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锦华:转型期的乡风文明:制度变革与伦理重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 次 更新时间:2020-03-26 22: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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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锦华  
传统农村生产方式是一家一户小农生产方式,其基础是土地私有,即便是1949年之后的乡村集体化运动中,一家一户的农民小土地生产方式变一村为一个集体生产单位,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小农生产方式的性质,以及以此为根基的乡村熟人社会的封闭性特征。传统儒家文化虽然已不再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但数千年历史的文化浸润,使其中尚未被时代淘汰的那部分在乡村日常生活、礼仪仪式中依然有一定生命活力。面对已经不是原来面貌的乡村,一方面我们必须正视因传统乡村巨变而引起的“将来谁来种田?”的社会焦虑,农民因进城务工导致亲人分离的情感缺失和传统乡村共同体的解体,以及乡村“空心化”带来的历史文化断层。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乡村社会正处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之中。阵痛不可避免,也给人以希望。市场经济的触角已延至这里,城镇化裹挟流向城市的农民,他们已经感受并体验了城市文明的魅力,逐渐熟悉城市生活方式,有了在陌生人社会生活工作的经历,其中一部分人已经留在城市或将成为城市新的市民;即便返回或留在乡村的村民也开始在生产过程中接触市场概念,借助现代通信手段了解外面的世界,因而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深受现代观念的影响,或者接受那些以前未曾接触过的观念并放弃曾经认为毋庸置疑的观念,或者因不同价值观的冲突而遭遇情感认同的困惑。具体到每个人则因其生存境遇的不同,影响的程度和广度各有不同,价值观念呈现出多样性的阶段性特征;或者可能因为生存境遇的变化,情感互动受挫,情感体验波动,个体价值观的情感认同过程也可能呈现暂时中断或认同对象的转移。城市生活方式中对物质文明的追求高于对精神文明追求的现象也存在于当下的乡村:一些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工接受了平等观念,却没有培植起契约精神;认同更具个性色彩的婚恋观,却淡化了婚姻关系的责任与义务;追求更多个人财富,却坠入金钱至上的泥坑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城市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中独立、自由、规则等现代文明价值观会随着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频繁流动而在乡村传播,给乡村带去新的风气。替代传统道德教化体系的精神文明教化体系尚未形成,价值观纷杂多样正体现了转型期乡村社会乡风民德的重要特征。

   我们知道,道德教化、精神文明普及与现代伦理建构需要通过日久天长的文化浸润、灵魂启迪、价值认同来完成。而人是在日常生活的经验中认同、接受善恶的道德标准,学会判断世事中的善恶的,一旦在情感上认同并学会遵守规则与规范,便会经历由内心感受到外部行动的过程,并最终将内化于心的道德标准约束自己的行为,继而以之评判自身的道德认知和行为方式。道德标准与规范是外在并超越人自身的,接受了它就意味着承担起维护捍卫它的责任,并将这种责任作为自己行为的动力。接受了一种道德标准,实际上就是在情感上认同某种价值观、找到了归属感。情感作为人之为人的一种本质特征,也是人性的刚性需求,是人与人心灵互动、交流的前提,就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讨论同情这一人类共同情感时所言:人之同情的感情绝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即便是最残忍的恶棍,即便是严重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丧失全部同情心。也许是曾经的贫穷限制了想象的空间,人们常常忘记了人不仅需要丰富的物质生活,也需要充实的精神生活这个常识,导致物质与精神的普遍失衡。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往往会忽略很多自然与人性中有价值的东西,比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与人之间的爱,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死亡的理解当人们意识到遗忘的后果,开始思考生命和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时,便会希望找回人性中被遗忘的最珍贵的东西,比如良知、同情心;发现日常生活中依然有着顽强生命力的那些传统美德:比如仁爱善良、堂堂正正、守护相望。其实,这些美德并非抽象空泛的概念,而是一种丰盈的德性文化,其背后有一整套与我们生存、生活密切相关的关于生活规范性和合理性的建构亦即韦伯所谓的“意义世界”。各种“回到传统”、“复兴传统”的口号和努力,无非是希冀并尝试在大浪淘沙后的德性文化的濡染教化下找到建构现代伦理的可能性。

   然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工业文明和现代科学技术广泛传播,传统乡村将随着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消亡而终将消失,似乎是不争的事实;一并消失的还有关于这些村庄的变迁史和家族故事,以及随着载体的消失而消亡的文化传统、家风家训家规。即便保留下来的村庄,其乡情村史也将随着村中的年长者的离世而消失。那么,如何在重建中延续传统?回望历史,体验乡情,发掘农耕智慧,传承文化活的灵魂,接受精神滋养,无疑是重建不可忽缺的内容;尽可能保留那些一旦失去再无可能弥补的历史文化遗产,清楚地知道自己从哪儿来,才能更清楚地明白自己将要往哪里去。然而,简单提出回到过去,恢复传统,脱离当下实际,只能是空谈;而一味强调现实的特殊性,割断历史,则使文化建设和伦理重建失去根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主张一种基于中国人生活经验,且充分吸取总结中国本土经验和文化传统的德性文化和现代伦理。

   “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乡风民德是乡村治理的灵魂,其引领风气、凝聚人心的作用无可替代。营造乡村道德文化的氛围,重视乡村历史场所的教化功能,重启家风家训和村史的修撰,无疑是润泽乡民、记住乡愁的有益尝试。对于个体的人格而言,如何在与道德文化和伦理秩序建构的互动中完善自身,显然是不可忽缺的一个环节。中外先哲们都十分重视道德人格的塑造,视为人的精神之成长、成熟:如柏拉图的“善高于存在”;孔子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也是此意。精神的成熟首先在于“善”根植于心,具有完整的道德人格,选择自律为行为准则。从不成熟到成熟,精神经历了一个成长的过程,人性中潜在的善得以激活培育,进而发出善的行为,终有完善的道德人格。人性中的恶则需要规则和制度方能遏制。因此,现代文明的建立须有效的约束机制,除了人的内在自我约束,亦即道德人格的完善,更重要的是外部制度约束。当人的内部自我约束尚未建立起来,不能使行为者自觉主动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时,外部制度约束就会发挥作用。现代乡村框架下的伦理建构,固然需要传统资源的借鉴和当下经验的总结凝练,但批判的维度不可忽缺,更有待于现代民主与法治的规制和护佑,而公序良俗、民主法治也须体现现代伦理和道德精神,才能走上善治之道。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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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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