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我、思想史以及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44 次 更新时间:2020-03-27 15: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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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都有很一致的地方,就连书写本国历史的时候,所受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压力,也往往大同小异。我举一个例子,比如编写历史教科书,怎样通过历史叙述强化本国的国家认同?怎样通过历史叙述捍卫自己国家的尊严?怎样在历史资料的解读上采取对本国最有利的角度?这些都是历史学家会共同面对的政治压力,怎样才能摆脱这些意识形态和国家立场的纠缠?其实,在这一点上大家都会有共同感受,在交流中大家也许可以互相理解。

  

   闵:现在,对全球化的反抗带来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很大的问题,尤其是东亚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历史的政治化好像引发了历史战争的现象,这一情况在东亚地区相当严峻,对此您有什么看法?您认为作为历史学者如何回应这些现象。

  

   葛:历史学家应当是清除民族主义狭隘偏见的重要一环。因为历史学家才会告诉你,如果回到历史里面看,国家的疆域是不断移动的,族群也是常常变动和融合的,国族认同有时候是一种群体的情绪,有时候是一种想象,就像Harold Isaacs那本书前面,白鲁恂(Lucian Pye)说的那样,“认同有时候能建立一个族群,有时候也能撕裂一个族群”,只有回到历史里面去,你才会知道固执的国族主义立场是怎样产生的。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公民”。因此,历史学的责任很大,好的历史学家和坏的历史学家,在这方面的作用完全不同,套用白鲁恂(Lucian Pye)的话说,“历史学家有时能够瓦解偏狭的国族主义,历史学家有时也能刺激出偏狭的国族主义”。

  

   最近我一直说,历史学家是诊断病源的医生,当然他不是动手术开药方的医生。但是,如果能够告诉人们,偏狭的国族主义和狂妄的天下主义是怎样来的,也可以作为一剂让人清醒的药。所以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您,我之所以在这些年讨论“中国”,讨论中国的“内”和“外”,涉及疆域、族群、宗教、国家和认同等等问题,其实就是为了针对四个问题:第一,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传统帝国还是一个现代国家?或者是一个混融了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的特殊国家,还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体?第二,这个“中国”是应当成为现代国家融入现代国际秩序,还是另起炉灶回归帝国时代,通过“天下”想象重建“新朝贡体制”?第三,历史上的“中国”,其疆域是如何变化和成型的?应当按照现代中国领土来回溯历史,还是应当根据历史中国疆域来书写历史?为什么中国与周边国家总是有领土、领海的问题?第四,历史上认同“中国”的族群与现在包含在“中国”中的各个民族,是怎样被整合在一起的?它们可以被看做是一个“中华民族”吗?如果是一个,那么它会被中国境内所有族群接受和认同吗?

  

   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当下重新讨论“中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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