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城:“六经皆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5 次 更新时间:2020-03-27 11: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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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城  

   【内容提要】 经史关系是中国思想史的核心问题,贯穿于周秦以来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即面临自身独有的经史关系,即马克思主义之“经”与中国实践之“史”的关系,核心命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六经皆史”处理经史关系的方法论十分相似。而这并非巧合,有其理论渊源: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继承者,建党伊始就自觉从中汲取养分;另一方面,范文澜作为关键人物,成为毛泽东与章学诚二者之间的思想榫卯。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之际,范文澜抵达延安,其所提出的中国经学史演变之宏论深为毛泽东器重。面对类似的经史关系问题,又有关键人物为思想之榫卯,“六经皆史”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者之间,就产生了内生性逻辑关联,极具方法论启示之意蕴。

   【关键词】 六经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章学诚,范文澜,毛泽东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非偶然,是由我国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危难之际,从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连,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内生性演化之结晶,承继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生俱来有着鲜明的中华文明特质。

  

   一、引言:一脉相承的经史问题意识

   清代中叶,面对经学训诂学之兴起与挑战,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这是其历史哲学之核心。他从重建经史关系之视角,意图修正儒生“六经为载道之书”的历史成规与理论偏见,力求为“史”正名,同时给予“经”应有之地位。浙东后辈章太炎承继“六经皆史”说,指出:“百年前有个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意见就说六经都是历史,这句话,真是拨云雾见青天。”①无独有偶,师从黄侃,深受章门师法影响的范文澜,对“六经皆史”亦有批判继承:“章学诚说‘六经皆史’,这是很对的。因为六经正是专官们保存了些文化记录流传下来被尊为经典,当初既没有经的名号,也没有特别贵重的意义。”②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影响深远的“整风运动”。其核心问题是处理共产党党内的经史关系,即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经”)与中国历史实践(“史”)之关系。就在此时,1940年刚到延安的范文澜连续三次就中国经史关系作演讲,毛泽东当即去信:“文澜同志: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③可见,毛泽东一方面十分关注国民党力倡的尊孔读经复古运动,迫切希望用马克思主义予以批判;另一方面高度重视经学,对当代经学代表人物甚为熟悉。由此,范文澜这位史学“秀才”,被毛泽东这样一位为数不多的对经史问题极为关注的共产党领袖相中,便绝非偶然。毛泽东遂命其编撰中国通史,范文澜也不负重托,于1941年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对此毛泽东高度评价:“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④

   近代中西方遭遇以来,在坚船利炮之下,中国人失却故步,丧失自信。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急迫期望从传统“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甚至是向往“三代”的退化史观中走出来,向西方寻找重建史观的思想资源。虽身处西北小城延安,毛泽东胸中却装着整个天下,深知重建史观是赢得中国革命之关键。在他看来,共产党人无论对待马克思主义、历史文化传统,还是当前的革命实践,都须从理论上给出准确阐释,关键就在于史观之重建。当时的一些史学家对史观问题并未给予足够重视,特别是深受实证主义史学和传统文献学影响的傅斯年、蒋廷黻、陈恭禄等史学家,认为史学研究之基础与关键在于搜集和甄别史料。“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⑤他们避免任何主观偏见和政治立场,目的在于使历史学与意识形态脱钩,进而依据史实进行客观研究,并不注重史实背后的历史哲学即史观之建构。与此相反,共产党的史学家十分注重史观建构,面对严重危机,其史学研究特别是近代史研究都将民族危亡和国家富强作为历史书写的核心议题,关涉重大史观问题。正如范文澜所言:“一般学习历史的人,特别是做‘纯学术’的人,往往以为学历史无须学哲学。……如果不能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末,必然解脱不了实用主义和一切其他资产阶级哲学的枷锁,也就是永远不能不做它们的奴隶。”⑥如没有一套成熟系统的史观贯穿其中,历史即是一堆杂乱无章之史料。由此可知,历史哲学,也即是史观,乃史学之基础。面对共产党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国民党复古运动的严峻挑战,毛泽东一到延安即开始思考共产党人的历史观,要为党史、近代史、中华民族史构建起一套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符合国情的历史哲学叙事。“国共两党之争成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党建立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高点,而是一个新的史观。因为有这个史观,毛泽东就可以引领这个民族一步一步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所以他执政就非常有自信,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⑦正因有范文澜这样的既受过经史训练,有深厚经史功底,又经历革命实践,真诚服膺于唯物史观的历史学家之援助,毛泽东在处理党内经史关系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之“经”与中国革命实践之“史”的关系时便得心应手,为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建构起了一套中国革命的历史合法性叙事(这套叙事与传统循环史观、退化史观的明显区别即在于它是一套基于独立、解放、富强和复兴的面向未来的历史叙事),占领了意识形态与道义制高点,并很快使处于彷徨迷茫之中的中国人获得了思想武器,由此新的“天意”即历史发展规律被共产党人所掌握,他们进而带领人民成功实现了百年来的革命建国夙愿。

  

   二、“六经皆史”:章学诚的经史观

   清代中叶,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论。仅就经即史之关系而言,并非其首创,前人早有述及。王阳明曾言:“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⑧李贽更明确讲:“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监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谓《六经》皆史可也。”⑨他们虽都提及经史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但只是蜻蜓点水,直至章学诚“六经皆史”论应时而生自成系统,才赋予经史关系新内涵。如周予同所言:“章学诚‘六经皆史’,才真正成为一种系统学说,有其‘经世’理论。”⑩

   任何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思想学说之创立,都渊源有自。如能重回历史现场,深入思想史脉络中,便会知晓章学诚“六经皆史”并非拾人牙慧,而有其深切关怀。章学诚所处之世为乾嘉考据学兴盛之时,经清初顾炎武,至其同时代戴震的“经学即理学”命题,宣称六经乃载道之书,道毕具于六经,而六经所载文字及典章制度已非后人所能识解,必须借助训诂考证:“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能通其语言。”11章学诚所破所立,正基于此。“章学诚与经学家们的根本分歧不在义理与考据的关系,而在六经的位置:在经学家,道自六经出,非由文字训诂而不得门径;在章学诚,六经不足以尽道,他试图在史的范畴中另觅义理的途径。”12欲与“经学即理学”针锋相对,章学诚必须自立一套从本体到方法的更为彻底的经史理论,“六经皆史”说应运而生。岛田虔次高度评价“六经皆史”,视其为“中国学术史上最著名的口号之一”。13余英时则把它称为清代学术史上的突破性创见。14

   (一)章学诚的经史论

   “六经皆史”乃章学诚经史观之本体论。若想理解其经史观,则须先释“经”“史”之义。而在章学诚的视域中,何为经,何又为史?

   何为经?章学诚作独特训解:“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僭经以拟六艺,妄也。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15经非尊称,经之兴起势之然也。在章学诚看来,尊经一方面是因有传而始有经:“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于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16另一方面乃因诸子之兴而尊经。官师既分,处士横议,“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17。经非尊称,其本义为何?“‘《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18经纶本义乃谓“整理蚕丝”,引申为治国理政,即“纲纪世宙之谓”。章学诚如此定义经,乃是与“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19一脉相承,六经之迹可依可循,重实践而轻空言。何谓史?章学诚对史学抱负极大:“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20他不屑于与大史学家刘知几并论,对名噪一时的戴震则倍感恼火:“戴君经术淹贯,名久著于公卿间,而不解史学。闻余言史事,辄盛气凌之。”21章学诚所言史学,非四部之史部。“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22其所言之史,亦非史料,而须具史德,乃“著书者之心术也”23。“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下,推明大道……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24此笔削之义,其本在经世,能称为史学者,“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25。

   由此训解,我们便能深晓章学诚《文史通义》之开宗明义:“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26六经皆先王政典,是治国理政之史迹史录。章学诚重史之地位毫无疑义,但说其抑经却非如此。他非疑经之人,对孔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艺,以存周公之旧典”27赞赏有加,推崇备至。“古人之于经史,何尝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轻孰重哉!”28与其说尊史抑经,不如说是尊经之下,纳史入经,尊史为经。其政教合一的三代理想,即以史为经之根柢,让经不再置于空言,而有其坚实基础。由此,六经基于正史,史学内涵经训,经即史,史亦即经。由此而言,章学诚其实经史并治,经史并重。

   (二)章学诚的认识论

   章学诚力图建构一套从本体到方法之经史观,以清算“经学即理学”。前述从本体论作了论述,这里从认识论对其经史观作进一步检讨。“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谓是特载道之书耳。”29对此,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要义即严正指出何谓道,进而何以求道、明道。

   何谓道?《文史通义·原道》开篇云:“道之大原出于天”,“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30道即社会发展之必然趋势,与圣人无关。“圣人创制,只觉事势出于不得不然,一似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有所容心。”31由此章学诚判定:“孰为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32他常叹道之不明久矣,而世人不晓,“不知六经皆器也”33。道无可见,众人自不必说,圣人又何以求道?道虽不可见,但有一阴一阳之迹即器,道不离器,“知道器合一,方可言学”34。圣人藉器以见道。“《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35故道于器中方能求之。

何为求道之方?“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36道源于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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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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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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