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现在，对全球化的反抗带来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很大的问题，尤其是东亚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历史的政治化好像引发了历史战争的现象，这一情况在东亚地区相当严峻，对此您有什么看法？您认为作为历史学者如何回应这些现象。

　　 葛：历史学家应当是清除民族主义狭隘偏见的重要一环。因为历史学家才会告诉你，如果回到历史里面看，国家的疆域是不断移动的，族群也是常常变动和融合的，国族认同有时候是一种群体的情绪，有时候是一种想象，就像Harold Isaacs那本书前面，白鲁恂（Lucian Pye）说的那样，“认同有时候能建立一个族群，有时候也能撕裂一个族群”，只有回到历史里面去，你才会知道固执的国族主义立场是怎样产生的。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公民”。因此，历史学的责任很大，好的历史学家和坏的历史学家，在这方面的作用完全不同，套用白鲁恂（Lucian Pye）的话说，“历史学家有时能够瓦解偏狭的国族主义，历史学家有时也能刺激出偏狭的国族主义”。

　　 最近我一直说，历史学家是诊断病源的医生，当然他不是动手术开药方的医生。但是，如果能够告诉人们，偏狭的国族主义和狂妄的天下主义是怎样来的，也可以作为一剂让人清醒的药。所以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您，我之所以在这些年讨论“中国”，讨论中国的“内”和“外”，涉及疆域、族群、宗教、国家和认同等等问题，其实就是为了针对四个问题：第一，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传统帝国还是一个现代国家？或者是一个混融了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的特殊国家，还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体？第二，这个“中国”是应当成为现代国家融入现代国际秩序，还是另起炉灶回归帝国时代，通过“天下”想象重建“新朝贡体制”？第三，历史上的“中国”，其疆域是如何变化和成型的？应当按照现代中国领土来回溯历史，还是应当根据历史中国疆域来书写历史？为什么中国与周边国家总是有领土、领海的问题？第四，历史上认同“中国”的族群与现在包含在“中国”中的各个民族，是怎样被整合在一起的？它们可以被看做是一个“中华民族”吗？如果是一个，那么它会被中国境内所有族群接受和认同吗？

　　 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当下重新讨论“中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