司法,就是一种“非常状态”下的非常规性司法。自2019年年底开始爆发,迄今仍在世界各地持续的新冠疫情,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紧急封城、交通阻断、停工停业、恐慌蔓延……毫不夸张地说,面对这一公共卫生领域的突发事件,中国社会在整体上处于一个“非常状态”。尽管这个特殊时期终将过去,但它留给人们的遗产,却不应被轻易遗忘。其中,值得反思和总结的对象,就包括了刑事司法领域的作为。这一时期的司法实践,显示出不同于常规性司法之处,随着疫情相关的各种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的出台,以及最高司法机关密集推出一系列涉疫情犯罪的典型案例,支配司法运行的刑事政策的基本面貌及其问题,正在逐渐清晰地浮出水面。

   对学术研究来说,这是一个观察刑事政策如何应时而动的极佳样本,它充分显露出当前中国刑事政策的运行逻辑,同时也是重新理解刑事政策与刑法适用的关系的理论契机。当下刑事政策的制定者对刑法任务的理解,往往过分地局限于刑事惩罚本身的视野,不是将犯罪置于整个社会时代背景之下去探究成因,而是忽略外部环境对犯罪行为的影响,基于古典刑法理论的简单模型,把犯罪人视作意志完全自由的个体予以归责,相应地,也当做可威慑的客体或可利用的工具加以惩戒。这势必会导致把消极的一般预防理解为刑罚的全部目的,并在此意义上,通过各类司法文件来调整刑事政策的宽严。这种做法,消解了刑事政策的基本价值,即它本应是一门“观察的科学”与“组织反犯罪斗争的艺术或战略”(马克?安塞尔)。但遗憾的是,学界也未能对实践给予足够的关注、批判和指导。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刑事政策的研究出现了某种虚假繁荣,在这一本应最贴近实践的领域中,出现了悬空漂浮的概念演绎和自我繁殖,学者汲汲于在剪裁拼凑国外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大词语系,却对具体的司法实务充耳不闻也殊少助益。

   如何挤掉大而无当的学术泡沫,切实关注和促进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实践合理性,是理论研究者不能回避的命题。为此,应当提倡一种以犯罪学考察为基础和根据进行宽严分配的刑事政策研究。通过探究不同犯罪的原因,开出当宽或当严的政策药方,对症下药地分配国家的刑罚资源。借助犯罪学沟通刑事政策与其他社会体系,能够赋予刑事政策的“宽”与“严”以决策依据和实体内容,避免“惩罚必要性”和“目的性”等概念空洞恣意的滥用。以此为基础的刑事政策,才能准确阐明区别对待和轻重有别的理由,科学地指引针对不同犯罪的刑法解释和适用,最终完成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的任务。这就是在刑事一体化视野中,犯罪学、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之间的理想关系。

   本文将以新冠疫情期间的刑法应对为中心,围绕着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妨害公务罪、诈骗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犯罪成因和法教义学,基于回归本土、面向实务的研究立场,提倡一种通过犯罪学抵达刑法适用的精准化的刑事政策研究。

  

一、作为突发事件的新冠疫情与司法机关的应对


   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定义,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根据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突发事件分为四类,公共卫生事件是其中之一,传染病疫情就是一种典型的公共卫生事件。总体来看,突发事件的社会风险特征明显有别于一般的社会事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公众普遍缺乏准确认知和心理准备,容易陷入恐慌或者漠视的两个极端。突发事件从预兆、萌芽,到发生、发展,到最后形成高峰,整个蔓延速度非常快。从认识能力和信息掌握上,由于突发事件的发生与人们的意识之间存在严重脱节,公众和媒体都有一段认识空白,因而整个社会对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处于短缺状态。本次新冠疫情的突然出现,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群体,基本上都没有思想准备与心理准备。认识和心理两方面因素决定了人们较难迅速判断及做出正确的反应,要么在心理上产生恐慌,要么轻视甚至漠视事态的严重性。从疫情出现后各方的反应来看,包括一些涉及虚假信息或者抗拒防疫措施的行为的出现,都与这样的心态有密切关系。

   另一方面,爆发点和裂变度具有偶然性,公众对事件波及自身的几率存在侥幸心理。突发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时间是带有一定偶然性的随机现象。本次新冠疫情就属于突然爆发,尽管在此之前有某些征兆,但爆发点似乎无规律可循。在征兆出现当时,后续的疫情大爆发的具体时间、实际规模、具体形态和影响深度,都是难以完全准确预测的。这就导致人们一时难以把握疫情的发展方向,对其性质和猛烈程度也难以做出客观的判断。一些应对疫情措施的延迟或失误,以及个体面对疫情时的反应,也与这一突发事件的特点有关。

   在突发事件的压力下,正常运行的社会秩序会面临不同于往日的挑战,其中包括大量越轨行为的涌现。这些越轨行为触犯了社会中的各种规范准则,并导致了负面的社会反应。越轨行为包括大量的异常行为、不当行为、不道德行为和反社会行为。其中,违反刑法规范的犯罪行为,是最严重的越轨行为。刑法规范是整个社会规范系统中的一部分,在把守边界和底线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各个子系统中,刑事司法系统对背离规范期待的行为往往以最激烈的方式回应,发挥着巩固维系行为期待的功能。在此次疫情期间,面对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基层司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都有积极作为的表现。

   首先,疫情期间发布了多个司法指导文件,包括《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保障医务人员安全维护良好医疗秩序的通知》《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关于政法机关依法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的意见》和《依法惩治妨害国境卫生检疫违法犯罪的意见》等等。其次,两高分别发布了依法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10个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六批数十个案例。最后,基层司法机关办案量较大。根据最高检公布的数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截至到2月18日,全国检察机关共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涉疫情刑事犯罪2692件3722人。其中,受理审查逮捕603件729人,审查批准逮捕498件598人;受理审查起诉323件409人,审查提起公诉238件290人。截至到3月8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的涉新冠肺炎疫情案件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检察机关介入公安立案侦查的案件已经达到6000余件8000余人。

   根据上述三个方面的工作,大致可以勾勒出疫情期间刑事政策的基本轮廓和主要内容。以此为基础和素材,笔者主张朝着“刑事政策精准化”的方向展开研究。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要点。第一,整体的刑事政策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环境的变动。作为突发事件的疫情给整个社会环境带来剧烈影响,应当在这一影响的背景下来考虑如何应对犯罪的问题。第二,具体的犯罪类型需要具体的刑事政策。不应止步于对所有犯罪都表述为从严、从宽或者宽严相济,而是应当针对具体犯罪类型确立细化、有差异性的刑事政策。第三,刑事政策的制定首先要倚重犯罪学。应当先从具体犯罪类型的发生机理入手,寻找犯罪学上的解释,辨析疫情期间的犯罪行为,与正常社会秩序下出现的同类犯罪之间在成因上的差异。第四,通过犯罪学抵达具体的刑法适用。在借助犯罪学理论和数据分析犯罪成因的基础上,划定不同犯罪的刑事政策的宽严尺度,最后依靠法教义学的操作,指引个罪的解释和适用。接下来,就按照这一理念和方法,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妨害公务罪、诈骗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进行讨论。

  

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犯罪学考察、政策导向与刑法适用


新冠疫情期间社会上出现的大量“谣言”,在法律上表述为“虚假信息”。疫情期间虚假信息泛滥,迫切需要确立适当的刑事政策,划明对涉疫情虚假信息的打击策略,据以指导刑法的适用。两高两部联合印发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惩治意见》)对此做出了如下指导意见,“依法严惩造谣传谣犯罪。编造虚假的疫情信息,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虚假疫情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定罪处罚。……对虚假疫情信息案件,要依法、精准、恰当处置。对恶意编造虚假疫情信息,制造社会恐慌,挑动社会情绪,扰乱公共秩序,特别是恶意攻击党和政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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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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