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我、思想史以及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29 次 更新时间:2020-03-27 15: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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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访谈人:闵丙禧(Byounghee Min)

   受访人: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

  

   闵丙禧(以下简称“闵”):葛兆光教授您好,很高兴通过访谈向您请教。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除了中国史以外,还从东亚史与全球史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在这些领域,您已经有很大的成就,拓宽了新的视野,很幸运能够借助这次访谈的机会,来聆听您的想法。这次访谈首先想请您谈谈您的学思历程。然后请您谈谈关于您近二十年关心的两大主轴——“思想史”与“中国”——为中心的学术问题。

  

一、学思历程

  

   闵:尽管葛兆光教授您以历史学家闻名,不过您却是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的古典文献专业。您所读的这一专业与欧美大学的“department of the classics”专业设置很类似,欧美也有专攻古典(classics)的学者以文献知识为基础,对哲学、文学、历史、政治学等许多方面进行跨学科的研究。那么,请简单谈谈您的古典文献专业的学术背景是如何影响您走上学术道路的?

  

   葛兆光(以下简称“葛”):我是1978年开始在北京大学攻读古典文献专业的,之所以读古典文献专业,是因为别无选择。1977年是中国“Cultural Revolution”(CR)以来第一次高考,据说有560万人参加了这一次考试。我希望考上北京大学,但那一年北京大学在我所在的贵州,先是宣布只招收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所以,我只能报考古典文献专业。不过幸运的是,古典文献专业虽然设在中文系,但它的训练却给我提供了贯通文史哲不同领域的基础。我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期间,主要精力集中在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与文学两个领域:第一个是中国史学史,我的本科论文讨论的是朱熹的《通鉴纲目》,硕士研究生论文主题是关于明清之间的史学思潮;第二个是文献学,我和我的指导教授合作撰写了五十万字的《古诗文要籍叙录》,考订各种古典作家的文集的版本源流、注释优劣和篇目分合,这本书至今还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最好的文献工具书之一。

  

   正如您所说,古典文献专业很像西方的“古典学”专业,可以进行跨文学、历史和哲学领域的综合研究,这一点也许对我有很大的帮助,让我不必拘守在某个狭窄的专业领域中。

  

   闵:我从阅读您1986年出版的《禅宗与中国文化》开始,经过里程碑式的《中国思想史》、《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以及2017年出版的《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从一个主题到下一个主题的转化过程,让您的学术历程显得很有逻辑。我的问题是:您最早的研究为什么选择禅宗作为主题?然后请介绍一下您从中国思想史研究转到以“中国”为主题的研究这一学术历程?

  

   葛:我是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禅宗研究的,那时我刚刚研究生毕业。因此,了解我那时的禅宗研究,可能要先了解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也许韩国学者听说过, 1980年代是中国“文化热”的时代。什么是“文化热”呢?简单地说,“文化热”,就是中国在1980年代的追寻现代化运动。一方面,中国刚刚走出“CR”,当时人们在理智上大都向往现代化,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思想世界基本上仍在五四甚至晚清以来“寻求富强”的脉络之中。在这种被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称为“寻求富强”(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也就是追求现代化的背景下,科学、民主、自由等等价值,是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因此,当时的主旋律是鲁迅的“批判国民性”,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声音还很强。特别是,由于不好直接评判政事,就批判传统,所以,当时很多研究历史和文化的人,就会发掘传统文化里面那些导致中国封闭、落后、蒙昧的因素,这个时候,儒家、佛教、道教就统统被重新放在聚光灯下和手术台上。可是另一方面,学者毕竟对于自己的传统和历史有一些依恋的感情,而且传统的天朝大国心态,也让中国学者不那么容易全盘接受西方文化,总觉得中国传统还是有现代资源的。所以,对于符合士大夫口味的禅宗,包括在历史上非主流的那些自由的思想、反叛的行为、怪异的公案,都很有兴趣,在批判的同时也不免有点儿留情,对它的好感,会从前门被赶出去,却又从后门溜进来。像我自己1985年开始写《禅宗与中国文化》那本书,在谈到它造成中国文人士大夫心理内向和封闭的时候,可能批判的意味很重,但谈到它刺激了中国人在文学和艺术上追求“幽深清远”的审美情趣时,又往往不自觉地称赞。

  

   应该说,1980年代的政治、文化和思想背景,刺激了当时中国的“禅宗热”。不过这个“禅宗热”,本质上并不是历史学或文献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是现实的社会关怀与文化反思下的政治批判。在这个时代,禅宗只是对于中国文化批判和反思的一个案例,并没有从历史和思想上真正深入研究。我的《禅宗与中国文化》也许是现代中国大陆学界第一部专门讨论禅宗的著作,但也受到这种时代情绪和政治背景的影响,写得并不好。所以,1990年代我重新写《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就开始对这种情绪化的研究方法进行反省,开始沿着胡适的方法,走历史学与文献学的路,重新对禅宗历史作批判的研究。

  

   至于从“思想史”研究转向“中国”研究,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我在《宅兹中国》一书的序文里面说过,我写两卷本《中国思想史》,最后一节是《1895年的中国》,我觉得,1895年在思想史上是中国的传统时代的结束,到了1895年之后,中国不得不从“天下”走出来,进入“万国”,也就是进入新的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所以,也不得不重新对“中国”自我界定,究竟什么是“亚洲”?什么是“世界”?什么是“中国”?你不能还停留在“天下”的想象里面,觉得自己还是天朝,还是天下,还是朝贡体系的宗主国。所以,1895年以后,原本不是问题的“中国”就成了“问题”,可是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中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但是好像从来就把“中国”当作一个天经地义的概念,从来不觉得“中国”是要在历史中重新界定的。所以,这就是我要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坦率地说,之所以转向研究“中国”这个问题,与我研究中国思想史有直接的关系。原本我还有《中国思想史》第三卷《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1895-1989)》的撰写计划,但是后来因为精力不足,而且问题太复杂、资料太丰富,加上政治忌讳比较多,虽然做了一些准备,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计划。

  

   可是,当初准备些这一部分的时候,我就要考虑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二十世纪的中国不可能像传统帝国那样,在亚洲和世界之外自我孤立,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历史世界,那么,怎样在亚洲背景和世界背景中,讨论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第二个问题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如何从传统帝国转向现代国家,它真的成为现代的“民族国家”或者“国民国家”了吗?为什么?第三个问题是,中国这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上,是不是一种国家的特殊形态,或者说它因为什么样的历史原因,使它成为一种特殊的国家形态?这也是我研究“中国”的背景之一,也就是说它仍然是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延续。

  

   闵: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50年生的,很冒昧向您提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想知道,您所经历的时代和社会对您的学术方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葛:对我个人的人生来说,有三件事情非常重要。一是1960年底我全家从大城市北京下放到贵州一个偏僻的县城;二是1966年开始的CR和1968年被迫到苗族地区插队落户;三是1978年重新回到北京上大学。回想起来,这三件事情也许对我影响最大。我生在上海,在北京上小学,都是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但1960年底父母亲突然被迫下放,到了中国很偏僻很贫穷的苗族地区,从中心和都市,变成边缘和底层,这种生活,渐渐让我体会到中国的真正情况,这也许是我思考和认识中国,有时会有与别人不一样的维度的来源吧;1966年CR和1968年下乡更是一种切身的经验,它一方面使我不再相信政治领袖或意识形态的神圣,看到了政治的残酷,也看到人性的幽暗,另一方面也让我“接地气”,不再仅仅从书本中重构和想象历史,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经验去理解历史。尤其是,我生活和劳动的地方是苗族地区,它更让我懂得“中国”的复杂性,不至于习惯性地以汉族为中心去研究历史。至于1978年回到北京读大学,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那时的中国,先是对“文革”进行反思和批判,接着又是前面我们说的“文化热”,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亲历时代的转变,让我基本确立自己研究历史的立场和价值。很明显,每个人都会受到时代的影响,每个学者的研究也都与语境相关,我也不例外,我觉得很幸运的是我经历了一个“大时代”,在我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正好是中国发生转折,社会剧烈变化,问题变得复杂的时代,也许,生活在这个“大时代”不一定舒服,要经受种种动荡,但在这个大时代进行历史研究却非常幸运,在这个动荡、曲折的大时代里,比起平庸、幸福、安定的时代,你的问题意识、观察角度和思考活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闵:再次冒昧向您提另一个私人问题,大部分研究者也都比较关心这个话题。我们都知道,看起来学者的生活显得既稳定又平淡,实际上,一辈子维持对学问的热情(走上学术道路)并不是那么容易。直到现在,您仍然活跃于学术研究领域,是什么样的生活习惯与心态支持您做到这样,您比较重视哪些方面的努力?

  

   葛:要维持一辈子持续不断的学术热情,对个人来说,代价就是生活也许会很枯燥很辛苦,确实不容易。不过我想反过来说,它也许会很有趣很刺激。不是吗?我个人觉得,有三点很重要,第一,你要把阅读和研究当作你最高的理想和最大的乐趣,就一定能够乐在其中(这一点,可能经历过中国“文革”时代那种人生没有选择、没有条件读书的学者,比较容易理解)。第二,你要把学术研究和你的社会关怀连在一起,让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政治、时代、价值相关,而不仅仅是一种从事的“职业”或谋生的“手段”,这样就会有刺激和动力(这一点,生活在政治化社会中不得不抵抗各种压力的学者,比较容易理解)。第三,你要把学术研究放在国际学界的对话之中,这样彼此激荡,互相刺激,不断有新问题新想法,这样的学术研究就免于平庸和重复,也很容易获得新鲜感和成就感,这样也就不会觉得重复和单调了。

  

   闵:新中国成立以后经历了CR等大变局后,中国的大学在学术研究领域站稳了脚跟。您怎么看待现在中国学界,以及大学前进和发展的方向?我们都知道,包括韩国在内,全球人文学科遭遇到了困境,在同样巨变的中国社会中,人文学科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葛:关于这个问题,刚好我有一篇旧文章《人文学科拿什么来自我拯救》在最近中国的网络上流传很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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